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摘要和笔记（20240122）

伴随着危险的增长，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情况构成了对民主的全新挑战。风险社会趋向于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危险防御型极权主义。

工业化强行瓦解了生命的生态基础和自然基础，同时也释放了史无前例且令人难解的社会政治的发展动力，这最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既无法在社会之外理解自然，也无法在自然之外理解社会。19世纪的各种社会理论认为自然是已经给定、指明且要加以征服的对象，因而，自然总是社会的对立面和异己物，是非社会的。这些假设已经遭到工业化进程的否定，仿佛被历史证伪了。在20世纪末的今天，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指明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即使其再生产的天然条件遭到了威胁和破坏，自然依然是文明世界的内部陈设。换句话说，由于自然破坏构成了工业生产普遍循环的一个部分，破坏自然也就不只是“纯粹”的破坏，而是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的社会化带来的隐性后果是自然遭受的威胁和破坏的社会化，即它们向经济、社会、政治的对立与冲突的转化。对生命的自然条件的侵犯，转变为全球性的医疗、社会和经济威胁，这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文明对自然的威胁，变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面临的威胁，正是这一过程构成了当前和未来的现实挑战。这再次证明了风险社会概念的恰当。……“现代化风险”是一种概念安排和范畴设定。在这种设定之下，我们需要从社会层面去理解内在于文明的自然所遭受的损害和破坏，我们也需要依据风险的有效性和紧迫性而作出决策，并指定压制和处理风险的方式。现代化风险是经历科学化之后的“第二道墙”。在这种道德的指引下，被工业消耗的非原生自然不断遭受损害，围绕这一点的磋商则以具有社会“正当性”的方式进行，即人们可以提出积极补救的要求。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子系统的社会不能再被看作“独立于自然”。环境问题不再是我们周遭环境的问题；就其起源和结果来看，环境问题完全是社会问题、人的问题——人的历史，人的生活条件，人同世界和现实的关联，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处境。我们完全有必要把经历工业化的文明世界的“内在自然”理解为典型的“非环境”或内置环境。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精心构筑起来的疏远和排除自然的可能手段全都失效了。

当科学家以职业的耐心研究“自然”这一工艺品时，他心中亦非只有纯粹的科学。科学家通过其行为和认知向我们表明，他是支配自然这一普遍社会诉求的执行人。……科学家移动他的手臂，那是制度之手，因此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手。科学家当作“自然”加以处理的材料，其实是内在的、卷入文明进程的“第二自然”。这种“自然”担负的系统功能和意涵越来越不那么“自然”，这令它不堪重负。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家的日常活动，无论是假设、提问，还是测量、检验，都会给健康、经济利益、财产权、责任和权限等领域带来推动或阻碍。换句话说，因为这个自然是在系统内部运转利用的，所以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中，它也具有了政治的属性。【在这种人工的“第二自然”环境中，任何决定或结果都具有政治属性，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正面或负面的后果。真正的道路还是只有一条，继续走专业的道路，用理性去化解各种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承载”了这样的社会要素，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力磁场中展开。科学家注意到这一点并作出了回应，这体现在发展测量程序、确定耐受阈限、探寻因果假设等工作中。……就“社会化的自然”这方面来说，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尽管维持着表面上的客观性，实际上却早已变成披着数字装束的政治、伦理、经济和司法的分支。

未来一切科学的角色都将受益于这样一种洞见：人们需要一种受制度强化和保障的道德——政治支柱，以便能够体面的完成研究工作。然而，研究工作同样不得不自觉接受并传递其中的政治意涵。

对不熟悉科学方程的社会学家来说，这可能显得有点吊诡。但诉诸化学-生物-医学的风险方程，极有可能会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带来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前提，无论这些方程建立在科学抑或其他基础之上。反过来说，只有在这些前提的隐含内容系统的延伸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之后，我们才能对它加以辨识。这自然意味着，在现代化风险的蔓延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同普通人一样，只能依赖于其他专业人士掌控的“二手的非经验”——这给社会科学家脆弱的专业自主性理想带来了伤害。就此而言，社会科学家凭一己之力所能提供的东西难免相形见绌。【对个人来说，理性始终是有限的。除了持续的学习和吸纳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之外，更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头脑，容纳陌生的东西，才能发挥理性的长处，避免它的短处。】——“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