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享国500余年,为何统一后才坚持了不到15年就灭亡?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提一个我的基本观念:我们对历史问题的回答/历史规律的总结往往是对历史的二次发现,找到的是更多的是统计上的相关性而非因果,这是一个略显反智却更近事实的观念。
回到问题:秦国为何随统一而速亡?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对的/可以“要求一个解释”的问题,它从属于“在古代社会,为什么一个国家从氏族部落、王国、共和国向帝国/集权社会转变后,存续时间似乎会明显缩短?”这样一个更宽泛的问题,比如说夏朝存续约400余年,商朝500余年,东西周800年(西周200余年,东周500余年),传说中炎黄时期500—1000年,到了秦开始的君主集权时代,朝代平均持续150年不到,这中间有三、四个主要变化。
其一,由部落联盟、分封制向集权转变,导致决策时效性降低、决策链条过长、适用性变差。统治方式的选择依赖于信息、政令的传递速度与军事力量的投送半径,雅典与罗马民主议事的半径不超过公民3天的脚程,当疆域超出这一范围后就只能采用帝制/集权制这一单向信息传递/统治形式,而非民主议事这种交互式的,或者像中国早期那样采用分封制这种多决策中心/决策中心下放这种统治形式,这有什么客观益处呢?多中心分散决策保证了对信息、紧急事件的敏感度与处理时效,不至于像后世那样—刘邦都攻陷武关了胡亥还以为秦军在节节胜利,或者安禄山造反6天后唐玄宗才知道消息,这是信息时效性的问题,此外还有信息漏损的问题,信息传递链条越长、决策链越长,信息漏损就越多,决策的适用性、不被扭曲的程度就越低,“雪球”就更易滚成“雪崩”,小问题演化成大问题,这对统治是一种灾难。
其二,统治疆域急速扩大、集权加强导致的利益集于皇帝一人,反叛行为损失固定而收益无限;在信息传递速度不变、决策权不分配或下放的情况下,随着统治疆域扩大,权力只会越来越集中,政令在路程上的损失必须在决策阶段节省出来,决策权集中,执行机构与执行程序固定,这除了带来上述决策适用性差、扭曲程度高、无法变通与调整的问题外,另一个结果(或者说制度本身的追求)就是利益集于皇帝一身,某种程度上除了皇帝其他人皆为奴仆,得失之间没有中间选项(后期帝国甚至连形式上的分封都没有了,理论上皇帝可以予取予夺),人们时不时的面临除了造反就是死亡/灭族的选择,而造反没有回头路(错误累积到一定程度,损失就固定了,成功的诱惑却无限大,造反是一种诱惑),比如陈胜、刘邦、张角、黄巢、安禄山、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既然“误期当斩”、造反亦斩,为什么不搏一搏呢?)。
其三,皇权神圣性断崖式下跌。如果我们信任司马迁的记述,陈胜造反时候说的是“王侯将宁有种乎”,那唐末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就顺理成章。华夏文明过于早熟、世俗化,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汉朝时候还相信什么天人感应、五德轮回,王朝更迭还走走禅让的形式,前朝皇帝也多能善终,后世造反、篡权则连禅让的形式都不走了,王朝更替采用了更务实、无下限的斩草除根逻辑,皇权神圣性的丧失让造反、篡权变得更没有心理负担,因而也更频繁。
第四点,是分封、联盟制内的民众有多种选择,集权后则只能听天由命的问题。在分封制下,列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战争),各国整体上把民力当成一项资产而非简单的压榨对象,民众“可以选择国家与政策”(如梁惠王抱怨的自己政策这么好,而“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恶性竞争(战争)的情况下,数十万军队年复一年的战斗与死亡客观起到了定期消灭“过剩人口”的效果,既消灭了青壮年这一“不稳定因素”,也延缓了人口达到地力上限的时间,给王朝续了命。
以上四点是对从封建到集权转换时王朝寿命变短的通性解释。具体到为何秦帝国14年而亡这个特定问题,还要加上其没有统治这么庞大疆域的经验、时人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裂土分封的六国阶段、六国精英民力尚在、秦二世过于差劲以及秦帝国小农经济社会的普遍赤贫与徭役问题,至于其他答主所说的上升渠道因统一而失去的问题,我认为没有解释作用,上升渠道本来就没有,何谈失去,况且灭亡秦国的是陈胜与刘、项,而非秦人自己。
最后说一下君主集权朝代寿命统计规律,下面这一段话基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如果把宋朝(宋朝引进并推广了高产占城稻)看作是小麦经济和水稻经济的分水岭,我们会发现,水稻接掌中国农业之后,中国统一王朝的更迭周期要比过去延长了。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开始算起,到北宋建立之前,中国一共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等十个朝代更迭,历时1180余年,平均每个朝代只有100多年的时间。如果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几个短命王朝分开计算的话,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从北宋到清朝灭亡,一共有北宋、南宋、元、明、清五个王朝,历时950余年,平均每个王朝接近二百年。可见北宋以前的朝代更迭非常频繁,这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农业不无关系。而北宋以后以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作为帝国生存的基础,显然大大改善了帝国的健康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宋之后的五个王朝中,元朝存在时间最短,只有70年,这一方面与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很可能也因为元朝统治者来自草原,将统治的重心放在了北方,而忽略了转移到了南方的经济中心”—本段选自《北京隆平优鲜》公众号《水稻拯救了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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