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从来就没有听上去的那么私人。”
在情人节开始之前的一周，商家们开始进入了情人节宣传期。他们推出甜蜜浪漫的约会形式、精致又能代表爱意的礼物……在层出不穷的消费中，“亲密”的浪漫形式不断地被提起、塑造。“亲密”从直觉上来说，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一直纠缠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与大众臆想中。就如卢曼所认为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以下摘自《亲密的分离》
什么是“亲密”？
近几十年间，学者对“亲密”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亲密”可能意指在友情、亲子、两性关系中一系列迥异的信念和具体做法。虽然“亲密”难以明确界定，但越来越多学术著作开始关注“亲密”这个概念。尽管大众对于“亲密”的理解更倾向于情感上的亲密，但是学界正在挑战并且完善这个过于简化的版本。
在泽利泽看来，一段亲密关系，不仅仅是紧密，而且需要同时被标记为紧密；关系的紧密是可以表达、可以识别的，关系中的个体可以接受到特定的信息并提供特定的关注。她标记了两种亲密，这两种亲密有相通之处，也有交集：第一种是涉及个人信息传递的关系，第二种是大范围、长期的关系。两种都可能包含不同“类别”的亲密，包括身体、信息和情感上的亲密。鲍里斯和帕利娜斯同样认为亲密既可以通过身心亲近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或者掌握个体信息来达成，两者不必同时发生。更重要的是，伯兰特让人确信，亲密从来就没有听上去的那么私人。和直觉相反，亲密从来就不只是私人的，它一直纠缠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与大众臆想中。因此尽管人们常常假设亲密是私人的，但是实际上它存在于公众意识的中心。从以前的研究出发，我将含有以下特点的关系定义为“亲密关系”：（1）有特定的情感、身体或者信息上紧密联系的，或是准备发展出这种紧密联系；（2）发生在人们通常认为的“私人”领域，即使我明白这个类别有建构的一面；（3）经常由爱情和/或是性欲望、性接触产生，这个条件不是必要的。
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以为已经离异或者快要离异的人们会难过，感到孤独、被抛弃，或者抑郁。当然，我碰到过这样的人，其实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这个循环里进进出出。只是，我从来没能设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和我谈浪漫以及爱。与我的预想不同，很多离异的人想要聊浪漫的爱情，包括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浪漫，如何得到它，以及他们对于“好”的浪漫关系的理解是如何随着年岁见长而变化的。这些访谈对象促使我在研究中去提炼“离异”和“浪漫爱情”两者的理论关系。毕竟如果离异是婚姻不理想的结果，浪漫与否可能就是测量的工具。《即使浪漫具体指什么还在不断变化中，时常有争议，学者们也已经把浪漫当作一个理解不同文化中社会关系的平台。具体地说，他们关注一个越来越火的概念，即“心灵伴侣式婚姻”，也叫有爱的婚姻。这个概念指的是婚姻建筑在“伙伴关系”与“友情以及性满足”之上，情感上的亲密尤为重要，而家庭责任、传宗接代或是其他什么责任感都退居其次。
人们常常把“有爱的婚姻”和现代的自我觉知联系起来，认为现代人应该要求这样的爱。心灵伴侣式婚姻常常是进步个人主义的最好诠释。托马斯和科尔提出“得到爱就是得到现代性”。葛雷格也把心灵伴侣式婚姻描述成现代性理念的核心之一。比如有些墨西哥人认为，和他们父母那一代的婚姻相比，当代婚姻更“‘好’，因为更自由、更快乐、更让人满足，甚至更有权威性”。虽然这些常见的论断都说特定的亲密模式更现代。沃德洛和赫希认定心灵伴侣式婚姻这种理想标准对男女双方而言，有得也有失。学者们甚至发现即便是在现代婚姻中，“亲属、社群纽带依旧很牢固”。这可能意味着话语上的变迁没有落到实处。也可能是，想要变得更现代的想法和努力，反而会损害人们的身份认同、在社群中的地位，甚至是身体健康。因此针对浪漫关系的研究发现，不同浪漫形式和操作中的想法其实是现代性认同的体现，这些想法本身可以带来更多自由。同时，研究也具有批判性，把这样的亲密关系放到了权利与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中。虽然很多人认为浪漫爱情体现了个人选择以及现代性，但学者进一步挖掘两者关系，质疑任何把爱情与自由画等号的简单想法。每时每刻的决定中，人们不仅考虑是否要亲密，还有如何表现、感受亲密。在当代日本，不同的亲密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但这些表现出的差异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感情存在与否。比如，情侣间可能在公开场合秀恩爱、牵手、亲吻对方、说甜言蜜语。然而这些行为可能让其他在场的情侣感到极度尴尬，只想回到私人空间里再亲热。由此延伸，我们可以想象有的情侣认为行动比言语更能表现亲密，甚至有些人在私人空间里也说不出“我爱你”这样的话。所有这些情侣可能都爱着对方，彼此之间也足够亲密，但是表达方式迥异。一个局外人可能觉得有些情侣看上去比另外一些更亲密，事实上到底有多亲密很难判定。更重要的是，伴侣间可能对于如何表达情感有不同看法，从而引发矛盾。
新世纪之初，大家在讨论如何提高婚姻质量、避免离婚时，一个核心内容是亲密形式的变化。具体问题的争论总会转移到天差地别的亲密形式上，不论这个问题是稳固婚姻的条件，还是离婚原因的标准。熟年离婚进入公众视野时，大家震惊的部分原因是，这个现象其实是在公开谴责整个战后时期亲密关系的标准行为，而这种标准行为曾经对国家经济复苏有着巨大的贡献。复苏之后，人们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唾弃似乎并不只是表达自己的偏好，而像是从根本上否认——从前的亲密形式已经过时，问题重重，风险大。由此我们看到，感觉上很私人的亲密形式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变化，加剧了政治经济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