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基督教背景

回顾科学史，若根据时期和特征划分，科学的发展形态主要分为古代希腊理性科学、近代自然实验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则以近代自然实验科学为开端。古希腊理性科学以数学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为基础，以自然哲学为最高形态。重无用不重功利、重视内在演绎而不借重外部经验、重描述轻规定。这是早期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和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差别还很大，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强调数学的普遍运用、重视数理实验、并且把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

无用之学转向有用之学，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相信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事实也如此：希腊理性科学在希腊化时期发扬光大，但在罗马文明的入侵下，随着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和基督教早期才站稳脚跟为自我保存对异教学术的抵抗，希腊学术的纯度和浓度被大大稀释了，希腊科学也只存在于一些百科全书、手册、汇编之中。而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封建王国林立，他们文化水平很低，从6世纪到10世纪，欧洲处在黑暗时代，学术之光几乎熄灭，只有教会中人读书识字，保留了一点点古典学术的遗产。同时希腊科学在自己的故乡东罗马帝国也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希腊古典科学文献沉睡在拜占庭帝国各处。希腊科学虽然在拜占庭休眠，在欧洲绝迹，却于8世纪传到了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学者在他们贤明君主的支持下，大量翻译希腊科学文献，并且通过自己的独创性研究推动了希腊理性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同样吸收了希腊罗马哲学和科学成果，为什么现代科学发生在基督教世界而不是阿拉伯世界呢？这其中便蕴含有基督教的独特之处，也就是我们这次展示的核心。

在历史方面，首先是12世纪大翻译运动。如前所述，罗马文明以后，希腊理性科学的学术资源被遗忘，反倒由于阿拉伯世界的扩张，被伊斯兰学者尽数吸收发展。直到基督教的势力不断加强，西班牙地区被基督徒重新征服，十字军东征如火如荼，阿拉伯文化中心和阿拉伯藏书都重新落入基督徒手中，出于学术和宽泛意义上的应用，就发生了史家所称的大翻译运动，以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为核心、自由四艺为主要内容的译著纷纷出现，为近代自然实验科学的发源重新找回了学术资源的基础和自然哲学探究精神：

（克里莫纳的杰拉尔德：共译70-80部著作

托勒密《至大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花剌子模《代数》亚里士多德14部《医典》

塞维尔的约翰：占星术著作

托莱多的马克：盖伦著作

切斯特的罗伯特；达马提亚的赫尔曼；蒂沃里的普拉托）

其次，早期基督教传教缓慢，积累了与异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能够很快地适应异教学术并做出自己的调整。譬如早期教父哲学时期将柏拉图古典哲学融入基督教、经院哲学时期的婢女论。教会组织也明确声明，“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雅典的归雅典”，这给学术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开明的政策条件。再者，通过基督教哲学家们的努力，柏拉图的思想同上帝观念结合，理性思想为信仰所服务，在一种从属地位中达到了结合。这也为基督教接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提供了思想前提。

而在中世纪孕育而生的欧洲大学则为这场科学革命提供了更自由的思想基地。由于大翻译运动，思想资源回流，激起了更多人的学习欲望，最初私人授课的学生和老师群体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自治联合组织，这也是university这一名称的来源。但在基督教世界若没有教会支持肯定难以为继，教皇所颁布的特许状鼓励了这种自治形式的教育机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在泛欧洲地域都获得认可的大学机构为学术讨论提供了统一的学术教学方式和普世学问标准，以自由七艺为初级学习科目、自然哲学为高级学习科目的大学教育为科学革命更是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基础：

（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意大利

巴黎大学，1257年，法国

牛津大学，1096年，英国

海德堡大学，1386年，德国

萨莱诺大学，1231年，意大利）

以上三点是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科学革命发生的一些必要条件，但这些仅仅提供了比较外部的可能性因素，最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转变，接下来我将从两个方面的变革来解释科学革命的关键精神转向：唯名论革命和释经学变革

先说唯名论革命。唯名论革命发源于中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争论，共相问题的讨论：实在论坚持共相才有实在，而殊相不具实在性；唯名论者则坚信殊相才具有实在性，共相只是名称不具有实在性。自教父哲学以来，基督教内部关于共相之争的典型解答就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督教版本，或后来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温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实在论。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观点在基督教教义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在实在论看来，共相被认为是人类所认识的上帝的理性。经院哲学把世界看成是渗透着理性的，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是上帝的理性范畴即共相的样本。从自然事物那里，人类可以认识到共相从而认识到上帝的逻辑。实在论的上帝是一个理性的上帝，一个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上帝。

但在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者也不断壮大：有着洛色林、阿伯拉尔、奥康的威廉、邓·司各特等人。在基督教教义的背景下，唯名论世界中，所有受造物都是特殊的、个别的，也就无法编入理性的存在之链，人无法通过对造物的理性研究通往上帝，甚至上帝本身也无法通过理性被理解。唯名论打破了之前理性和信仰的伟大结合，以一种新的形态重申了信仰高于理性、信仰超越理性的传统神学观念。由于理性无法抵达上帝，唯名论极度强调上帝的全能和意志自由。这种对神的看法把自然秩序变成了个体事物的混乱无序，把逻辑秩序变成了一连串名称。人失去了自然秩序中的尊贵地位，被抛入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漫无目的地漂泊，没有自然法则来引导他，没有得救的确定道路。个人的得救也不取决于你是否行善事、赎罪恶，而完全取决于上帝毫无征兆的恩典。世界丧失了自然法则，沦为一盘散沙，毫无必然性可言。这构成了欧洲思想的一个巨大困境。更可怕的是，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百年战争、教会分裂使得唯名论的上帝形象显得十分合理。

而以科学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性运动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思想困难的方案之一。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希腊理性科学强调认识自然的纯粹静观态度。自然物是那些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比自身不拥有运动源泉的制作物高出一等，制作物的最高成就也就只能是模仿自然。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为实体同基督教观念结合，上帝为万物提供了形式因。而唯名论破除了共相的实在性，不承认上帝为所有事物提供形式因的说法。如果上帝提供了形式因的话，事物就会自行其是，连上帝都奈何不得。这令唯名论的全能而且绝对自由的上帝无所适从。唯名论强调，上帝可以随意变更任何事物的样貌和本质，因此，变化乃是自然界最重要、最值得重视的事情。上帝的意志就体现在自然的运动上，或者说，自然就是上帝的意志运动。

与经院哲学不同，唯名论的上帝的意志不是万物的形式因，而是它们的动力因；不决定它们的本质，而决定它们的未来。作为自然界知识体系的物理学，必须关注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之中蕴藏的法则。这是唯名论给现代自然概念带来的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正如上帝的无限意志支配着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人的无限意志认识进而掌控自然。掌控的方法是，把自然界表象成一个数学的体系，把经验之流通过直观转变成物体在数学空间中的运动。借助普遍数学，人类的意志认识并且掌控了这个数学化的自然。

基督教引入的自由意志概念，让人充分分享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主体意志概念的确立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基础。求力意志成为新时代的人文标准。于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世界中站稳了脚跟，对自然的操控、规定和使用的观念逐渐孕育。在征服和控制自然力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在唯名论设定的混乱世界中保护自己、建立秩序。这就是近代自然实验科学精神的源泉。

其次是新教改革引发的释经学传统变革。

在中世纪，人们想理解这个世界，就得阅读“两本书”，“《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在当时，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并没有分裂。释经学者奥利金曾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诠释学，来处理文本和自然物，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奥利金认为，我们不能去细抠《圣经》的字面意义，而是要透过字面意义去看出更深的神学意义。对于自然世界的理解，就是靠寓意阐释的方式把读者从《圣经》的字面语词，引向自然世界、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这在现代人看来蛮没有逻辑的，但是，在当时，人们对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理解，就靠着这一张意义的大网给网罗起来了。

由于新教改革，改变了诠释文本的途径，寓意世界观开始消亡。新教改革家呼应人文主义“回到本源”的呐喊，主张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对《圣经》文本进行历史校勘，他们更侧重于重要文本本身。否定了寓意，这意味着自然界的物得不到解释。自然物和人工物都没有了象征含义。既然自然物没法在《圣经》中得到指称，那么当时的学者们怎么去维持这些自然物的神学含义呢？

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数学，一种是分类学，即研究自然的“设计”。数学负责把无生命的世界组织起来，分类学或者自然的“设计”则负责组织起有生命的世界。

由数学构成的自然秩序意味着自然定律。我们不能想象，若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西方会诞生自然定律。我们一般认为，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寻找科学定律，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古希腊人最终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和谐状态，而不是一种外加的秩序。而自然定律这种外加的普遍秩序，只有一神教才有可能加上去。笛卡尔认为，“上帝在创世时为各个物质部分赋予了各种运动，现在他以同样的方式和过程维持着所有的这些物质。”这就是具有普遍性自然定律的雏形，而定律来自于神律，我们要搞清楚神赋予的定律，就要通过实验。这鼓励了近代科学实验的进行。这和唯名论革命的动力因论遥相呼应。

而分类学或者自然的“设计”也是学者们需要去弄明白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上帝怎么构思这个自然，就要从他设计的精细结构中去体会。所以说，那时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不是说技术发展到那一步了，它们就该出现了。而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有这个需求，才出现的。

与此同时，自然志或者博物学开始科学化了，不再讨论一些寓意、象征、伦理学或预兆等人文学科的东西。当时涌现了一大批博物学家，也是因为万事万物的象征含义消失，我们亟须从分类学的角度对万物进行整理。如此一来，在基督教的背景和思想下，科学革命以来的近代自然实验科学不断发展、演化和巩固。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