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

至少有幾名早期的蘇聯交換學生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特務（當時只有被懷疑，直到幾十年後才證實），他們透過學生交流來達成蘇聯的國防工業目標。

，蕭金安排赫魯雪夫造訪列寧格勒的第二電子業特別設計局。在這個拗口又官僚的名字背後（蘇聯人向來不擅長行銷），

澤列諾格勒在俄語中是「綠城」的意思，他們希望設計一個科學研究的天堂。蕭金想把那裡變成完美的科學聚落，裡面有研究實驗室與生產設施，還有學校、托兒所、電影院、圖書館、醫院——半導體工程師所需的一切都有。

技，半導體技術正飛速前進。電晶體的尺寸與耗電量都在縮小，一平方吋的矽片上可放入的運算力，約每兩年就增加一倍。科學界找不到發展那麼快的其他技術了，所以在半導體業竊取去年的設計，根本是毫無希望的策略。半导体城

蘇聯人在職涯發展上追求的是在官僚體系內晉升，而不是設計新產品或尋找新市場。在過度關注軍事生產的國家中，民用商品向來是事後才想到的次要考量。

戰爭期間，物理專業可能救了他一命，他被分派到研究實驗室，而不是前往前線作戰。

《電晶體女孩》

晶片公司之所以雇用女性，是因為女性的工資較低，也比較不會像男性那樣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生產經理也認為，女性的小手更適合組裝及測試半導體。

1960年代，把矽晶片插上塑膠片的過程，首先需要透過顯微鏡來觀察矽片在塑膠片上的位置。接著，組裝工人把這兩片東西組在一起，用機器加熱、加壓、加上超音波振動，讓矽片與塑膠底座結合起來。然後，同樣是以手工連上細細的金屬線，好讓晶片導電。最後，必須把晶片插入儀表中做測試——當時這個步驟6也只能靠手工完成。隨著晶片需求的飆升，組裝晶片的人手需求也跟著飆升

而且產品的品質很好，低廉的勞力成本意味著快捷可以雇用訓練有素的工程師來管理裝配線——換成在加州的話，9成本會貴得驚人。

香港每小時25美分的工資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卻是亞洲最高的。1960年代中期，台灣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是19美分，馬來西亞是每小時15美分，新加坡是每小時11美分，10南韓是10美分。

快捷的一位資深員工回憶道，新加坡的領導人李光耀11「幾乎是禁止」工會的。不久，快捷又到馬來西亞的檳城設廠。早在「全球化」這個詞出現的幾十年前，半導體業就已經全球化，並為如今以亞洲為中心的供應鏈奠定了基礎。

斯波克則是把他們視為資本家的夢想：「我們在矽谷遇到了工會問題，12在東方從來沒有這種問題。」

百舌鳥飛彈（Shrike missile）就是一例——那是從飛機上發射，使用簡單的導引系統，把導彈指向雷達無線電波的源頭，藉此鎖定敵人的雷達設施。但

空軍的資料顯示，越戰開始時，炸彈平均是落在距離目標128米的範圍內，因此以炸彈擊中車輛5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杀伤链

在軍事上是指一種攻擊過程，具體是指識別打擊的目標、向目標派遣兵力、決定並下令攻擊目標、最後摧毀目標等一系列攻擊過程。

衛星與飛機上的先進感測器將會掌握目標，追蹤它們，引導飛彈飛向目標，並確認目標遭到摧毀。這聽起來像科幻小說，但德儀已經在研究實驗室裡產出6必要的組件。

這是一項複雜的任務，但誠如一位同事所言，沃德知道「便宜又常見」的武器才是最佳武器，因為這樣才能確保它們7常在訓練與戰場上使用。微電子的設計必須盡可能簡單，因為每個必須焊接的連結都會增加不可靠性。電子設計愈簡單，系統就越愈可靠，也愈省電。

幾乎沒有人知道，越南其實是一個成功的武器測試場。那些武器把微電子與炸藥結合在一起，徹底改變了戰爭，也就此改變了美國的軍力。

隨著美國人對於在亞洲的軍事承諾態度轉向懷疑，台灣亟需把台美關係多樣化。那些對保衛台灣不感興趣的美國人，可能願意捍衛德儀。台灣島上設立的半導體廠愈多，台灣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愈密切，台灣就愈安全。

導引武器變得愈來愈複雜。像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missile）7這樣的新系統，就需要仰賴遠比鋪路雷射導引炸彈還要複雜的導引系統，使用雷達高度計掃描地面，然後與預先載入導彈電腦中的地形互相比對。這樣一來，導彈就算偏離航道也可以重新定向。

「我們將可以把10年前還占滿整個房間的電腦，放在一個晶片上」，並「在各個層面都9部署『智慧型』武器」。

對許多批評者來說，裴瑞的願景需要的運算力進展，就像科幻小說。他們認為導引飛彈的技術只會緩慢地進步，畢竟坦克與飛機的變換也很慢。摩爾定律所說的指數型成長不僅罕見，也難以理解。

「淨評估」（Net Assessment）原是一套軍事能力分析技術，但隨著歷史的演變，舉凡科技、政治、經濟、社會等足以影響到國家安全的因素，都是淨評估分析的目標。

然而在惠普，安德森不單只是認真看待東芝與NEC而已，他還測試他們的晶片，而且認為他們的晶片品質遠比美國的競爭對手要好。

然而在惠普，安德森不單只是認真看待東芝與NEC而已，他還測試他們的晶片，而且認為他們的晶片品質遠比美國的競爭對手要好。他指出，三家日本公司中，沒有一家的晶片在最初1000小時的使用中，故障率超過0.02％。

菊池誠是索尼的研究主管，也是著名的物理學家，他曾對美國記者說，日本的天才比美國少，美國有「傑出的精英」。但菊池誠認為，美國也有「智力低於正常水準」的人所組成的4「長尾」，這解釋了日本為什麼比較擅長量產。

「我們是與日本開戰，」斯波克說道，「不是用槍砲彈藥，而是一場3技術、生產力、品質的經濟戰。」

桑德斯宣稱，半導體是2「1980年代的原油」，「掌控原油的人，將掌控電子業」。

國防部的任務小組歸納出以下6四個關鍵結論：

．美軍非常依賴技術優勢取勝。

．電子技術是最能充分利用的技術。

．半導體是在電子業掌握領導地位的關鍵。

．美國的國防很快就會依賴外國來源，提供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1980年代與阿波羅計畫的時代已經不同了，逾90％的半導體是企業與消費者購買的，2而不是軍方。

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成立理念是，這個產業需要更多的合作來維持競爭力。晶片製造商需要更好的製造設備，而生產這種設備的公司需要知道晶片製造商想要什麼。

到了1980年代，盛田昭夫察覺美國經濟與社會都有深層的問題。長久以來，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日本的老師，但盛田昭夫認為，在貿易逆差持續增加及高科技業陷入危機之下，美國需要記取教訓。盛田昭夫指出，「美國一直忙著培養律師」，而日本則是「忙著培養工程師」。此外，美國的高階主管過於關注「今年的獲利」，而日本的管理高層比較「放眼長期」。美國的勞資關係是階級制與「老派的」，對廠房員工的訓練或激勵不足。盛田昭夫認為，美國人應該停止抱怨日本的成功。如今該讓美國朋友知道真相了：日本的體制3就是運作得比較好。

《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真正讓美國害怕的是，它不僅闡述一種零和心態的日本民族主義，石原慎太郎還找到一種脅迫美國的方法。石原慎太郎認為，日本不需要服從美國的要求，因為美國依賴日本的半導體。他指出，美國的軍事實力有賴日本的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