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跑道终点》——追踪台湾电影中的新现实主义

原文：Maja Korbecka

《跑道终点》是在台湾电影大转型的时刻完成的，当时台语电影正在走下坡路，没错，说的正是《再见台北》（1969）。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当政推动的国语电影完全占领了台湾的电影业。从1949年到1987年戒严期间，政府对社会的持续压迫，《跑道终点》便展现了当时笼罩台湾的不稳定感和深刻的身份危机。但我们不要把注意力从电影本身转移开，因为《跑道终点》无疑是最近被人们重新发现的最有趣的经典电影之一，它对阶级、家庭、性别等问题的深刻见解以及对电影形式的关注以及对剪辑和声音的实验都令人惊讶，这些都使《跑道终点》非常具有现代感。

故事围绕着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展开，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尽管家庭背景、性情和能力不同。彤胆小怕事，他来自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擅长算盘和计算，这会使他成为未来的白领，将从即将到来的台湾经济奇迹中获益。另一方面，永胜是一个运动员类型，大胆而自豪。他来自一个工人阶级，他的父母有一个面条摊，并攒钱开了自己的小餐馆。不管有什么特权，彤更喜欢在永胜家的小吃摊上消磨时间。两个男孩在山上漫步，在海里游泳，在一个旧矿井周围探索，他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多地引发竞争和冲突。随着珠算比赛和跑步比赛的临近，两人准备参加，在一个基于时间的比赛中一起练习，竞争将角色的执着和固执推向极限，最终导致一场悲剧，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并对看似和谐的社会秩序提出了质疑。

《跑道终点》

在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电影史上，《跑道终点》是一个例外。它不仅是当时台湾为数不多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之一，也是真正的现代主义电影，因为电影形式的不透明，但有表现力，在电影叙事的建构中，它变得和情节一样重要。快节奏的电影和声音剪辑与定格动画和噪音并置，特别是在悲剧的比赛和算盘比赛的场景中，带来了惊人的效果，并通过悬念和对笼罩在人物身上的未知威胁的概念丰富了故事情节。

《跑道终点》是牟敦芾导演的第二部故事片，他后来因《打蛇》(1980)和《黑太阳731》(1988)等备受争议的恐怖艺术电影而闻名。在开始拍摄自己的电影之前，牟敦芾作为助理导演完成了一段义务性的学徒生涯，担任了白景瑞几部电影的助理导演，而白景瑞后来成为牟敦芾最好的导师。20世纪60年代初，白景瑞本人得到了一个在罗马学习电影制作的难得机会，他把自己在欧洲获得的电影知识和经验传给了牟敦芾，作为官员的儿子，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对社会不平等非常敏感，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他转而反对自己的精英背景，开始质疑当政的能力。在《跑道终点》被政府封杀后，牟敦飞决定离开台湾周游世界，最终搬到香港，开始为邵氏兄弟制作商业类型电影，但仍保持相对独立。

牟敦芾在一次采访中（In an extensive interview,Mou Tun fei 视频链接见评）提到，《跑道终点》因其悲观的基调和虚无主义的结局而受到政府的强烈批评，但也可能是同性恋的暗流或语言问题。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不受欢迎，因为围绕阶级冲突、贫困、不平等、社会动荡、家庭问题、青少年自杀等问题的主题在“进步和乐观”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政府有自己的电影的现实主义——“健康现实主义”(健康写实主义)，充满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的田园式情节剧。

在我们今天看来，《跑道终点》中的意识形态压迫反映在一个技术缺陷上——当政机器仍然像1949年以前那样粗糙，当时的审查人员只是在文章中间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空白。这些空白、技术上的缺陷，不仅为影片的历史脉络提供了线索，也成为了一种表达形式。影片中混乱的声音、无声的对话、奇怪的配音演员的选择影响了叙事，将新现实主义传统与几乎不可思议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增强了神秘感和宿命感。20世纪40年代末的经典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虽然经常存在技术缺陷，但这是由于战后早期欧洲电影制作资金有限造成的。在70年代，台湾的预算不是问题，问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当政对电影制作的支持也像过去几个月大陆对电影制作的支持一样不确定和动摇。

幸运的是，去年《跑道终点》被台湾电影学院从遗忘中拯救了出来，2019年，观众有几次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它。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禁觉得《跑道终点》和2002年张作骥的《美丽时光》有很多相似之处。故事主线围绕着两个性格不同的好朋友展开，使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迷人拉丁吉他音乐来营造气氛，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关于命运、死亡、哀悼和来世的主题，聚焦于台湾的工人阶层。牟与张作骥虽然出身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却有着一种奇怪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台湾电影史上的弃儿。

令人遗憾的是，2019年5月25日，牟敦芾去世，《跑道终点》回归银幕。彤的最后独白充满了对他中产阶级父母“努力工作，管好自己的事”态度的怨恨，以及政府有意培养的令人窒息的儒家保守主义价值观。影片放映后，这一幕久久不散，鼓励我们去想象那些没有机会发生的台湾电影的另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