黑塞的精神苦旅

文/田大安

赫尔曼·黑塞说：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发现自我，固守自我，沿着确立的道路向前走，而不管它通往何方。然而，关于人生的任何一个回答，都可以牵连出无穷的问题，如果承接黑塞的说法，那么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必然浮现：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路通往何方，有如何这是一条应该坚持走下去的路？而所谓的“发现自我”，又牵连出几个重要的人生问题：自我是什么、真地存在吗？如果不存在，又如何能够被发现；如何存在，又如何才能发现它？

“自我（individual)”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最早提出来的，英文的本意是“不可分割的”，詹姆斯把自我分为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认为自我是个体所拥有的“身体、特质、能力、抱负、家庭、工作、财产、朋友等的总和”。而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语境下，对“自我”术语的使用差异性很大。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自我”被作为与“本我”“超我”并列的构成人格的一个部分；“自我”来自人的本能，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和追求个人利益实现的特征。

诺斯替哲学建立了圣灵、心灵与物质三种类型，它们与人类的思维、情感、感觉三种心理功能相对应，由此，我们也可以对现代的心理取向有三种分类：以理智主导的人、以情感主导的人、以自身感觉（注重物质需求）为主导的人。从人的心理驱动力而言，前两者也可以归并为内驱型人格，第三者可以称为外驱型人格。在内驱型人物的心理中，理性与情感往往存在斗争；而外驱型人物朝向外在客体，听从自己的感受和对外界的认知。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最终所遵循的都是思维、情感与感觉的三者整合；也就是说，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充满理性的学者；一个注重内心生活的人，也可能拥有一个伟大的外在目标。

人心理的发展会遵循着最小阻抗的原则。一些人在某个方面拥有天赋异禀，而一些人则在其他方面表现突出；一些人有着内省和自我抑制的倾向，一些人则表现出同情和渴望参与的倾向。这种偏向的态度，一方面来自先天禀赋，一方面则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单一的态度会导致心理适应的缺陷，如果对这种缺陷放任不管，则会导致适应的紊乱。

1.从“狼性”到“人性”的转化

黑塞的《荒原狼》便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这部小说通过对个人精神疾病的讲述，展示出现代社会中人性遭到分裂的恶果。主人公哈勒尔是一个孤僻的作家，他鄙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显然，他不肯接受集体文化的规训，而常常将自己幽闭起来，但他并非是一个完全孤立于社会的人，他有相恋的女友，也会寻找肉体上的欢乐，但是他的精神处于分裂的边缘。一天他偶尔读到一本《评荒原狼》的小书，恍若大梦初醒，从而人认清了自我：自己是一匹荒原狼，“人性”与“狼性”并存于一体。这里的“狼性”则意味着人的原始本性，而“人性”就包含社会规训和被集体文化所染濡的部分。他应邀参加群体的聚会，却发现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的盛行，而他的反战言论遭到群体性的排斥，为此，他更觉察自己与社会群体的格格不入，倍感孤独；他与酒吧女郎赫尔米娜身上寻获肉欲欢乐，又经赫尔米娜介绍而结识了音乐人帕布洛和姑娘玛丽亚，他在音乐和感官享受中获得了暂时的精神解放，但当他看到赫尔米娜和帕布洛亲近时，则“狼性”大发将赫尔米娜杀死。哈勒尔既像狼一样被他人追猎，也像狼一样伤害着他人。他在与赫尔米娜、帕布洛、玛丽亚等等人的相互交往中走向了人生的两难，步入了人生的绝境；最终他又从歌德、莫扎特等“不朽者”的崇高思想中得到启发，重新回归现实生活。

在《荒原狼》中，哈勒尔作为作家的身份设定，是极为独特而富有意义的，社会对作家的功能性要求，就是他需要贡献出某种人物典型、奇异的情节和独特的思想观，而哈勒尔的自身经历就成为了他所需要书写的作品。事实上，黑塞并没有为读者讲诉哈勒尔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而黑塞通过对哈勒尔的塑造完成了这部小说。为此，哈勒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黑塞的自我投映。而哈勒尔从“狼”到“人”的回归，又意味着什么呢？

回归现实就是回归社会，将个体性融入到集体性之中。而这种回归也实现从“狼性”到“人性”的转化，或者说将“狼性”更深地隐匿起来。哈勒尔从歌德、莫扎特等人的思想中又汲取了什么精华？显然就是某种被集体所接纳的个体贡献——将个体的价值实现于集体的功能性结合起来，让自我的个性得以开发，从而成为一个具有突出能力的人，而自觉地将自我的野蛮性遮蔽起来——现实的要求就是如此。荒原狼的回归就是接受社会的规训，将自我精神的全部能量汇聚到社会对其功能性的要求上；超越对自我的过度关注，进入一个“忘我”和“无我”的境地，将原本压抑的势能注入全新的集体性的发展之中，这包括思想的、情感的和感觉上都纳入到社会文化的轨道之中，让个体价值表现为集体的价值。

至于如何才算了解自己，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则需要看他何时能最大限度地摆脱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的强制性束缚，获得对自己个性的清晰概念。”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独特的天赋和个性，但追溯人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个人一出生就会落入到集体的关系之中，在强大的有形与无形的社会规训之下，每个人的个性必然地被遮蔽、被泯灭。种种集体取向的心理会以投射的方式影响个体的心理，从而消除了每个人的个性。而发现自我，无疑就是将个体心理从集体取向的心理中唤醒，令其回归到他的自身之中。

黑塞在《荒原狼》中所显露的正如席勒在《美育书简》中的观念：“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无论我们通过人的能力的分化培育能获得多少好处，但不能忘记的是，在这种令人诅咒的普遍目的中个体必然要遭受的苦难。……我们曾经是人性的仆人，我们被它奴役、为它劳动，时间长达几千年，它摧残了我们的本性，并在其上打下屈辱的被奴役的印记，但只要后世的人能获得幸福安乐，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并获得人性自由的发展，这种牺牲又何足挂齿！但是，难道说人们无论为了达成什么目标都可以忽视自己吗？难道说自然会剥夺理性给我们规定的完整性而只为了达成它自己的目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此，在培育个体的能力时以牺牲个体的整体性为代价，这种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或是当自然规律想这样做时，我们绝不应该将那些被技艺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整体性彻底放弃，而应该通过一种更高的技艺（艺术）将其重建起来。”

席勒所表达的是“美学的救赎”，以此替代过去的“宗教的救赎”。席勒提出了“个体的整体性”问题，并指出一个被集体性奴役而能力分化的人，在满足社会性的功能需求之于，可以通过“更高的技艺（艺术”将这种自然本性的整体性重建起来。对于“荒原狼”而言，黑塞给出的答案与席勒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荒原狼”哈勒尔正是从歌德、莫扎特等人的身上，发现了重建自我的启示。这种自我的重建，无疑正是“荒原狼”将原本分裂的精神融合为一格和谐的整体性。在《荒原狼》和席勒这里，美学（艺术）是一种以自我修炼、保有进取姿态的一种对参与或逃避世事的一种策略。

席勒的《美育书简》本身就是他与奥古斯丁贝格公爵的书信组成，而席勒与歌德是他们所共处的那个时代的两位典型，并且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交往。席勒在私人生活领域，就地集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刻的感受，正是表现在他身上的这种对抗，让他对重建“整体性”充满渴望。而“荒原狼”身上的个体性遭受分裂的痛苦与席勒所曾感受的痛苦如出一辙。当然，这里并非是说席勒是荒原狼的原型，而荒原狼的原型可能正是黑塞自己。

“荒原狼”所具有的个体生命以强度和美感，让我们找到了一个个体归化于集体的一个典型。那么，我们就此会生出一个疑问：一个原本注重个体性的荒原狼注定是痛苦和精神分裂的吗？一个人消灭个体性而回归集体性能够获得真正的自足与快乐吗？一个人是否能够从个体性中获得生命的满足？这些我们可以从黑塞其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2.自我独特性与社会性的平衡

在《德米安》中，黑塞便塑造了一个与“荒原狼”相反的典型：一个深入内心寻找自我的个体辛克莱，而个体的发展才能给予属于一个人的一切。这部小说所呈现的正是主人公辛克莱在德米安、皮斯托里乌斯、夏娃等人指导下，进行“争取个性化，争取成为人的斗争”的过程和艰难的人生选择。

“如果不能保证人的性格的独立性，无法从屈从于他人的专制转变为庄严的自由，那么人是无法使他内在的多样性与理想统一起来的。”（席勒《美育书简》）如何在保持性格的独特性的基础上与社会性需求协调起来，这无疑正是现代人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人从外界所能感受到的仅有专制之下的压抑，就无法真正实现他的社会性功能，这种对立必然让其灵魂经受着一场内战。而要保持“性格的独立”，就必须将这种冲突解决掉。而庄严的自由往往是和解的产物，否则一个人就无法完成合乎道德的自由人格的建构。而如果一个强求性格的独立性和完全放任的自由，那么，他就会陷入本能的冲突之中。事实上，属于人的道路仅能在人世间，人是无法自甘堕落为野兽回归自然的山林；即使回归山林，当外部的冲突消失以后，内心的冲突则会变得强烈起来；而绝对的孤独同样足以让人陷入疯狂。故而，每个人都面临着两场必然的战争：一场战斗是为了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解，一场战斗是为了实现本我与自我的和谐。而人的自由正是两种战斗得以和解的结果。

当然，有些人会甘于被奴役而对自由充满恐惧，从而寻求暂时的安逸，但他们所失去的是为人的庄严；也有些人出于对腐朽的社会专制的绝望，逃回到不受束缚的原始野蛮状态之中，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却很可能会失去人之为人的道路。像陶渊明那种“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梭罗那种在瓦尔登湖边过着简朴、静谧、悠闲的生活显然过于理想化，事实上，这种生活本身也是在几番斗争之后得到和解的一种结果。他们的退隐生活正是通过美学获得救赎的例证，所追求的诗意就是和自我对话、和自然对合或与神灵对话。

与“退隐”形成极端对立的便是选择“革命”，为了获得个性的解放，革命将那些渴望改变的个体汇聚起来，去砸烂那个腐朽的社会专制，历史中给了我们无数的教训。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是高举着崇高的理性主义、哲学与理性的大旗，通过一次次血淋淋的混乱厮杀，最终推翻了波旁王朝，但新的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则脱颖而出，真理与理性最终未能制服强权；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依然需要承受新时代的奴役。当然，与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不同，个体想要改变一个社会性的专制体系是极为艰难、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个体所能革新的仅是自我。

当然，个体的问题也会成为普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而集体性的野蛮正在于它激发了个体的内心狂热，让个体的野蛮得以汇聚，并对人性中的“恶”推波助澜。对于原本个体不可能具有的力量，汇聚为集体之后则变得可能。相反，汇聚了为集体本能的力量，也更容易流入个体。当属于个体的冲突所包含的心理因素与外在的事件契合时，这种个人的冲突就会得到更加肆无忌惮的释放。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纳粹的昌兴都曾是令人恐怖的顶点。表面上是集体的野蛮，其实也是个人的。而在集体的暴行之下，每个人所得到的绝非是自由和尊严，而最终总是个体的自由与尊严遭到摧毁。

就像一个国家会因为内战而变得狼藉不堪一样，个体也必须在内心世界寻获到某种有序与和谐。在《德米安》中，埃米尔·辛克莱就曾遭遇到来自克罗默的伤害，他孤独、胆怯、彷徨、叛逆，陷入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怀疑，为此希望从自然的天性中去寻找让灵魂和精神告别无序与混乱的方法，而德米安所扮演的是辛克莱精神导师的角色，他对辛克莱重新阐释了该隐和亚伯故事。在圣经故事中，因为杀人而让该隐背负着“罪恶”之名，而亚伯则应遇害而受到人们的同情，自然就成为了“善”的代表。但德米安认为，不应该武断地定义“善”与“恶”。该隐的弑弟行为固然代表着人类普遍存在的自身的缺点，该隐遭虽然遭到驱赶，但依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并被赐予了庇护的印记。为此，人应该从上帝的行为中得到启示，从内心接受犯罪后的该隐，因为每个人的内心也都有着该隐的影子。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偏狭的执念，而造成内心的分裂。德米安唤起的正是辛克莱的自我思考，而不是盲目地遵从传统和权威的观念。

人们的思维与直觉、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永远不会消失。席勒在1794年8月31日给歌德的信中就这样写道：“通常，当我想进行哲学思考时，诗人气质却往往将我征服，而当我想成为一个诗人时，哲学家的精神又俘获了我。甚至于，抽象力常常会干扰我的想象力，而冷静的推理力又浇灭了我的诗情。”

人的成长关键就体现于内心的整合与协调。德米尔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自我原型，让辛克莱通过自身的遭遇与梦境，重新理解了“善”与“恶”的各个方面。仅有接受自身存在的恶，才能宽容自己和他人，走出内心的冲突和与他人的冲突，在这种整合与协调中，获得和谐与安宁，回到光明世界。黑塞通过《德米安》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人在面对自身所遭遇的一些“恶”之后，如何处理认清自我，以及如何自我与本我、自我与他人的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故事。

如果缺乏自由探讨的精神，人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就是绝对的真理，而失去开放和包容性，自然就会陷于虚妄的执念和狂热之中。荣格说：“野蛮性只会在这样的地方存在：对理性和真理的作用存有过高的期望，甚至因为近乎迷信地高估了‘真理’而赋予理性非常高的效力。野蛮性和片面性是同义词，它不受控制，甚至会走向极端。”

社会往往会形成个体难以跨越的障碍。对于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方案：“人的价值在于同整体，即同社会的关系，作为公民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分数单位，他是分子，必须依赖于社会这个分母。此种制度才是好的社会制度：它最知道怎样做才能改变人的天性，怎样做才能剥夺人的独立性而给他依赖性，怎样做才能让人被群体所吞没，变成其中的一员。”

卢梭在此所强调的更多是社会的责任，以及社会如何将人召回到自己的怀抱，而对于个体而言，则应听从社会的呼声，积极融合于其中。卢梭站在社会的角度，呼吁个体放弃对自身独特性的坚守，勿将自然的情感与个体愿望，而更多地关注于公民义务和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卢梭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自然人虽然具有全然的集体性；每个人既存在于他自己，也在于他人，而绝非是一个天然的统一体。个体所承受的苦难既可能来源于其自身，也可能来源于他所处的集体。

后来，卢梭又修正自己的这个观念，他说：“不管时间、地点，还是人物、事件，或是任何那些现在我们拥有，或虽然现在未拥有但将来可能拥有的事物，我们都要将它们抓在手里，并进行掌控；然而我们自己却是最可有可无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分散到整个世界去，而对这个辽阔的空间的一草一木进行细微观察……难道正是天性使人们这样远离自己吗？”

卢梭认为，个体性的受压抑是近代才发展出来的。事实上在古代，甚至根本谈不上个体性，压抑的权力其实无意识地存在于我们自身及我们野蛮的集体精神中，从集体心理角度来看，个体发展只要不是直接为集体目的服务的就都是难以被容忍的；人们认为这种权力属于教会和国家体制，即便有机会也无法逃脱这种永恒的道德命令。

因为，人们所受到的教育都具有回顾性取向，历史总是被有意无意地美化，而人们也总是习惯性地到过去的幻念中寻求资源来重建现实，就像德米安从圣经中的该隐与亚当的故事中寻找启示。神话般存在的历史，寄寓着人们对于自由的黄金时代虚幻的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早期人类总是具有半神的特征，精神抖擞、能力超强，具有永恒的美。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就表达出对古希腊时代的倾心，并追溯到一个原初的英雄时代，他写道：“在那里，从他那具有魔力的天性的纯粹的以太中，美的源泉喷涌而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世上的腐朽都无法玷污它，也正因为这样，世代与时代才被抛进了无底的深渊。”

早期人类的英雄都充分展现出他们的个体性，充盈的生命力让他们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超脱了生存的困顿、哀愁和与自然的艰苦抗争。我们相信，每个人的身上依然存在着那种从未被玷污的天性，它们潜伏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这些天性与美都能够在远古的英雄的身上找到。然而不幸的是文明状态永远不可能还是自然状态，就像卢梭说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他只能选择一种。”

在《德米安：彷徨少年时》这部小说中，黑塞写道：“人的一生就是探寻自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选择。尽管未曾有人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但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或笨拙或明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每个生命都带有其自身的出生痕迹，并始终铭刻在基因中，直至死亡。一些生命从未进化成人，比如青蛙、蜥蜴或蚂蚁，还有一些成功了一半，如美人鱼。然而，它们却代表着自然在造人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尽管我们出生时均类似，但在奋斗后拥有不同的命运。我们似乎能够了解他人，但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读懂自己。”

3.美学的救赎：作品成为自我成精神的诊断书

在古代社会，个体的发展受到传统价值观念和少数统治阶层的影响，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转化为心理领域内的奴役，社会规训都在于贬低个体意识而提升集体意识。德国诗人席勒就在《美育书简》中说：“片面地训练这些能力无法避免地让个体陷入谬误，但却使人类得到了真理。”家庭和学校都致力于培养对社会拥有的人，但是却对个体形成了伤害。在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这种伤害到来非常严重的程度，社会上的组织所追求的就是将个体全面扼杀，因为这些组织所希望拥有的仅是人所拥有某些功能，而这些属于人类的优势功能也仅是建立在机械化运用基础之上。在现代的集体文化中，“人”不再是自然属性的人，人不再以人的形式出现，而成为纯粹功能的象征。人的功能性服务于组织或社会的目标；而真正的人却消失了，每个人都成为了机器的代名词。席勒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功能的分化仅有依靠一种方法：“要想发展人的多种能力，除了使它们相互对立，别无他法。各种能力的对立是文化的重要工具，但也仅仅是工具而已；只要对立存在，人就只是正走向通往文化的路上。”

席勒的观点是，个体发展往往并不能与集体文化的发展保持一致，但个体的发展被严厉地要求归入文化当中。现代社会，虽然经历了无数的人权解放运动，但组织文化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影响则更加全面而深入。如今，大部分的个人兴趣受制于集体的兴趣，个人的要求服从于集体的要求，高度的组织性使个体发展的空间变得狭窄，这对个体显然是伤害性的；每个人作为集体性的存在凌驾于个体性之上，他的功能性发展很多时候正是以牺牲个体性为代价的。在这里个体的“本然”与集体所要求的“应然”形成了分裂，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二者之间获得平衡，则会陷焦躁、痛苦入、精神错乱和疯癫之中。

“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是其自身的写照，一场自我分析，一种自我解读。”（弗朗索瓦·马修语）对于德语文学史而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二十年，海因里希·曼与托马斯·曼兄弟、里尔克、穆齐尔、卡夫卡、布洛赫等人相继诞生，他们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震人心魄、色彩斑斓的现代派文学光谱，而赫尔曼·黑塞自然也是这个光谱里的一部分。

1877年7月2日，赫尔曼·黑塞出于德国黑森林区的小镇卡尔夫，这个小镇坐落在风光秀美的施瓦本山林之中，拥有上千年的历史。自十七世纪晚期以来，卡尔夫就深受虔敬派符腾堡分支的影响，具有强调内省深思的宗教氛围。赫尔曼·黑塞就诞生和成长在“一个日耳曼和新教徒的世界，但也向大地敞开，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黑塞在1931年写道，“我的祖辈和父母的生活完全依照神之帝国的旨意，他们是最虔诚的仆人。”

黑塞的外祖父赫尔曼·贡德尔特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和传教士，曾受巴塞尔崇真会派遣，在印度传教二十余年；而祖父卡尔·赫尔曼·黑塞是一位医生和牧师。黑塞的父母也曾远赴印度传教，他们从遥远的亚洲带回了佛教与印度教文化的书籍、雕像和别具风情的精神资源。他们皈依新教，远离北德意志的路德教以及南部的天主教。

1881年至1886年，黑塞一家搬到大都会巴塞尔城郊的一座农庄。赫尔曼·黑塞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他和家人在此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我在那里长大。那个时期在我记忆中刻下了我们居住的那条街，沿街只有一排屋子，宽敞又明亮，直通城门。然后是城市最标志性的建筑，比如市政厅、大教堂、莱茵河上桥。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屋后的那一大片的草地，对那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来说，那片草地就更加大得无边无际了。”

在这里，母亲玛丽会读圣经故事和格林童话给孩子们听。而生性敏感的小黑塞表现出想象力的天赋。他开始探究身边的一些自然现象和事物之间的关联。到了星期天，父亲也会带他到市区去参观大教堂，看看它的广场、回廊、历史博物馆。也会定期去美术馆，小黑塞很喜欢阿尔诺德·勃克林（Arnold Böcklin）的壁画、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油画。

在巴塞尔，小黑塞开始对绘画和音乐产生兴趣，他会在纸上画画、写诗，或者谱写一些旋律。九岁时，父母送了一把小提琴给他，他努力着想成为一名小提琴手。他为此沉溺其中，开始厌学。在1886年，他的父亲约翰纳斯为了接替岳父赫尔曼·贡德尔特的出版社社长一职，不得不携家带口回到了卡尔夫。1888年到1890年，黑塞在卡尔夫中学就读。小黑塞喜欢写作和文学。他暗自决定这辈子要“以诗为生”。但成为诗人并非是一个看起来靠谱的谋生之道。诗人和作家，就像英雄、伟人一样受人歌颂却脱离现实。荷尔德林的一首小诗断章《夜》唤起他隐秘的激情甚至忧伤，“它是我父母的语言，却第一次如此深沉、神圣和有力地响彻在耳边。”黑塞被自身的幻想所引诱，一度跟随一个小矮人，纵深跳入广场中央的喷水池。要不是一个姑娘把他从水里拖出，他大概也就命丧黄泉。

小黑塞并为将自己成为诗人的想法告诉任何人，而他的父母为他准备了另一条道路：他将接受成为神职人员的教育。“他要在符腾堡准备邦试，通过一场面向十四岁男孩的升学考试。那些具备优秀才智通过考试的学生，才可以领到政府奖学金，进入新教的神学院，在斯提夫特进行培训学习后，进入图宾根大学。”1890年2月，未满13岁的小黑塞在格平根的拉坦舒勒学校登记入学。

校长奥托·鲍尔（Otto Bauer)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渐渐地，小黑塞开始对学习感兴趣，他变得聪慧机灵。一年半的强化学习之后，黑塞顺利地通过了邦试。1891年9月15日，黑塞进入了毛尔布隆修道院神学校的预科班，次年5月7日便从这里离开。尽管黑塞在毛尔布隆修道院神学校待的时间并不长，但这里成为黑塞之后创作中最常出现的地点原型。比如，在《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中，歌尔蒙德进入的正是一所神学校；在《玻璃球游戏》中，约瑟夫克乃西特被送往一所名为“玛莉亚菲尔兹”的天主教本笃会修道院。在《在轮下》里，当汉斯·吉本哈特进入修道院时，黑塞就写道：“毛尔布隆这座偌大的西斯特修道院坐落在小城西北边，周围青山环绕，绿水如镜。宏伟坚固、保存良好的古老建筑给人一种威严之感——里外都很壮观。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与周围美丽、宁静、绿色的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轮下》所描述德修道院的情景，正是当年黑塞在母亲玛丽的陪同下所看到的情景；小说中的主人公汉斯·吉本哈特自幼失去了母亲，黑塞在描述吉本哈特心情时写道：“那些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神学院的男孩们可能会回想起在家的甜蜜时光和温情时刻，但汉斯吉本哈特显然不是这类人。没有母亲的陪伴于他而言，压根就不是个事，相反的，他倒可以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一众母亲。”

在神学院，黑塞乐于交友，与同学们相处融洽，但是他依然热爱独处，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沉浸于冥想，然后将之记录下来，这个习惯他维持了一生。也就是在神学院里，黑塞他对路加福音和荷马产生了质疑。这令他的父母感到不安。还有一次，黑塞竟然从神学校逃离，这让学校感到很惊慌，而他的母亲甚至猜测他可能会投湖自杀，虽然他最终回到了学校。但这让他的家庭对他产生了担忧。后来，他在给父亲的信里，谈到了“流浪于符腾堡、巴登以及黑森二十三个小时的经历”，并提出“不再去上小提琴课”的请求。学校也将黑塞这次逃离视为是他“过分沉迷于浪漫主义的四喜以及极端情感”的结果，但也有人认为黑塞应该退学，副校长就建议黑塞去上普通高中。黑塞也承认自己“缺乏自律以及约束精神与内心的能力”，而这是神学校的孩子必不可少。

逃离事件虽然看起来无足轻重，但对黑塞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其家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逆行为，是对僵化的家庭宗教传统的反抗；这也预示着黑塞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坚定自己成为诗人和作家的理想；这也他与家人的一场心理战的开始。同时，在学校，身边的同学也开始远离他，黑塞最好的一位朋友就在其父亲的强迫下与其绝交，黑塞失去了与之分享诗歌、思想和自由的人。因此，黑塞患上了严重的头痛与失眠症，变成了一个易怒而阴沉的少年。

神学院的职责便在于驯化年轻人那种狂野的天性，点燃并培养他身上的一些品质，引导他们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如果没有学校的教育，“那些幸福的市民和可靠的公务员，指不定会变成一群桀骜不驯、脾气暴躁的所谓发明家”。

“当一个他一直寄予厚望的孩子的天赋突然间迸发，当这个男孩放下了他的木剑、弹弓、弓弩和其他所有玩具，当他开始发奋图强，当深奥的学习将这块璞玉打磨成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近乎禁欲的苦行僧，当他的脸上闪耀着睿智、深邃和坚毅的神情时——作为老师，内心是既高兴又骄傲的。老师的义务和责任是去掌控这样的原生能量和欲望，并将之替换成更冷静、更文化的理想。……在老师看来，天才就等同于坏学生，玩世不恭，十四岁就抽烟，十五岁谈恋爱，十六岁就到酒吧厮混，读禁书，写有悖道德的文章，有时候在班上直勾勾地瞪着老师……一个老师宁愿自己的班上多几个蠢材，也不愿有一个天才……”

神学校所奉行的是一种冷酷的教育制度，绝大多数的教师缺乏批判精神，仅是承担着社会机器里的角色，导致年幼的学生们成为体制的受害者。这对自由充满热望的黑塞是一种现实的折磨。但是他无法摆脱形式主义教育所带来的痛苦，除非他甘愿成为其中一员。《在轮下》正是成年后的黑塞以虚构的笔法揭示了自己在毛尔布隆修道院神学校的这段经历。在小说中，黑塞塑造了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汉斯·吉本哈特和赫尔曼·海尔涅（Hermann Heilner)。黑塞将自己的疾病、绝望和自杀倾向付诸于吉本哈特，而海尔涅则寄寓着黑塞的理想和对自由的渴望。好学生吉本哈特却在海尔涅的影响下，逐渐变成了老师眼中的害群之马。这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物反映的正是黑塞当年的人格分裂：一边是想成为诗人的理想，一边是在逃离神学校之后，克制着内心的热望，少年痛苦的现实。

“在神学院，有一到几个学生在四年的上学期间退学了，这是很常见的。偶然他们中会有人死了，要么在其他同学的圣歌声中在学校入土为安，要么由一帮好友将遗体护送回家。其他时候，因为做出了什么让人无法容忍的不端行为，一个男生会直接辍学或者被勒令退学。还有一个偶发的状况——虽然可能性很小，而且仅在高年级阶段——一个绝望的男生因为想要从青春期的苦痛中解脱出来，直接投河或饮弹自尽。”黑塞在《在轮下》中所描述的学生自杀的事件，其实也正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在短暂的休假之后，黑塞回到了神学校。但他的离校更让他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因为他私下发表自杀的言论而遭到了两位学生家长的投诉。人们开始怀疑黑塞患了精神病，但他的母亲玛丽坚决不同意将黑塞送去精神病医生那儿进行治疗，她认为这样只会将一个神圣脆弱的少年直接变成精神病患者。于是，黑塞的父母将他神学家克里斯多夫·布伦哈德（Christoph Blumhardt)所掌管的疗养院进行观察治疗。布伦哈德认为，黑塞的问题是因为教育方式引起的，那儿的治疗方式主要以宗教活动为主，配合以草药、沐浴以放松为基础的自然疗法。

在疗养院，新鲜的空气以及自由的时间作息对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渐渐融入疗养院的生活。他学习法语，恢复了对大自然的兴趣，开始欣赏并且演奏音乐和阅读某些书籍。但伊万屠格涅夫的小说《烟》对黑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烟》讲述一对富有激情的恋人分道扬镳的故事。俄国青年列特维洛夫在德国学习期间偶然遇见了若干年前曾经热恋过的伊莲娜，但伊莲娜已成为了一位将军的妻子，并在社交界颇具声望。但这次相遇令她重燃爱火，列特维洛夫经不起诱惑，便撕毁了与未婚妻的婚约，而欲偕同伊莲娜私奔。但伊莲娜难舍虚荣豪华的生活，便再次抛弃了他，列特维洛夫只好孤身回国。这部小说整体有着浓浓的悲观情调，进步青年的理想在遭遇爱情时瞬间瓦解，而最终的人生给人一种幻灭感。、

《烟》中的情节正与黑塞暗中的一段经历相似，十五岁的黑塞暗恋上了一位同样爱好文学的女士欧也妮·科尔布（Eugenie Kolb)，欧也妮比黑塞年长七岁。恋爱的冲动点燃了黑塞心中的烈火，他向她告白了，但是她坚定地拒绝了他。于是，黑塞向疗养院的总务布罗德森（Brodersen)借钱，买了一把左轮手枪，随后他给院长寄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目的：他决定自杀，并请求院长将这封信交给他的父母。黑塞的这一举动，让疗养院和他的父母都吓坏了。布伦哈德说黑塞德行为大概可以视为是场“恶作剧”，但建议将他送到另外一家精神疗养院。于是，黑塞被托付给了施台藤堡疗养院的沙尔（Schall）牧师。这座疗养院主要收容精神病和癫痫病人。

在《德米安》中，欧也妮·科尔布成为了贝雅特丽齐的原型：“她身材修长、穿着优雅且面庞透着精明与英气。我一下子陷入爱河，她就是我一直想找的女孩。她看起来比我要小，却显得更加成熟，周身散发着优雅成熟的气息；但其面容中透着些许阳刚和稚气，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沙尔牧师在黑塞阅读的小说书目中找到了他的病因，他认为这些书让黑塞变成了一个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而不再对现实有所期望的人。但是沙尔牧师表示乐观，他建议让黑塞回到家中静养。然而，黑塞位于勒德尔加斯的家此时因人口众多而显得极为嘈杂，家中除了同母异父的二哥，还有弟弟妹妹和一位寄宿生，还接待军队的借宿，不断有“俄国-德国人以及附件教区的人员来访。而黑塞的父母被工作和家庭的各种事务压得精疲力竭。于是他的父亲决定还是将他送回到施台藤堡疗养院。而这一举动无疑加深了黑塞的误解，认为家人将其视为疯子，最终想拜托他。为此，黑塞在离家之前写了一首诀别诗送给了他的父母：

自由再一次见鬼去，

一直以来它不过是过眼云烟，

他们将我送入精神病院，

他们确信——而且深信我是疯子。

回到施泰藤，疗养院成了一座监狱，黑塞更加绝望，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自由、亲人、故乡、爱情、信仰和希望，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厌憎，他在信中质疑父亲对他的感情，指责父母对宗教的盲目性。就在父母陷入百口莫辩的处境时，黑塞提出了自己想去在巴塞尔时就认识的菲斯特牧师那里的请求。

在巴塞尔的卡恩斯塔德文理中学，黑塞获得了自由而重生。他的神经质时期似乎已经过去，身体也恢复了健康，他有了新的目标：通过国家的资格考试后，凭证书可将原本三年的兵役减为一年。而菲斯特牧师是第一位发现，黑塞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脆弱”“道德败坏”以及“疯狂”等等叛逆和极端行为，都可以归结于他的早熟。黑塞已经读了很多书，对文学有着很多真知灼见，他的思想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

在文理中学，为了通过国家考试，黑塞一时表现良好，他通过努力学习，很快赶上落下的学业，并成绩优异。但高中生活和日常人们的议论，让他的厌世和恶心愈发加重。他时而又陷入对未来生活的怀疑当中，他在给母亲玛丽的信中写道：“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幻想；我的病情仍旧同巴登博尔的时候一样，对我来说能立即死去是最好的。……我对一切毫无兴趣。日复一日，人们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讨论着语言，大建设，战争，人民，各种数字，各种假想，研究，皇帝，军队，验电器，成堆的新事物——我就听着；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什么都无所谓……我以后也许可以成为医生，大学教师，甚至于授获国家资格的特级教师，或者变成这一类拥有特权可以做蠢事的人，顶着一个大肚腩，穿着丝质背心，口袋里装一枚带金链的怀表，然后在疑病忧疴中被层层稿纸、卡片以及书本葬埋。”

事实上，黑塞之所以想上卡恩斯塔德文理中学，就有着欧仁妮·科尔布的原因。黑塞同她碰面，并再次向她诉说心衷，但显然又遭到了拒绝。而每当海塞对女性之爱的索求中遭遇到失败，他便会将心中的憎恨迁移到母亲玛丽的身上，憎恨她与父亲一样对宗教的虔诚。

也正因为对中学生活和寄宿同学的厌倦，常常过了门禁时间才回来，他逃学去斯图加特，开始无节制地抽烟喝酒，撒谎，还借了一大笔根本还不起的债。他与一位二十多岁、非常有的名叫夏尔·GL的人交往，这个人将一些年轻人召集起来，将他们拖进了“自由主义者的生活里。”

黑塞最终还是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拿到了证书，可以只服一年的兵役。在离开文理中学后，他的舅舅大卫·贡德尔特为他找了一份在书店当学徒的工作，但是仅仅工作了两天，他便发现书店的工作比高中生活更为单调，随之用逃离了。他在给舅舅的信中写道：“我非常热爱文学、诗歌，喜欢泛神论和美。拥有和您不同的思想毕竟要比没有来得好。泛神论者，梦想家，对你们基督徒来说，并不见得比无神论者或者虚无主义者来得高贵。现在，我是我自己得神，我是个彻头彻尾得自私者。正是如此……我如此醉心于诗歌，以至于我自己也写作它们。当我曾经想与人分享自己那些小小得创作时，家人们耸耸肩——投以嘲笑或是将之残杀——却是不相识得人恢复了我的勇气。”

也就是说，在十五岁时，黑塞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喜好与理想，但是父母并未能够为他的文学之路做出规划，更别说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而黑塞起伏不定的精神也正与此有关。相对于那些始终不知道自己喜好和理想是什么的人，黑塞显然也是幸运的，他无疑比别人更早地知晓了自己的天命。

从1893年到1894年，黑塞在父母家中得到了良好的休养。他除了音乐和园艺之外，他阅读了祖父的大量藏书，其中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语文学和哲学书籍。黑塞也试图在父亲担任社长的卡尔夫出版社帮助父亲，但黑塞一幅心不在焉的样子惹怒了父亲约翰纳斯，而黑塞也因父亲拒绝承认自己身上的艺术性而变得愤怒。父母觉得已经恢复健康的黑塞需要一份有规律的、正经踏实的工作。最终，黑塞接受了到一家钟表公司当学徒的工作。

在充斥着粗鄙调侃的工坊，文学成为了黑塞的栖身之所。尽管钟表公司的工作条件艰苦，工人们言行粗鲁，但黑塞对自己身为一名“机械师”感到高兴。通过劳动，黑塞获得了将生命分成两部分的智慧：在工作时间，他做着车钻铣铰、焊接铁制零件的工作，有时候，他还和其他工人一起登上钟楼维修自鸣钟。在完成每天的工作回到住处之后，则将身心全部投入文学，阅读、思考和写作。此时，他已经接近一位作家的生活。后来，《玻璃球游戏》中的游戏的创造者就使用了钟表公司老板海因里希·佩罗特（Heinrich Perrot)的名字，以示对老板的敬意。

那个时期，黑塞最为推崇的是歌德和席勒，同时他还崇拜海因里希·海涅。但父亲约翰纳斯曾禁止他阅读海涅的作品，但黑塞偷偷将海涅的书藏在抽屉里。

受到海涅撒旦派思想的影响，黑塞将小说的处境比作瓦卜吉斯之夜的“巫婆小锅”，里面“煮着某些现实主义小说，但由于重要主题已经差不多写尽了……所有这些群体都会围着布罗肯山扎营，撒旦在那里组织了一场晚宴，为那些持反对派政见的媒体代表准备了茶和奶油小点心。”黑塞发现大多数小说家都只会简单迎合公众的喜好，运用机械的方式写作，他们的新作和旧作并无真正的差别，只是越来越堕落、粗俗。而如果仅仅围绕公众喜好而写作，那么就永远写不出真正的好小说。

1895年，黑塞一度想去印度、俄国或巴西当农民，但他又开始遭受头痛的折磨，并对钟表公司的工作感到不满。9月，在父母的允许下，他辞去了工作。10月，通过在报纸上登载了一个求职告示，十七岁的黑塞谋得了一份在图宾根大学城的赫肯豪尔书店当学徒的工作。

这时，黑塞没有重蹈两年前的覆辙，而变得成熟了，他对人生有了更加认真、更深入的思考，也拥有了更加明晰的目标，虽然书店的工作很紧张、辛苦，但他变得更加幸福。经济独立，让他拥有了实现“以诗为生”梦想的途径。他后来称这段时光为“玫瑰色的日子。”

图宾根是一座中世纪古城，虽然仅拥有一万四千居民。书店的客人，就是在路上、咖啡馆随时遇到的大学老师、牧师和大学生。黑塞在书店学徒的工作之外，便一头扎进书店他可以借阅的资料里。他下定决心成为作家，在图宾根的头两年，他几乎将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对歌德的研究。“自从我选择了歌德，我的学徒生活和我的评论研究明显变得很顺畅”，在给父母的信中，黑塞如此写道。从大师的身上，黑塞接受了以和谐为主旨的教育，从而获得了安全感。他研究着歌德作品的结构、主题、风格，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他认为《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德语小说，并将之视为典范。当黑塞成为作家后，他就尤为注重小说形式与主人公生活的契合性。他后来的《在轮下》《德米安》《荒原狼》《悉达多》等小说都有着类似于《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部成长小说的影子。

在赫肯豪尔书店充当学徒的近乎四年的时间里，黑塞虽然也加入一些团队，偶然参与聚会，但绝大部分时间，他都陷入“近乎完全的孤独”的状态。他承认自我封闭和精神孤独曾让他变得“躁狂和易怒”，但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也触动了一些新思想的诞生；这种富有思想性的孤独也带来了严肃和骄傲。

他的朋友主要都是他的笔友.黑塞在此期间写诗和撰写一些哲学-政治评论，其次就是与各路笔友的通信。他对文学和艺术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与曾经的老师、历史小说家厄恩斯特·卡普夫的通信中写道：“……形式与规则才是首先构成艺术家的东西，并且在我看来，艺术家必须首先是诗人。即使是最丰富的题材，但辅以最薄弱的形式，只要题材超过了形式，都缺乏了诗性的才华。”同时，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诗歌理想：“我承认我仍旧在考虑是否将抒情诗作为我的修行之路，但无论如何我最终会实现诗人之梦，翱翔于天穹，飞向太阳。如果您觉得诗歌不可能‘消除人的痛苦’，那么您错了；人们阅读诗歌，常常有一部分诗句犹如毒药的良性成分会残存体内；它们往往能将痛苦化为液体，再通过最尖锐的长短句仁慈地帮您排出体外。我请求您不要将我的抒情诗仅仅看着是用形象和格律组成的随笔。”

黑塞开始研究各种诗歌的格律以及语言的诗学，涉猎希腊语诗歌、拉丁语诗歌、中世纪诗歌、巴洛克诗歌和现代诗歌，他探索语言之美及其规则，从诗歌的韵律中获得无法形容的欣喜。他将自己定义为“上帝的探索者”，通过诗歌他获得诸多的启示。“我再次寻找我过往思想中的星星，并且打算再次通过诗歌泛神论的迂回方式进入和平和健康的秘密。我再次感到我的眼睛被创造出来是用阅读诗歌的启示录而非圣经里的那部。”

黑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他认为，对于艺术家而言，道德应由美学来代替。“艺术，尤其诗歌首当其要，不是为了成为时代道德意义上有益的东西。”黑塞将自然之美与艺术创造之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自然在我看来并非是艺术之母或是美的最初的存在形式，艺术也不仅只是绘画、象征、复制理想以及美。艺术绘画和自然绘画历来都将自己局限于美学的各种规则与可能性探索中，才显得在其界限内有所价值。但比如许多风景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就如同一些主观创作一般，像是被打着艺术家烙印的人格所绘就。”

黑塞在建立起自己诗歌理念的时候，也有了一些成果。他的一些诗歌在杂志上得以发表，并赚得一些稿费。1898年，他将一些发表的四十五首诗歌集结成《浪漫之歌》出版。这些诗歌主要探讨了美与孤独、疾病与死亡，充斥着忧愁、悲伤、乡愁，呈现了一颗孤独、敏感之心的梦境。但可以让人看到诗人投入作品的真挚与爱。而曾经的恋人欧也妮·科尔布小姐的死亡，成为他诗歌的现实注解。

其中，青年女作家海伦娜·福格特（Helene Voigt)在读到黑塞发表的《德语诗歌之家》上的一首组诗《肖邦》后，给黑塞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黑塞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黑塞被海伦娜·福格特的真挚的赞美所感动。他们有着相同的趣味，两人都热爱诗歌和音乐，甚至都会拉小提琴。随着书信来往，海伦娜·福格特进入了黑塞的幻想女性之列。

1898年2月，当福格特准备从意大利取道南德回家时，她建议在路过斯图加特时见上一面。但那一天，黑塞因为工作太忙而请不了假。黑塞因错过这次约会而感到十分惋惜。但不久以后，海伦娜·福格特在给黑塞的信中告知黑塞：她刚刚失去了“年轻的自由”，她与一位相遇不久、在出版社工作的欧仁·蒂德里希（Eugen Diederichs)先生订婚了。黑塞感觉自己的梦幻再度破灭，他含泪祝福她。但两人的书信交往并未中断。福格特还建议黑塞写散文，黑塞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诗集《浪漫之歌》出版后，开始酝酿新作《修道院回忆》。在给福格特的信中，黑塞宣称自己要写的是“一部精短而真实的小说，一段个人的心灵史，以及一首友谊之歌。”

由于觉得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黑塞辞去了在图宾根书店的工作，于1899年秋天，他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童年时的故乡巴塞尔，入职了莱希书店。巴塞尔是位于莱茵河拐弯处的港口城市，这里是瑞士商人与毗邻的德国和法国进行贸易的交汇点。莱希书店与图宾根的那家大学城书店相比显得比较朴素，巴塞尔人更喜好文学艺术，他们追求时髦。

在图宾根时，黑塞已经读过弗雷德里希·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人性的，太人性的》，他来巴塞尔时便随身带着尼采的作品。尼采和黑塞一样都出生在牧师家庭，尼采在二十五岁时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黑塞从尼采身上获得了美学思想，但是并非一味地追随尼采。尼采对宗教传统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有着创造自我的精神主张——成为超人，试图重估一切道德价值，清丽而决绝，而黑塞则试图从传统与自然中寻找人生的道路。“我的世界观是一种个人宗教，我寻找的唯一答案是一种可以成为宗教成果的伦理观，但也许这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从来无法在一种伦理观上建立一种宗教。”继尼采之后，文化史、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成为他的另一位精神导师，布克哈特为他打开了新闻文学之门。

在巴塞尔，黑塞成为了书店的正式员工，薪酬是在图宾根时的两倍，他也在写作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在巴塞尔，黑塞融入到了一个由艺术家和大学学者组成的社交圈，圈内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为了知名人物，其中就包括历史学家卡尔·乔埃尔（Karl Joel)、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以及鲁道夫·瓦克纳格尔家族。黑塞在给父母的信中，讲诉了与瓦克纳格尔家族交往的情景：“我可以和档案学家一起读书，和他的儿子们一起赏画，我可以自由热情地同夫人们聊天，和成年的女儿们一起玩耍，同可爱年纪尚小的几个孩子嬉闹，他们家的道德教育和巴塞尔其他家庭相比自由得多，孩子们可以时不时胡闹打几场架。”“瓦克纳格尔家得社会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点）无与伦比，隆重而炫目，最棒得莫过于他们家得晚餐。屋里坐满了穿燕尾服得教授，他们带着身着晚礼服得夫人们。”

在黑塞心有所系的女性中，除了初恋的欧仁妮·科尔布之外，还有茱莉·海尔曼，茱莉是他在图宾根时旅店老板的侄女，海尔曼比黑塞年长一岁，身体修长，极具魅力，她的眼神令人心驰神荡，遭到一众青年的追崇，但受到她叔婶的小心呵护。在《赫尔曼·劳歇尔》中，黑塞将她称为“莉莉娅公主”。在巴塞尔，黑塞曾给海尔曼写信并寄去不少诗，但茱莉·海尔曼似乎不愿成为黑塞忠诚的缪斯。

1901年，黑塞的中短篇小说集《赫尔曼·劳歇尔》（Hermann Lauscher）由他的雇主莱希书店出版。这部小说集起先以黑塞编“赫尔曼·劳谢尔的遗稿文和诗”为标题，在1907年再版时增补了《露露》和《失眠之夜》两篇作品后，改为新书名。德国作家胡戈·巴尔在1927年的《黑塞传》中透露了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伊丽莎白原型的有关细节，她的原型是一位叫伊丽莎白·拉·洛赫（Elisabeth La Roche）的小姐。这位仁慈而悲苦的人物的年轻女士伊丽莎白也出现在1904年出版的令黑塞声名大噪的《彼得·卡门青》(Peter Kamenzind)中。伊丽莎白·拉洛赫是拉洛赫·斯多克梅耶尔牧师的最小的女儿，她与黑塞在童年时便相识，但直到十七年后，1899年2月1日，黑塞参加了在拉洛赫家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伊丽莎白·拉洛赫与一位医生合奏了一首克莱采尔的奏鸣曲。从此，伊丽莎白·拉洛赫走进了黑塞的灵魂。黑塞给她写的信从未寄出过，而她也从未读到过它们。黑塞将这份暗恋藏在了心底。也正是在拉洛赫家，黑塞结识了数学家及小提琴手弗里茨·贝尔努利（Fritz Bernoulli)，三年后，他又在一个艺术家社交圈认识了他的两个女儿，玛莉亚和玛蒂而德。玛莉亚比黑塞年长九岁，是一位出色的肖邦演奏家兼摄影师；他们在去意大利旅行中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黑塞的第二次意大利之旅。

当到了服兵役的年纪，黑塞在巴塞尔的幸福生活似乎到了该中断的时候，虽然他讨厌兵营生活，依然准备好忍受一年的兵营生活。但在接受体检时，他被告知因为深度近视而不合格，他欣喜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他的父亲也为之感到高兴，并说：“希望在这个世界的恶以及诱惑面前你的近视变得更加严重！”

黑塞重新回到书店的工作和富有激情的写作中。在完成了诗集《夜曲》和小说集《赫尔曼·劳歇尔》之后，在1902年到1903年间，他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的写作。

在给同母异父兄长卡尔·伊森伯格的信中，黑塞写道：“在巴塞尔度过的两个圣诞节让我快速地苍老了将近十岁……我的内在生活，以及我的文学计划，一点一点变得明晰起来，我也觉悟到自己要抵达的目标；这份明晰和觉悟帮助我克服了身体上常常遭受的麻痹和疼痛。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内心如此充实的一年，思考反省，观察自我，明晰方向以及总结过往贯穿了这一年。……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后，我始终不懈地努力着从我的生活以及我的青春中找回一种安心的感受，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我坚持为我的人生绘上更明丽更柔和的一笔，我不断地将无论感官或是精神上，那些我无可回避必须讲出的事物告知于世人。”

1901年3月，黑塞在辞去了莱希书店的工作，开启了他渴望已久的意大利朝圣之旅，对于德国知识分子而言，意大利代表着文艺复兴的遗产。黑塞十分喜爱雅各布·布克哈德的《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文艺复兴史》，黑塞追寻着布克哈德的足迹，参观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他对博物馆和教堂留恋难返，除了欣赏艺术品之外，他也随心所欲地在各处漫步，深入街市的民众之间，喝咖啡、抽雪茄、品啜葡萄酒。他在日记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每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关于意大利之旅的系列文章刊登在《巴塞尔通信报》上。

从意大利回来后，他在父母家住了几个星期，他在一家名为瓦滕维尔的二手书店工作。这家书店给他的薪酬与之前莱希书店一样，但工作时间要少。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写作中。

1902年4月24日，他的母亲玛丽在忍受长久的病痛之后去世了。在母亲病重的临终之的圣诞节，黑塞没有回家看望父母，而选择去欧登瓦德山拜访一位诗人厄恩斯·特克诺特（Emst Knodt)，之后又去了格林德瓦。在母亲的死讯传来时，经过艰难的抉择，他选择缺席了母亲的葬礼。显然，他的父亲也不希望他回家。如果回家，黑塞将会置身于最害怕的漩涡之中。他将丧母之痛深埋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母亲曾经写给自己的信，他感觉母亲永远以健康宽怀的形象存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由于习惯和内向，没有向任何人表达出自身的痛苦，在母亲去世几个月之后，黑塞自己也出现了问题——他的头痛变得更加严重，眼睛也到了无法看书写字的程度。经医生诊断，他的眼部运动神经硬化以及输泪管狭小引发了炎症。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中，他回到了卡尔夫。在修养了四个月之后，黑塞回到了书店工作。

《赫尔曼·劳歇尔》和诗集的出版，使黑塞已经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关注。1903年2月，斯蒂芬·茨威格给他寄来了一封长信和《银色琴弦》，从此开启了两人之间的书信交往。同一时期，黑塞的另一位笔友瑞士作家保尔·伊尔格（Paul Ilg)将黑塞推荐给了柏林著名出版人萨穆埃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于是莫里兹赫尔曼出版社给黑塞寄来了约稿信，希望他能够将最新的作品交付给他们出版。

1903年6月10日，黑塞与出版人费舍尔签订了一份“五年内著作的优先出版权”合约，这让黑塞看到了“以诗为生”的可能，他便辞去了在瓦滕维尔书店的工作，把宝押在了《彼得·卡门青》的成功之上。《彼得·卡门青》实为黑塞涌现真实内心之作，主人公的情感经历明显有着作者的影子，作者以简洁真诚且饱含诗意的笔触，讲诉了青年音乐家彼得·卡门青由于忍受不了社会的虚伪和冷酷，最终在大自然怀抱中寻求慰藉的遭遇。

黑塞是在《彼得·卡门青》即将完稿时，才被说服参加了意大利之旅。也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与玛莉亚·贝尔努利产生了恋情，并在回到巴塞尔后便秘密地订婚了。他对玛莉亚极为依恋，此前，黑塞所接触都是一些不可触及的女性，或仅是梦中的女神，而玛莉亚给你黑塞一种真实的幸福感，她恰如其分地将朋友、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融于一身。

《彼得·卡门青》的出版大获成功，同年便加印了五次，并不断再版。在新闻稿上，一位编辑写道：“黑塞如同一位年轻的德国大师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听到如此纯净而又成熟的声音”。1904年，黑塞在给茨威格的一封信中说道：“《彼得·卡门青》万岁！没有它我就无法结婚并且搬到这里（盖恩霍芬）。它带给我两千五百马克的收入，要是我留在这里的话，它至少足以支撑我两年的生活。‘成名’后，最初我感觉还挺高兴，但现在比我之前想的要无趣。”除了带来金钱方面的收益之外，黑塞对自己成为一位流行的作家并不感到高兴。但《彼得·卡门青》标志着一个新的人生起点：他和玛莉亚结婚了，并开启了一个自立自足的新生活。

《彼得·卡门青》恰如其分地传递了黑塞的思想：“向当今所有人解释并让他们爱上大自然那种丰富而无言的生活。我要教会他们聆听大地之心的搏动，融到宇宙万物的生活中去，让他们在为微小的自己疲于奔命时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神，无法独自创造出我们自己，我们只是神的孩子，是大地的组成，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我想提醒世人，如同诗人的诗歌以及我们黑夜的梦、河流、大海、浮云、暴雨，这些都是这种渴望的象征和媒介。它们在天地间展开羽翼，其目的就是为了肯定毋庸置疑的人权，以及一切有生命之物的不朽。”

《彼得·卡门青》所具有的自然主义倾向，正代表着对突飞猛进工业化的一种反动。无数的读者从这本新颖的成长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在《彼得·卡门青》出版之时，巨大的时代变革正在发生，电网、电话等开始出现，新的工业区取代了传统手工艺和磨坊，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住房变得紧张，而特权阶层则跨入了黄金期；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则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各种思潮也纷纷产生。一种反工业化的崇尚自然主义运动也蓬勃兴起，参与者不乏哲学家、教育家、作家、艺术家、宗教人士和政治人物。但黑塞在写给茨威格的信中称自己是这个世纪的边缘人。他明确指出，在《彼得·卡门青》的书中人物，“寻找有别于社团、协会以及社会组织的道路；他不愿与他人共行，去适应他人，而让自然与世界反映在他的灵魂中，然后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它们。他没有选择群居生活；他是一位孤独的王，住在他独自建立起来的幻想王国”。这也代表着黑塞作为独立自由作家的姿态。

婚后，黑塞和玛莉亚都决心果一种简单的生活：乡村式的、干净的以及仅有最低的生活必需品，但要融入自然，具有美感而舒适。于是，他们离开了巴塞尔，而在一个叫盖恩霍芬的偏远乡村，以低廉的价格租了半幢大农舍，在简单地修补之后就住了进去，并且一住就是八年。

因为《彼得·卡门青》的太过成功，尽管偏居一隅，黑塞还是不断受到各路媒体的骚扰，他每天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成名后的各种现象令他感到“恶心”，他拒绝媒体刊登他的照片，回绝记者的采访，但他依然不断受到各种邀请。黑塞因此也意识到自己本质上仅是一个“流浪者”，是一个“避难的陌生人”。黑塞羡慕流浪者的率真、自由不拘、无惧他人和自主自足，对“流浪者”有着哲学和美学的解释：“他对欢愉有着最好也最敏感的情感，因为除了品味之外，他知道各种各样的快乐都是稍纵即逝的。他不会忧虑于无法喝遍各地的水泉，他已习惯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不会将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并且，即使有一天，他们感觉良好，也并不要求到处扎根。”

黑塞也并非是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一些朋友也会前来与他相见。同时，他也与那些受人推崇的出版社保持着联络。黑塞选择在夜里写作，为此，邻居们总是看到黑塞过着悠闲的生活。在盖恩霍芬，黑塞完成了《在轮下》《盖特露德》等多部作品，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书评、诗歌以及记述日常生活的短文。黑塞阅读和探索的作品也很广泛，不受体裁限制，小说、诗歌、心理学、传说、童话以及各国的创世巨作，也不限思想流派，基督教的、中国的、印度的、古埃及的，他的兴趣是百科全书式的，他尊敬一切智慧、仁慈与美。他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心怀敬意，抱着兴趣去了解，去喜爱未知的事物，就是给予它们尊敬，对万物的特点和语言提出问题，让你的智慧在黑暗和反感中去熟悉，并了解到无论恶或善都并非来自外部，而我们面对突然出现的它们的方式，决定了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在儿子布鲁诺（Bruno)诞生以后，黑塞将玛莉亚和儿子送回了瑞士父母的家里。为了逃避家庭责任，他增加了与艺术家朋友们的会面时间。他的精神也出现了分裂状态。1906年他来到真理山疗养院，接受一种排毒疗法。真理山汇聚着一大批传统的变革者、秘术师、户外生活的信徒、素食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远离文明而信奉自然主义生活观。1907年4月到5月间，黑塞在此进行一种归隐疗法：为了回归“原始生活”，唤醒“沉睡的本能”，他住进一个仅有一床被子的小木屋，没有书、没有火，没有面包，赤身裸体，直接睡在树叶铺成的床褥的地上，饥渴时就喝小溪里的水；他坚持七天没有进食；在地上挖一个坑，将自己埋到腋下的深度，再在头上覆盖一些树枝，待上大半天或者一天，然后寻找一些植物坚果和草莓进食。最后在无法再坚持下去的时候，就穿上衣服去村里买一些杏仁、柑橘和无花果。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体验，最终都化为了他笔下的文字。

“我认为以蔬果为生，像原始人那样接近赤裸地生活，确实可以让我们以及我们整个生活焕然重生。我不再反复思考自由，这个令每个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去思考的本质性命题，也不再认为它有那么的重要。但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让死亡变得更简单，也更坦然，不过这仍然还是一种肉体上的益处。”

多年以后，黑塞对违背自己享乐主义天性而严格遵守苦行主义的行径感到好笑。在三十岁那一年，他搬进了自建的新居，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妻儿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并黑塞过得并不开心，他不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遇到了一个重大危机，首先是身体的，生病，治疗，但恢复缓慢。其次是内部的。一个迄今为止都倾向于享乐的年轻人戒了美食、烟酒以及咖啡，只想过一种苦行生活。我好几个月完全陷在其中。”

通过对病人的问询和观察，静脉注射强心剂毒毛花苷的发明者阿尔布特·弗拉恩科尔医生认为，黑塞的问题并非由于可见的器质性病变所引起，而是精神和心理状态的失衡所致，为此对他采用了全新的“心理疗法”。

黑塞作品所呈现的命题既涉及他自身的经历，也融合了当时德国的部分事实。《在轮下》所描述的一个天才少年被毁于成人所驱赶的马车车轮下，教育者并是为了激发少年的天赋，培养他们的才干，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成为愚民体制的工具，消灭他们的个性，以使他们成为顺民。那些看似尽心尽职的青年领路人，却都把汉斯视为顽固的、怠惰的孩子，力图用强力迫使他回到正途，却无人真正了解沉沦少年灵魂的痛苦。黑塞和最小的弟弟汉斯·黑塞都是学校的受害者。“它摧毁了我身上的许多事物……在我只学到拉丁语和谎言的地方——卡尔夫以及中学，人们无法摆脱撒谎。就像我们的汉斯所遭遇的那样，在卡尔夫，就因为他是个诚实的孩子，所以他们几乎谋杀了他。自从他们打断了他的脊柱，他便一直待在了车轮底下。”黑塞在给当了高中老师的哥哥同母异父的哥哥卡尔·伊森伯格的信中如此写道。

1912年9月，黑塞一家离开了盖恩霍芬，搬到了瑞士中部奥斯特蒙迪根的一个小村庄。黑塞在奥斯特蒙迪根住了七年，并在那里写了《漂泊的灵魂》《艺术家的命运》两部小说和一本《孤独者之歌》的诗集。一战爆发的两年之后，黑塞与玛莉亚之间的矛盾激化，家庭出现分裂，玛莉亚身体越辣越不好，而黑塞也感到越来越孤独。

写作即可以视为是进行自我治疗，在《艺术家的命运》这部书了，黑塞剖析了自己内心的矛盾，评论家普遍认为主人公约翰·费拉谷思就是赫尔曼·黑塞的化身，黑塞借一个孤独苦闷的画家通过致力于艺术创造来挽救家庭崩溃的命运，以此道出自己的婚姻生活：丈夫痛苦而孤独，妻子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夫妻二人互不理睬，而孩子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矛盾。黑塞以波澜不惊、极其平静的笔触描写了人物内心的裂痕与痛苦。事实上，在黑塞完成《艺术家的命运》的初稿时，他的抑郁病便复发了。他感觉自己迫切需要“亲切的朋友、美妙的音乐、动人的风景……”，他渴望离开家，这个让他深陷孤独的地方。

黑塞的家庭危机是在一战爆发两年之后爆发。战争令一切发生了改变，物价上涨，生活必需品变得短缺，儿子与妻子相继生病，报刊杂志上也出现对黑塞的恶意攻击。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朋友中也明显出现了分裂。当然也又朋友挺身而出为黑塞进行辩护，特奥多尔·豪斯就在一份报纸上发文道：“黑塞不是一个好战的人，他柔弱的身体和高度的近视以及神经质的内心实在不适合去做一个战士……如果说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话语，那么我觉得他就是拥有这笔财富的人，黑塞说的话都很优雅、准确、感情丰富。我们这里不是说诗人黑塞，也不是去评价他，我们只是说一个熟练掌握德语的人，没有投身战争，只是因为他追求他灵魂中的本性。”

黑塞对战争动员并无兴趣，他仅愿意参与一些人道主义工作。他始终与敌对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保持着交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曾到他的家里拜访。黑塞和罗曼·罗兰的思想非常接近欧洲一体化的思想。黑塞所反对并非是战争而是战争中的仇恨和国家主义，个体性丧失导致的灾难。但在德国显然并不像法国那样包容异己，人道主义时常与现实政治形成对立。平庸的作家很容易沦为国家主义的帮凶叫嚣战争。而黑塞选择了是与那些充满仇恨的人所完全不同的“战斗精神”，他主动承担起政府所不方便承担的对战俘的安抚与教育工作，为那些在法国的德国战俘提供德语阅读书目。这些书目需要结合战俘个人的兴趣，也需要考量政治因素，为此需要精心挑选。但正因为黑塞经常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游走，并总是需要与外交家、军事家打交道，为此，不断受到监听、跟踪、调查和怀疑。这些不信任来自于对立双方的不同国家。同时，黑塞也会受到一些狭隘爱国主义者的威胁。神经过于敏感的黑塞，加上工作的操劳，为此也陷于自身的各种痛苦之中。1916年3月9日，他在苏黎世火车站等车，准备去外地进行一场关于战争牺牲者的讲座时，从偶然遇到的朋友的口中又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对于战俘的人道关怀和繁琐工作也令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写作。父亲的去世对赫尔曼·黑塞造成很大的打击，不安定的家庭生活也使他身心心疲力竭。在结识瑞士心理学大师古斯塔夫·荣格的弟子约瑟夫·贝尔纳·朗之后，黑塞接受了这位青年医生的治疗，并开始深信精神分析法。对于黑塞而言，而艺术创作对于精神分析就是一个谜语，而梦境更像是答案。

1917年秋，黑塞开始化名为艾米尔·辛莱克发表一些政论文字，直到1919年2月至4月在《新评论报》上连载《德米安》，并于6月以《德米安：艾米尔·辛莱克的彷徨少年时》之名出版以后，“艾米尔·辛莱克”究竟是谁的谜底才揭晓。

艾米尔·辛克莱其实是黑塞的化名，《德米安》是以一种自传式的语调讲诉了埃米尔·辛克莱尔从十岁到二十多岁的成长历程，坦率而细致地描述了童年遭受的霸凌、暗中萌发的性意识，以及对成熟女性的爱慕，在情感与思想的混沌中彷徨，而从德米安那儿得到启迪，最后辛克莱心中已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再受制于外在的影响，就如序言中所言：“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人明智多少。这些年来，我始终在努力探寻真相，现在已经放弃观星和阅读，转而开始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我的故事并不那么欢乐，不像虚构的故事那样甜蜜而和谐，反而充满荒谬、混乱、疯狂与幻想，恰如不愿继续自欺之人的生活。人的一生就是探寻自我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选择。尽管未曾有人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但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或笨拙或明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每个生命都带有其自身的出生痕迹，并始终铭刻在其基因中，直至死亡。”

自传体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极具代入感，很容易让读者与叙述者一起沉浸体验特殊年代里的少年情思。这部小说也体现了黑塞对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将辛克莱的内心世界、本能欲求与原型幻想进行了剖析。《德米安》一改《在轮下》的悲情格调，成为时代特色鲜明的一部成长小说；艾米尔·辛克莱成为黑塞所创造的一个全新版的青春化身，就像他所崇拜的歌德从《少年维特的烦恼》走向了《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1918年9月，德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战争的失败。德国迎来了体制重建的时刻，赫尔曼·黑塞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但他表达了对旧体制消亡的赞同。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应迷途知返。他在写给托马斯曼的信中说道：“……我所希望的德意志共和国终于到来了。”尽管他有意重返德国，但因家庭之故依旧留在了瑞士。他的家庭的分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时发生，为此，深切体验了内外交加的痛苦。他只身从瑞士的德语区搬到了意大利语区，成为一个衣衫褴褛的外国人，租住在卡萨卡木齐山区的一幢“废弃的豪宅”。当他重归书斋专心写作时，他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那些只能看到康德、席勒和瓦格纳的人永远只能止步不前，这些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国精神在战争中病没有消亡，但是更广阔与更富有弹性的思想应该被接受，德国不应该哭泣，也不能被世界人民所孤立。”黑塞的这些思想让他越来越独立而隐居，这也成为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发展的方向。黑塞拒绝了一些朋友要他到慕尼黑或柏林等大城市生活的邀请，而毫不犹豫地拒绝离开偏僻的山村。

面对来自德国同胞的攻击与侮辱，黑塞不屑于回应。他在1920年写给安妮·博德莫尔（Anny Bodmer)德信中写道：“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的来信，他们为我的观点感到惋惜并推荐我看一些德国的宣称册，幻想着能再有一场战争可以让他们再度拿起那闪亮的短刀。我是很高兴德国的学生依然这么有勇气，并且有着很高的民族认同感，但像我这样的人明显已经和他们不同了。”

在卡萨卡木齐隐居了十二年之后，黑塞在1931年写道：“这座我今天将要离开的美丽老屋子，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这是我拥有或者居住过的房子里最好最美的一间。然而我却什么都没有拥有，也没有完全适应它，我只是这间带有四个房间屋子的租客。……住在这里的第一个夏天，我继续写作我的《克莱因和瓦格纳》与《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创作激起了我在冬天就开始写《悉达多》的欲望。我并没有被摧毁，我依然有写作的能力，之前连年的战争并没有将我的写作意识打败。”

《克莱因和瓦格纳》的写作来源于1913年的一起新闻事件：一位符腾堡的小学教师厄恩斯特·奥古斯特·瓦格纳暗杀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瓦格纳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被判监禁。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克莱因，在瓦格纳弑妻杀子事件发生后，克莱因对此心颤不已，他完全不接受一位同时用精神病为瓦格纳犯罪行为所做的解释，他觉得这种杀害亲人的行为来自于瓦格纳心中的恶意，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法庭却轻判了他。为此克莱因篡改身份，化身为小学教师瓦格纳，背负起自己未曾犯下的罪名。最后，克莱因登上一艘划桨小船，战胜了自身的恐惧，任由小船在水中飘荡，卡莱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

《克莱因和瓦格纳》代表着黑塞的创作的一个转向：社会关系变得淡薄，故事更多围绕人物自身展开，自我和内心成为作品的探索主题。黑塞意在表明，除了社会因素之外，人类具有纯良与善意的同时也具有“恶意与天性”。在回复一位大学的问询“在何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变成一个杀人犯？”的信中，黑塞写道：“我的内心也会在凶杀和犯罪以及道德伦理、和谐和睦或者内心的善意之间徘徊。这两者都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恶意，那么我们只是缺乏公正的假面天使，但如果没有善意和纯真，那也是错误的。”继而，他解释道：“我们会在一些模范人物的影响下行事的，比如歌德或者凯勒（Keller)。我一个作家，建造了一个美丽而和谐的宇宙，但是在深处，我也隐藏着我的阴暗与兽性，并且要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善意的一面。”

《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就是以画家为核心人物而写成，这部作品属于超现实主义的小说类型，由十个平行而散乱的章节构成。这个结构本身代表着克林索尔内心的撕裂、焦虑以及混沌的生活方式。大战终结，从战场归来的士兵回归自由，一切变得混乱而有待重建。画家克林索尔化身李太白，与他的好友杜甫、路易、亚美尼亚占星师，一同漫游，饮酒，辩论，最终在夏末用尽生命所有的燃料，完成了最后的画作。

对于黑塞而言，任何艺术的来源都是爱，艺术的价值都是通过艺术家的爱来得以表达。为此，他不会刻画纯然的现实，而更多是自身的感受与思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现实感到满意，不会对现实感到憧憬，因为它是偶然，是生活的排泄物。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这现实，这总是令人失望又空虚的现实。我们只能用我们自身更强大这个事实来战胜它。”黑塞在四十岁以后，热爱上绘画。绘画让他忘掉烦恼，感到轻松而愉悦。虽然他并不像出版他的绘画。他的画作和他的诗歌一样，不是去描绘现实，而是用象征手法，让抽象的概念与鲜艳的色彩联系在一起。

现代人也认为宗教是荒谬而愚蠢的，而人的一生被视为一场和自己的战役，现代人共同的宗教观就是战胜自我。《悉达多》和《玻璃球的游戏》都是黑塞东方文化影响所创作的作品。《悉达多》是以他1911年为期两个多月的亚洲之旅为基础的小说，该书出版于1922年。在胡戈·巴尔的《黑塞传》里，黑塞是在内心真正与父亲和解之后才能完成《悉达多》。“印度的音乐和感觉，与他年少时的记忆是分不开的。他想写《悉达多》的欲望肯定比《德米安》还要早。源泉来自他编了一本马拉雅拉姆字典和歌集的祖父贡德尔特，但更多是来自他的父亲，谦逊而低调的约翰纳斯·黑塞，同样是一位作家，与他的儿子一样值得我们尊重。”胡戈·巴尔写道。

《悉达多》的副标题为“一首印度的诗”，黑塞摒弃了从祖父到父亲纳言延续而来的宗教作品的写法，而将印度的佛教和中国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这部小说以印度社会和宗教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悉达多一生的思考与追寻；主人公悉达多尽管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修行者，但作者所要展示的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时代精神。黑塞在其中表明的一个这样的思想：苦行的生活里并无方法得到完整的精神内涵，也没有人可以从教义中得到解脱；经历疯狂，才有最后的清醒，而人最终需要回归的是自我的内心。“悉达多”在梵语中就是“最后达到目的的人”。悉达多选择远行，让双眼离开道理的束缚，从而才能明白“可以看见的东西”，不再寻找事物的本质，也不再追求超过本身之外的东西。

黑塞原本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但他对印度和中国文化充满兴趣，而《悉达多》出版让一些人将其当成为佛教徒。“我从骨子里都是属于基督教的（这与我现在反感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冲突）。因为真正的基督徒是会像反对别的宗教一样对自己的教皇产生怀疑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叫人不断地超越自我的存在，从这一点来说，佛祖也是一个基督徒。”黑塞在自传中如此说道。另外，他在给一位伊朗的读者信中说：“我试图去找寻所有宗教和所有虔诚的人类的共同之处，在所有不同国籍的人之上，被所有种族和个人憧憬和信仰的东西。”

对于赫尔曼·黑塞而言，一个自我的个体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生活也存在着两极，美与丑、善与恶总是对立存在，两者终会在相遇正负相抵；写作是作家摆脱精神焦虑，找寻内心的和谐，走出自我矛盾的一种方式。在《荒原狼》中，荒原狼的性格决定了荒原狼的命运，人类的天性与狼性对立而共存，由此体现为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平衡。通过回首莫扎特、巴赫、歌德、舒伯特、诺瓦利斯和波德莱尔等那些不朽的崇高思想者，将自我上升到了更广阔的一个层面，从而可以从自身的矛盾中走出来，接受内心的痛苦，达到一个和谐状态。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马修.黑塞传：以诗为生[M].金霁霁,李琦,张荪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2.(德)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M]. 田伟华,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20.

3.(德)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彷徨少年时[M].赵丽慧,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4.(德)赫尔曼·黑塞.在轮下[M].张文明,,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20.

5.(德)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彷徨少年时[M].赵丽慧,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6.(德)赫尔曼·黑塞，悉达多[M]. 姜乙,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