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人类史上最大的骗局——农业革命

处于狩猎采集生活阶段的智人，其生活重心主要放在采集野菜野果，猎杀野生动物上。虽然他们也会关注周围环境，但却不会去研究如何培育野菜，如何圈养野生动物。毕竟，当前的生活方式就能够吃饱吃好，何必费心费力去思考如何改变呢？

农业革命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跃进，使人类摆脱了迁徙的烦恼并在一个地方长久定居下来。但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变得更聪明了，只能说是运气加上人类的一点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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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同时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这几个地方独自发展并开花结果。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呢？虽然当时世界上的物种很多，但是真正能被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只有几种，而这几种动植物恰好生长在这几个地方。正如前文所说，狩猎采集这在收集食物的过程中也在收集“知识”——逐步加深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恰好，当地的智人部落对这些适合驯化的动物的生活习性，适合种植的植物的生长周期有所了解。这俩个恰好碰撞在一起，农业革命便诞生了。

以小麦为例。最后一个冰河世纪之后，全球气温升高以及降雨增多的环境非常适合小麦及其他谷物的生长。智人也是人，人就会有惰性，更容易找到的食物，人类自然会更多的食用。在搜集到谷物后，通常会将谷物带回部落处理。颗粒细小的小麦容易掉落，这也导致人类经常走的路径周围以及部落周围能够长出更多的小麦，小麦生长越多的地方，猎物和其他食物来源也就越丰富，这也促使人类部落放弃流浪转而定居下来。为了更好的培育和储存食物，石屋、石镰，石铲等相继问世。慢慢地，经历几代之后老一辈的狩猎采集者相继离世，新一代的智人逐渐忘记还有狩猎采集这种有趣的生活。

农业社会具有排他性。当一个部落选择种植作物，其周围的部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逃避，要么加入，不论哪种方式都意味着在当地这种旧生活方式的凋零。农业革命也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家”的概念让人类成为了远比过去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通过围栏和沟渠，打造出一个仅限人类和“我们的”动植物所拥有的空间。

演化上的成功对整体是有利的，但是对个体来说真的那么好吗？进入农业社会后，面对单一的食物摄入，整日弯腰劳作，侍弄庄稼等，虽然整体人口数量上升，但是农民的生活质量却下降了。既然生活的不开心，为什么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呢？试想一下，假设一个农业部落能容纳110个人，而回到原来的狩猎采集生活，这个部落只能容纳100个人，那么牺牲哪10个人让部落回到原来快乐的生活呢？谁又愿意牺牲自己呢？

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虚构秩序也变得更加完善细致，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遵守特定的规范。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遵照这种人造的直觉合作无间，而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每种文化都有其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作为由虚构故事产生的直觉，内外部因素都可以促进文化改变——即环境或邻近文化的改变，抑或是文化内部为了弭平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产生的的内在改变动力。

从不同的高度俯瞰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仅仅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俯瞰，那么最可能看到的是分裂：曾今称霸亚欧的蒙古帝国分崩离析，信众万亿的基督教分裂成不同的教派。但是当我们将时间跨度拉长，以几千年的跨度看待历史，就会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趋势。文化流动的大方向就是融合，几千年来，规模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最开始的地球更像是一个星系，世界各地的人类有着不同的文明，就比如公元前4-3世纪，中国、美洲和欧洲各自独立发展，毫不相干。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历史的车轮从不同的文明身上碾过，将其揉碎，最终拼合成一个地球村，到现如今，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结构（虽然当中有小的摩擦）、同样的科学体系、同样的贸易规则、经济法律制度。但是单一的全球文化中，依然包含一些矛盾，而正是这些矛盾使文化有着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三个最可能的因素在全球文化统一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它们分别是以商人为代表的货币秩序、以征服者为代表的帝国秩序和以各教先知为代表的宗教秩序，在他们看来，全球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属民或信徒。

农业革命后城镇、王国的兴起，让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在狩猎采集和农业革命初期，商品种类不多，以物易物还能有生存之地，而当社会中有上百种商品时，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显得有点鸡肋，各行各业的专家在钻研技术的同时无法抽出更多精力去了解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且，如果某天一个鞋匠并不想要某个农民手中的小麦，那么他们将如何达成交易呢？钱的概念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钱能够让我们快速方便得比较不同事物的价格，在当时钱不一定是标准化的硬币或者纸币，也可以是贝壳、布匹、盐等等。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虚构秩序”的强大，只要所有人都认同用某样东西可以代替钱的只能，那么这样东西就能在交易中充当媒介。金钱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互信系统，也正是有了金钱的概念之后，财富的转移、积累和运输变得更加容易和便宜，也为后来发展出更加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以及蓬勃的市场经济奠定基础。

帝国，作为过去2500年间最常见的政治形式，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即文化多元性和疆域灵活性。帝国的产生固然包含了大量的战争、奴役、驱逐和屠杀，但是不可否认其在促进文化融合和发展方面的贡献。从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开始，新的帝国思想不再将人分成“我们”和“他们”，而是认为统治者有义务将正义和和谐传播到整个世界。中国的统治者也认为，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应该将文明传播到中国周边的化外之地。这种新思想的结果就是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帝国的疆域内融合，而且每当一个旧帝国崩溃之后，各方势力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统一。

宗教，常常被我们误解为歧视和分裂的温床，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宗教让原本脆弱的虚构故事披上了超人类的合法性外衣。有了宗教之后，这些虚构故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审慎的最高权力。宗教的出现，使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朝着一个相同的目标前进，这也间接推动了文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