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家园何处是——王庚武回忆录》

王庚武是《十三邀》第七季的嘉宾， 90多岁的年纪，回忆起过往神采奕奕，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表达流畅，令人羡慕和佩服。这两天又回看了这期访谈，随后买下了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会对这期节目的交流更明了一些。

这是我看《十三邀》的益处。40分钟的访谈（按节目组说，不是访谈是交流）剪辑，期间又穿插访谈间的各种花絮（这是节目的特色，好处节目组有说过我不记得了，坏处是从观感上说，正常的交流感觉被突然打断，有些跳跃会破碎），观众如果是指望看到深入的交流和观点，我觉得并不现实。但是通过这40分钟的输出，让你认识了一个不曾知晓的人，大致了解了他的一点点经历，探视到他的某些观点。如果你对这个人，对他的经历、观点，任何一面，产生了兴趣，那么关掉视频后，读一读节目中提到的书，深入地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一些他的研究和观点。换句话说，继续你对这个人的探索，收获到世界的一些切面，我觉得这就是《十三邀》对我而言的意义。

回到这本书，书分上下两册，非常推荐，尤其是上册。关于下南洋的江浙华人，过去邂逅过一些零星的信息，在书中得到印证。历史在这里汇聚，令我十分兴奋。

表达上看，翻译还是有一些绕口（原作是英文），译者喜欢将逻辑嵌套成长句，有好几处不得不停下来，反复读了好几次，尝试各种断句，才吃透意思。譬如这句：“我觉得母亲的脚很小，但她说不准如果脚从来没被缠过，是不是可以长得更大。” 为何不译成：“……，但如果她的脚从没被缠过，说不准可以长得更大。”文中还有几处，只是看到后来就算了，不死磕了。

另一个表达的问题不知道是来自作者还是译者，在我们的语境下，1937年～1945年国内的战事是“日本侵华战争”，或者称之为“抗日战争”，但是书中都一概称之为“中日战争”。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些恍惚，不知道作者说的是哪次中日战争……后来才反应过来是抗日战争。

上册，作者从回顾父母的大家庭开始，记述了幼年、童年、少年的所见所闻。时间截止到1948年，在南京短暂学习一年后回到马来西亚，当年作者18岁，从此人生开始了不同的方向。在这近20年间，时事变故推动着世界向他慢慢打开。面对款款而来的世界，围绕身份确认、对中国的认识，作者回忆了这期间的思想萌芽、困惑和转变。回忆不仅对个人和后世弥足珍贵，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尤其是作者的记忆力超好，幼时的记忆清晰详实。令人惊叹的还有作者母亲的回忆手稿，那一手漂亮的小楷赏心悦目，旧时的白话文，结合白描的书写，精炼准确，十分耐读，也是珍贵的记录。如果你对上个世纪初下南洋的江浙华人有兴趣了解，那么，抛开宏大的叙事，将时代的缩影以一份个体实际经历的记录呈现出来，上册值得细细品读。

上册的回忆里令人感慨的还有80、90年前的生活方式，舟车漫长、亲人的关系、同乡的接应……人跟人的距离因为落后的交通、通讯而显得遥远，但是又因为互相接应而关系紧密。他们下南洋七年后回国探亲，叔公、堂侄这些在我看来已经是很远的亲戚了，都来码头接船、送船，一连几日住在多年未见的亲戚家。回南洋时，又有同乡到码头来接船，为他们一家设宴洗尘。在外谋职、寻住处，不必说都是同乡间往来介绍的机会。即便是四十年前，我爸妈新婚不久，来上海办事，投宿在叔公家，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我妈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叔公当时对他们照顾细微，那番场景颇有作者当年的味道。这搁现在，已经是不太能想象了。一个星期的船运早就被2、3个小时的飞机替代，网络通讯将每个人实时连接，但是人跟人的关系却不似从前，心理距离代替了遥远的物理距离。

下册的回忆从作者1948年从中国返回马来亚开始。国内内战烽火，全家打消了返回回中国定居的梦想。过去一直将回国作为目标的一家人，要重新规划未来，尤其是作者，要重新定位，将自己投入到新的国度。

战争结束了，东南亚的殖民时代结束了，它们处在建国的历史阶段。如何在多种族多元社会里建立一个新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成为当时各方讨论、博弈的重心。

看到这里，我才明白李光耀为什么这么强调统一的语言，以及选择哪一门语言对国家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不管是制度还是个人的呈现，我们只看到了现有的结果，以为是理所因当，但忽视了这个结果是经历了多方、个体的博弈、纠结和转变而得来的。所有看到的，和我们正在享有的结果都不是理所因当。

之前看过《李光耀观天下》后，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说法不能说错，但是有些简单了。选择要放到历史背景和个人的经历里去看。中国人的身份限于国界线，但是华人的文化价值观是内心的核。

作者的生活大多围绕学校展开，他不赞成暴力，不喜欢基于族群的政治，他虽然关心政治但是始终谨言慎行，和政治保持距离。下册主要是记录了作者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求学经历，几次重要选择的思想过程，譬如从文学的兴趣转向历史系，从英国读完博士回来后参与马来亚大学的建设。个人的部分会偏学术一些。

作者学术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身处海外对中国的观察，令他追问，为何中国人总是向往统一，每个军阀都要为了统一而战。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生在异域的中国人对自己根的探寻。

我个人感兴趣的部分还是上册中展现的那段历史。其实上册的回忆原本是作者写给自己的孩子，之所以出版，“也许家族外的人也会对我为孩子写下的故事感兴趣”。还真是说对了。

华人下南洋执教

作者出生在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江苏泰州人，母亲江苏东台人（和我的家乡同属南通地区，老乡啊）。父亲1903年出生自一个儒家旧式文人家庭，幼时精习儒家经典，少时进了新式学校学习英语和数学。后面去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学习英国文学和教育学，毕业后在泰州的母校和南京的钟南中学教书，随后经人指引去往南洋的华文学校教书。

记忆清晰的起点是1929年，已经在南洋执教几年的父亲归乡和母亲成婚。这是一个旧式的婚姻，妻子由父母指定，结婚前从来没有见过丈夫。但幸运的是，这个婚姻还十分般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出生在一个走向没落中的殷实家族，从小和家中姊妹读书写字，习得一手好字，有文化，和未来的丈夫有共同的沟通基础。比较惨的典型就是鲁迅和胡适，母亲指定的妻子是不识字的旧时妇人，新式教育下的知识分子配旧时婚姻里裹小脚不识字的妇人，难免悲剧一场（胡适的婚姻据说还过得去，还不算惨）。

新婚不久，父亲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去泗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的第一所华文学校做校长。迫于生计，这对新婚夫妇赴南洋，开始了远离家乡的生活。两年后，父亲转去英属马来亚怡保，担任华文学校的视学官（类似教育局这种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员），当时作者才一岁，此后全家在怡保生活了18年。多年以后，当回中国的梦想彻底粉碎后，作者将怡保视为他的家乡。

关于内地的华人南下去南洋执教的这段历史，在作者妻子的笔下，书写地非常清晰。

殖民政府的办公室只需要“办事员和低级别行政人员”，因此，殖民国家没有花多少钱在殖民地办教育。“早些时候去东南亚的劳工和商人已经比较富裕，人数也够多，希望为子女设立华文学校。” “华人社区希望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注重学习的传统，也开始设立私立学校，用普通话教学。”这就是中国华人下南洋，在华文学校执教的大背景。作者和妻子的父母都是这样来到了南洋。

当时的教员多来自于江浙沪一带，在南洋的华人社群里称之为三江人。南下南洋的广东、福建人居多，校董也多是当地的华人实业家，讲不来普通话，因此父亲能帮助校方和来自内地的华人教员沟通。作者的书中也写到，和他家往来的教员多是江浙人。

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介绍南通籍的华人下南洋的冷门侨史（多数人包括南通人都不曾关注）。南通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张謇，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他在家乡兴办实业和教育，于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师专的前身，是中国师范教育的三大源头之一，三大源头见后），储备了不少教育人才。在南洋兴办华文学校，从内地招募教育人才的大背景下，不少南通籍的华人因此契机下南洋。

关于这段历史，作者母亲的回忆手稿里也有记录：“李楷模君平素需人介绍职业，居然敢邀南通数位小同乡来马来亚谋职，其胆大热忱可佩。”

在父母看来，去南洋执教是迫于生计，打一份工而已，他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回到中国只是时机问题。但是不曾想，八年抗日战争阻隔了归国的计划，内战又接踵而来，父亲支持的国民党腐败失民心，局势动荡，让回到中国定居这件事成为了渐渐远去的梦想。

关于这一点，作者回忆道：“家里仅有的访客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校老师，通常来自怡保外的小镇……他们大都是来自江苏省或浙江省……很多人都住在遥远的矿业小镇或橡胶园，也是他们任教的小学所在地。然后母亲还会告诉我，我们也一样离家迢迢，而且跟他们多数人一样，不会在此久留，等遇到适合的时间就回中国。”

作者妻子的记录更直接：“对那时的大多数华人来说，海外的工作只是暂时性质，等到中国局势好转就会回去。他们不承想到，历史的大潮浇熄了他们的梦想，东南亚的大多数华人从此再没有回去中国。”

儒家精英

父母身上具备很多儒家精英的特点。

父亲拥护正统，是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严格的儒家教养让他不喜欢结党连群、兴风作浪和对抗合法权威。”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南洋华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同情什么，有很多异议和混乱，但父亲鲜少过问政治，投入教育工作，一生清贫。这种处事可能也影响了作者，尽管他关注政治事务，热爱参与活动，但是谨言慎行，将自己置身于学术世界，始终和政治保持距离。母亲也从小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不断跟作者讲述家族的故事，确保他能领会，为的是让他认识到自己来自于传统中国大家庭的身份。

作者观察到镇上有很多庙宇、教堂、清真寺，有人祈祷有人烧香，宗教活动很丰富。但是他家从不参与，和他家往来的教员们也都不参加这些活动。父母明白告诉他，宗教活动都是迷信。他母亲说，她崇敬祖先，但是祠堂和牌位在遥远的家乡，所以无法举行仪式。“无神论”和允许祖先崇拜是儒家精英的特点。

在作者一家达到怡保的时候，怡保的华人已经占多数，街边大部分店铺都是华人的。但是他们和当地华人往来不密切，与他家往来较多的是同来自内地的教员。我觉得一方面是父母认为怡保只是暂居之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身份令他们不接市井，和当地的华人有距离。长大后，作者认为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使得他们与怡保其他华人往来不密切

作者对自己家庭的观察和发现展示了儒家精英的特点：1、强调忠诚；2、教化常民；3、朴素的无神论；4、保留祖先崇拜。

在殖民地的启蒙教育

当地马来人多数上私立的伊斯兰学校或者公立的马来小学，华人上私立的华文学校，可能是因为父亲大学的专业是英国文学，父亲却让作者就读英文学校。所以，作者的启蒙教育始于主流殖民教育。

除了英文学校的学习，父亲晚上在家教他中文，主要是文言文。显然这些中文学习还不够，父母又让他在一间私立的华文学校里补习一些中文。但是，作者中文环境的学习始终是碎片和不完整的。

官办的英文学校教育以英国为叙事主体，不教授他国历史和地理。关于这段学习经历，作者有如下记载：

“采用的课程大纲是从英格兰使用的课程大纲修订而成，通用与全世界帝国官员控制的领土。这项用心的重大意义在于让我们共享殖民认可。”

“至于不在英国掌控下的领国领土，我们肯定一无所学，我也不记得课程提过中国和日本……我们真正学到的是大英帝国的广大幅员，所有领土都用红色标在展示的地图上。”

在这段时光，对作者来说，英文学校和父母及父母周边的华文教师朋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学校或多或少将我们视为英属马来亚统治下的学生，希望我们可以学习仰望英国。回到家里则是父母和他们的生活圈，延伸链接到一系列以中国为焦点的网络。我行动自如地穿梭在两者之间，仰赖的手段却是在脑海里将两者分开，言行也同样随之作出区隔。”

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的担忧成为事实，学校和父母及朋友们的话题完全不一样，在学校没人关心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父母及朋友对国内战事的焦灼让作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英文学校的求学经历令作者感到困扰。他喜欢仪保，爱学校也爱朋友，想到离开他们便心里难过。虽然他确信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家，“但是上学时从书中读到的英格兰形象也同样吸引我，特别是和英文作品的描写巧妙契合之处……”直到父亲送给他一本地图集，令他超脱出中国和英国，找到了身份自洽的方式，不再纠结和沉重。

“自此以后，每当我对自己的身份或身处之地感到不自在，只要回想我的地图集和清单，心底就会涌出愉快的平静。”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台湾的一家民宿看过一本“台独”写的书，内容自然很台独，但是作者描述在台湾的日文学校里接受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和王庚武在怡保接受的英文教育很类似，只是把叙事主体从英国换成日本，被教育的是日本的伟大。甚至于日本战败宣布投降的时候，她和身边的日本同学一样很难过，几天后才被告知说你不要难过你是战胜国。同样的，作者和日本同学友谊深厚，日本战败后，她要和不得不返回日本的同学分别，心里也十分不舍。这样的背景和情感其实也是真实的。

怎么说呢，只能说启蒙教育十分重要啊，被毒汁喂大的“葫芦娃”从基因里就缺乏身份认同。

王庚武说他从未和父亲正式确认过为什么当初将他送入英文学校。我觉得可能父亲自认为将来必定会回中国，只是想让孩子早一点学英文，但殊不知启蒙教育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爱国教育很狭隘，但是狭隘也有狭隘的好处，狭隘带来了确定性，确定性意味着一种内核的笃定。自由有自由要承受的压力和困惑，未必适合每一个人，尤其是幼年。

日占时期

1942年日本打入马来亚，英国人溃败，日本接管怡保。逃了几个月后，全家又回到镇上，作者被安排进入一所小学继续读书。很快日方要求学校教日文，每天早上唱日本国歌，父亲便让王庚武退了学，从此不上学的日子开始了。

在三年半日占的失学时期，世界向作者打开。因为原有生活秩序被打破，作者被推入“开放但陌生的市井之间”。不上学以后，他成天在镇上晃荡，接触到很多人；随家人四处搬家，和说着各种方言、背景迥异的华人生活在一起，他发现有些人从来没有上过学，他还学会了广东话和客家话。“这让我体会到世上还有别套规则，和我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截然不同。”

这一期间，他体会到了华人的多样性，和他父母教导的很不一样。作者尤其提到了福建莆田人。他在来自福建莆田的房东家听到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福建方言，兴化话（莆田话），被告知他们兴化人很擅长做脚踏车的生意，日后果然有篇调查说马来亚脚踏车的生意完全掌握在兴化人手中。成年以后，他遇到很多成功的银行家、学者、外交官、戏剧导演，得知他们都出身兴化。

不上学了，父亲便在家中开了私塾给作者和朋友们的孩子上课，主要是研读中国的古文经典。

日占时期对于华人来说十分艰难，尤其是像父亲这样受到教育海外华人的目标感召而来的内地华人。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在日占前，国内的抗战如火如荼，当地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父亲作为一名殖民政府的教育官员始终感到很不自在。“教育局监控学校的课程大纲和教科书，将政治内容减到最少。华文学校用的课文多半在上海撰稿出版，英国人决心打压当地华校流露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反帝国主义情绪，如果课本提到反英的故事或评论则打压力度更甚。”——教育的重要性啊，难怪学校的课程教纲都要被国家严格管理。

虽然不想为日本人工作，但是出于自保，父亲不得不接受日方政府的委任，选择在图书馆任一个低级职位。作者因此获益，借阅了很多英文小说看，英文阅读能力进步飞快。同时他帮房东，一个华商窃听国外的电台，以获取最新的战事信息，英文听力也因此突飞猛进。

1945年日本投降，英国人回来了，但是今非昔比。“社群关系在交接期将到冰点……明显感到镇上大家不再敬重英国人，殖民权威荡然无存。”官方试图在战前的旧有基础上展开重建，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不切实际。战争中的对立，也分裂了曾经一起上学的同学。有些同学曾经和英方和马来亚的抗日军并肩作战，有些曾为日军效力。

和平年代观点之争多数只是网络上的口水仗，而战争会推动人们做出选择，这些选择影响一生。他的三位同学加入了英国抗日的部队，其中一位是华人，战后去美国加州理工攻读工程师，1950年代受到中国的感召回国造火箭，“开往上海的船中途停靠新加坡时，他在船上和父母打招呼，却没有跟着父母上岸，那一刻他父母困惑的神情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中。”不幸的是，这位华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另有华人同学帮日方工作，战后被指控和日本人勾结而被杀害。

“日本人自有一套合理化征战的说辞，也不断提倡亚洲人团结一致，驱逐白种人。”有一些民族主义者（马来和印度人）相信了日本的说辞。“至于华人，或许除了汪精卫‘国民党’的部分追随者之外，多数对日本的真实企图丝毫不存在幻想，只想避免惹祸上身，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有些人加入反抗势力，逐渐认为马来亚共产党是实现未来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最佳手段。”

战后回国

抗日战争结束，尽管内战势不可挡，父亲依然决定回国，当时他相信国民政府会取得胜利。1947年3月，作者通过中学的毕业考试后，6月全家启程回国。通过考试，当年入学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但是很快，在南京学习几个月后，作者看清眼前这个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士气低落，又经历通货膨胀，一年后，他们确信政权垮台势所必然。

父亲敬仰孙中山，称赞辛亥革命，父子之间唯一一次关于政治的交流发生在南京的中山陵。这年冬天，父亲患病不愈，他们支持的国民政府令人失望，南洋的老同事帮父亲谋取了复职的机会，父母决定回马来亚。作者留在国内继续学业。

1948年，第二学年开学不到两个月，战火影响到南京，大学被下令关闭。父母要作者回马来亚全家团聚，但是作者不肯，直到12月，叔叔非常坚决地为其买下船票，将他送走。多年后作者回忆道：“我心里常常思索自己之所以这么抗拒，是否因为知道现在一旦离开，往后或许再也不可能重回中国生活。”

作者回顾了在南京这一年的学习经历，遇到的同学和老师，才华横溢，精通专业。这些同学日后大多都称为业内的专家，分别后数十年作者和他们才能在国内重聚。这些才华横溢的学生让我想起十年前的畅销书《南渡北归》，书中民国时代的那些大师，让人心生佩服。作者列举了一些他当年的同窗（老爷爷的记忆力超好），那些刚进入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其阅读量和知识面远远超过现在中学生，很多提到的哲学、文学、诗歌、古文的经典我现在都没读过。我们中学毕业时，除了题刷地多一点外，课外书顶多读一读《红楼梦》，还被老师父母一再告诫不要读闲书。

教育是在倒退吗？现在想来，和如今家庭对教育的高投入、学校批量生产的应试教育不同，那个年代的“野生环境”下靠的是自然生长，能考上大学的一定是兴趣+天赋的双组合（当然还需要有学习的环境），一个是人工拔高、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品，一个是凭爱好、钻研和天赋的手工精品，质感自然不一样。而且，现代化“普鲁士教育”不允许偏科，学生要放下对某个学科的兴趣，花很多时间补自己的弱项。而那个年代的宽容度够高，钱钟书季羡林数学不及格也能被录取。

我们常常困惑为何现在学生学钢琴，需要家长陪练付出那么多，过去年代学钢琴也这么耗父母吗？现在想来，如今很多父母把学乐器当成一个标准功能来培养，有没有兴趣和天赋都要学个乐器，这是家长的执念。过去家长没那么多执念，能坚持下来的孩子，兴趣和天赋缺一不可，坚持不下来的已经被自然筛掉了。

不过我注意到，印尼的华人富商李文正，力宝的创始人，他和王庚武年龄相仿，同为出生在南洋的华人，也在1947年来到国内，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和作者出现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看到这里我兴奋地跳起来，把李文正的自传翻出来查看。同样的，1948年学校关闭后，李文正也失去了学业，他费了一番周折从香港搭船回印尼。作者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这么多同学和老师，却只字未提到和他背景相似的李文正。难道是插肩而过吗？巧的是，李文正正是让作者在怡保的日占时期大开眼界，在书中感慨万千，重重记上一笔的福建兴化人（莆田人）。这两位海外华人，一个在马来的文化界享有盛誉，一个在印尼建立商业帝国，在一段特殊的求学经历中插肩而过，不知道日后有没有过相逢。可叹！

下册里录入了作者妻子给孩子写的回忆，妻子的生活化视角对丈夫的学者形象有些祛魅，但也十分有趣。

l 我怀孕期间，庚武正在努力写论文。……那段期间，庚武每天早晨开始写作前就会咳嗽、打喷嚏。有时候，喷嚏一打就是连续二十次。我觉得他得了心理因素造成的疾病，由于论文写不出来，就用喷嚏作借口。

l （介绍她的父亲）他一向娇生惯养，受人侍奉，因为足够聪明，读书毫不费力。他完全没有商人一心一意要赚钱的冲动，也缺乏商业才干。所以说，来自企业或商人家庭并不能保证你就能经商。家族也要足够明智，知道哪一个儿子可以继承家业，不能把家产托付给只会读书、不会赚钱的儿子。

查了一下中国师范教育的三大源头：

分别是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师范院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三所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先河，标志着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开端。

ü 通州民立师范学校

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于1902年在江苏南通创办，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张謇提出“师范为教育之母”的理念，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该校后来发展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至今仍是中国师范教育的重要代表。

ü 南洋公学师范院

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于1897年设立师范院，是中国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之一。

ü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前身）于1902年设立师范馆，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师范教育机构之一。它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