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和诗人一起梦游-文天祥篇》

内容摘录自黄晓丹老师的系列讲座《和诗人一起梦游》——

所有的英雄的产生，都必须连结着一定的意义感。可是如果你之前赖以生活的那些意义幻灭了，而且你的死亡也不会创造任何额外的意义，那你怎么办？

在这样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没感觉的感觉，一种漂浮的、虚幻的、不真实的感觉。所以亲人的去世也好，王朝的覆灭也好，理想的丧失也好，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感觉。

因为原先附着在生命上的意义都不存在了，所以生命就产生了一种没有外在负累的轻盈感，可是内在就变成了一种没有内容的空洞感。

我们可以在《南华山》这首诗中间可以看到文天祥对于过去经历的不真实感，可以看到他想从痛苦中逃脱出来的愿望。可是他没有找到答案，这首诗的下半首，他其实是用他的修养、他的知识在讲一些人生如幻的大道理。

当我们看文天祥的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每一个阶段的诗都不一样。在南宋未亡之前，写像《过零丁洋》那样慷慨激昂的诗，在厓山海岸的时候写那些惊慌万状的诗，在赴元大都的途中写那些像梦游一样轻盈淡然的诗，而当他最后接近元大都的时候，他开始写锥心泣血、痛哭呼天的诗。

每个阶段的诗都非常不同，可是我觉得文天祥写得最好的诗，还是他最后三年在元大都的牢房里写的那些诗。在那些诗中间，他写出了一种中国诗人很少能够达到的境界，就是生命境界。

儒家的思想不是以忠孝节义这些现实目的为终点的，伦理境界之上还有生命境界，达到生命境界才是真正的“闻道”，就是说，人不是社会的手段，如果人的价值仅仅体现为为社会服务的话，因为世界总有消亡的一天，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个人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在三千大千之中有多少个世界，在每个世界中又有多少个小世界？宋朝一旦亡国，宋朝人的生命意义就因此失去了吗？

可是，如果反过来想呢？如果人不是社会的手段，而是社会是人的手段，那就不一样了。就变成人必须通过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承担一定的伦理义务以及相应的痛苦，才能在这些经历感悟的基础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丰富的自我。我们要通过这些东西，才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体验到生命到底是什么。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

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

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

如果我们直接去通过这首诗的字面意义来进行想象，就会发现它讲的是一种在巨大的患难之后，忽然间就感到外在的冲突消解了、巨大的光明出现了的那样一种不但充盈而且宁静的生命状态。而且这种生命状态是不再受任何外在的事物影响的，完全稳定在人的内部的。

苏轼有句诗叫做“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讲的就是生命本真。苏轼经过了他一生的波折之后，当他最后解除了流放、回到大陆的渡海过程中，他就把生命看作一个渡海的过程。而且他借助于这样一个在大风大浪之后的海上风平浪静的夜晚，他来讲生命不是一个层层镀金的过程，而是一个剥离虚饰、寻回本真的过程。对于一个悟道的人来说，荣华富贵也好，生死也好，这些没有差异，因为它们都是虚饰，而不是本真。

苏轼用“澄清”来讲他的体悟，文天祥用“大光明”来讲他的体悟。如果考虑到崖山海战对文天祥的冲击，我们就会发现，当他能够用海上的经验来表达这样一种澄清光明之境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创伤经验的转化，那个怒海、血海在这时就变成了光明之海。

上面两句是从感受层面来说，下面的“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文天祥对于伦理境界和生命境界的一种理解。

灭性和劳生，就是指生命本身，意思是说，如果你太执着地投入到外在的功名追求和忠孝伦理中间去，太计较你的生活活动的外在成就，那不管这个成就是个人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是升官发财还是救世济民，它们都妨碍从伦理境界向生命境界的飞跃。

这个话别人说不行，可是文天祥说行。为什么？如果我们还是沿用苏轼的“渡海”比喻，把我们的人生经历看作是一条船，当渡海之时我们需要船只，需要依靠有形之物，这个有形之物是什么？就是我们恰好偶然诞生的这个时代，我们恰好偶然拥有的伦理身份，我们曾经有的那个非常重要、但是一定会被历史超越的目标和理想，以及所有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限制和痛苦。如果没有这些有形之物，我们就没有办法渡海。

苏轼把他的人生看作是一个渡海的过程，我们可以用佛家的“舍筏登岸”这种说法，没有这些有形之物，我们无法渡海。可是当渡过了大海，在一定的时候我们需要舍筏登岸，而舍筏登岸就是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

文天祥用他的上半生很好地完成了对于伦理的承担，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经验、思考、感受的积累，使得他能够实现这样的飞跃。

所以伦理义务是要被超越、而不是被抛弃的，它其实带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我们不要指望无船渡海，就是当我们听说在伦理境界之上还有生命境界的时候，因为生命境界听起来非常地美好、光明，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越过那个伦理境界直接到生命境界，但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读书人、知识分子，当我们沉浸在这种抽象思辨时，我们以为可以依靠这种抽象思辨来完成这样一个境界的飞升。可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思辨上，而不去亲身经历对于这些伦理事物的承担的话，那个渡海的契机、舍筏登岸的契机，还是不会到来。

这就是所谓的伦理义务是要被超越、而不是被抛弃。就是你必须要经过你的这些痛苦才可以，你必须要经历过你所经的这些局限才可以，这些局限，你生活在哪一个时代，在哪种环境之下，你的承担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偶然的，但是从本质来说，全部都只是一条帮你渡海的船而已，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条船。

最后的这两句，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它其实讲的是一种转化，豪杰就是那个比较多地承担了伦理责任的人，神仙是指那个进入了生命境界、实现了生命自由的人。所以它讲的是一个承担和解脱之间的转化，文天祥晚年在元大都监狱里面大量的诗歌，都是带有这种转化经验的。

比如说“北风吹满楚臣缨，笑捧蟠桃梦里春”，上半句写的是囚徒的生活，下半句通过一个梦境，写的是一个极其完美整全的那样的生活。在宋初的时候，晏殊有句诗，叫“海上蟠桃易熟，人间好月长圆”，晏殊是很好的太平宰相，他用这两句诗讲一种人间渴望的最完美的场景，然后接着说，那样的场景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只是愿望不是我们的人生。

晏殊这样一个生活在最好时代的人，不能够实现的这种圆满的愿望，但是文天祥在元大都的监牢里，他在心灵层面上体验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时期，它是一种最大的痛苦向人性成熟圆满的转化。

像这两句诗里面表达的这种达观和喜悦，是可以直接透过文字传递给读者的。因为生命境界是一念见道、当下悟得的，是刹那即永恒的。所以一旦进入生命境界，就一下解决两个问题：社会怎么办？以及，死亡何时到来？

文天祥四十五的时候写了一首诗，他的生命的主题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我是在2020年的元宵节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那个时候武汉还在封城，全国人民处于一种非常压抑的情绪之中，那个时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绝望不仅仅是对于疾病的，还包括对于世界会走向哪里、我们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我们以为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还有我们放弃了很多享乐要去实现的那个社会理想怎么办？就在那个晚上，我读到了这首诗。

前面四句说：“东风昨夜忽相过，天地无情奈老何？千载方来哪有尽，百年未半已为多”。“东风昨夜忽相过是说，不知不觉春天忽然就来了，它讲的是杜甫所说的那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感，可是“城春草木深”从来不是讲世界对于人的仁慈，而是讲世界对于人的残忍。因为人类世界的所有一切痛苦、灾难都无法改变自然的节律。这就是它后面说的天地无情，天地就是这样无情无义地对待我们的。

所以，在2020年的冬春之交，人类也在承受着灾难，可是这一年的春天比哪一年的春天都来得更早，这一年的花比哪一年的花都开得更早。我们有限脆弱的个人生命很容易就衰老了，可能看不到我们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未来。这就是文天祥讲的天地无情奈老何，他讲的老是我们的老，天地是不会老的。

文天祥在这一年的元旦写了一首诗，叫做《元日》，这里面就有一首诗叫做“方来有千载，儿女枉悲辛”，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二十岁的时候有一个理想，你曾经以为靠你的努力，可以在某个时候，比如说40岁的时候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到40岁的时候你发现，理想不但没有实现，而且社会可能变得更坏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办？

对一般的人来说，对于人间的小儿女来说，他们就悲伤、心酸。但是文天祥说，这些悲伤和心酸是枉悲辛，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要知道二十年算什么，二十年后还有两百年、还有两千年，也许在你悲伤心酸的这样一个瞬间里，下一个千年正迎面砸来。

这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完全还绑定在“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上的话，我们的人生价值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事物。

如果你预测二十年还不够，要预测两百年、两千年，那你不烦吗？这就是所谓“千载方来哪有尽”，可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对未来走向的分析来确定自己在哪里，来给自己定位，因为这样太疲惫、太不可捉摸、太不可确定了。

文天祥获得的这个领悟是四十五岁的时候，所以他说百年未半已为多，他说我还没到五十岁，但是以我四十五岁的人生来看待我的个人生命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让我觉得相当相当地疲惫了。其实“千载方来哪有尽，百年未半已为多”这两句是很大胆的，因为他是在解除自己与世界的责任。

可是，人们不想让文天祥解除他和世界之间的责任。当时有很多的江南士人，想要催促他为国而死，他们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爱护态度，认为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在维护文天祥的千古名誉。

所以很有意思，他们并没有比文天祥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但是他们对文天祥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伦理要求，那么文天祥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在这首诗的后面四句，”君传南海长生药，我爱西山饿死歌。泡影生来随自在，悠悠不管世间魔”。就是他既不会自杀，也不会改变志向。所以他说我现在的外在身份是这样的，可是外在身份只是偶然性的东西，它不是本质，所以我不需要改变我的外在身份，只需要进行一个内在体验的转变，这是他没有自杀的原因。

又过了一年，文天祥写了一首诗《有感》，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候，他写了另一首有名的诗《正气歌》。我们可以把《正气歌》看作一个外篇，来讲他对伦理义务的完成，把《有感》看作内篇，来讲他对个人生死的勘破。

我们知道谭嗣同写“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个是牺牲，不是勘破。牺牲意味着我知道死亡很可怕、生命很美好，而我愿意去做一个可怕的选择，这个叫牺牲。勘破意味着生死两可，生和死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因此，一个人勘破生死的时候，生死就不再是对立物，而是一种互相包含的关系。既然它们互相包含、不是对立的，这个时候主体对待生死的态度就不再是选择，而是顺其自然。这就是文天祥为什么说，我不要为了某一个目的一定要自杀，或者一定要活下来。都可以，一切都可以，因为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那些可以称得上勘破生死的作品中，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当他在写生命的时候，里面带有一种死亡即将到来的觉悟，而他在写死亡的时候，里面带有一种生命的活力和喜悦。

《有感》就是这样一首诗，这首诗说：“已矣勿复道，安之如自然。 闲陪黄妳坐，倦退白衣眠。 一死知何地，此生休问天。 怪哉茨野客，宿果堕幽燕。”

“已矣勿复道“是说人生已经结束了，虽然事实上他过了一年半才被处死，可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对生死已经没有那么多冲突，因为既不怕死也不贪生，进入了那种生死两可的境界，所以都可以接受，因为都可以接受，生命反而可以一天一天随它怎么样，就过下去。所以生命就产生了一种难得的闲暇，一种真正意义上消解了冲突的闲暇。

因此他下面说，“闲陪黄妳坐，倦退白衣眠”，黄妳诗指书籍，它讲的是书对于人的一种慰藉、安慰，一种很安定的感觉。因为生命如此悠闲，所以我就闲陪黄妳坐，我看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我的内心就是如此安定。

“倦退白衣眠”讲的是，等到我疲倦了，就脱下我平民的衣服，睡着就好了。因此，这两句诗里面，讲了一种完全消解了生死冲突之后的那种生命极度从容、自足的样子。

下面两句说” 一死知何地，此生休问天”，这是什么意思？前面说一切都结束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去说我将在什么地方死、将怎样去死，这不重要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再去问，这一生到底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意义，这两个问题都不再困扰他，他不想再去追问它，所以他进入了那种完全平静的世界中去。

可是，这样一种极其平静的世界又不是一种死寂的状态，因为他最后又产生了一种小孩子般的乐趣，他说“怪哉茨野客，宿果堕幽燕”。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文天祥是南方人，所以他说“怪哉茨野客”，我是一个南方田野中长大的小孩，可是好奇怪啊，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宿果堕幽燕”，现在我居然像一枚成熟的果子一样，落在幽燕的大地之上。

他把他的生命看作是一枚果子的成熟和掉落，而且是宿果，一个是说已经成熟的果子，另外一个是说它是一个过去成熟了、可是还挂在树枝上该掉而没有掉下来的果子。现在那个早就成熟、早就该掉下来的果子，终于像叶落归根一样，掉落到大地上。可是唯一有趣的是，为什么我是落在幽燕的大地上，落在北方的大地上？

我们讲“瓜熟蒂落”，或者王维说“雨中山果落”，讲的都是一种圆满的感觉。一个是事情的圆满，一个是生命的圆满，可是文天祥居然把他的死亡也看作是瓜熟蒂落那样类似于圆满的感觉。

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最后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两句人们有非常多的赞赏。因为苏轼一生不停地被贬谪、贬谪、贬谪，贬谪到当时北宋的最南方——海南。可是他不说自己是贬，他说自己是游，这一生好像是经历了一趟非常有趣的旅游、游玩一样，他用“奇绝”来讲自己的贬谪经历，所以人们说苏轼真是乐观洒脱。

可是文天祥来讲自己面向死亡的时候，用的是“怪哉”。“怪哉茨野客，宿果堕幽燕”，怪哉和奇绝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他不仅仅是接受了这个我终将死亡的结局，而且他接受了通向死亡的整个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

可能文天祥是中国古人中比较少地真正走到了圆满境界的那个诗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他可能最接近于荣格说的那个实现了“自性化”的人。

所以回到开头，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个故事，在一个大雪天，一个父亲带着他很小的孩子去当地的乡贤祠，让他向前代的贤人学习，这样度过一生。

谁能想到这个孩子遇到的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他完全不可能复制他小时候的偶像的人生，可是就在这个最糟糕的时代里，这个孩子却比他小时候所有的偶像都走得更远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