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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走进那个午夜？|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译者手记

一頁 2022-01-06 12:02:37

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调一支酒：取一支长饮杯，用碎冰加满，注入伏特加至杯沿，最后倒入少许橙味苏打水。这样，你就得到了一杯据说是滚石乐队吉他手基思·理查兹80年代时最喜欢的鸡尾酒，它的名字，叫“核废料（Nuclear Waste）”。

这个与网上流行版本略有不同的配方，是我从YouTube上《切尔诺贝利的午夜》的一个读书会视频上偷来的，分享它的人，正是该书作者、一个曾多年从事摇滚乐报道的记者亚当·希金博特姆。两年多以前，在我开始抽空将这本书译成中文的时候，偶尔会在进入心流状态、飞快敲击键盘停不下来的深夜起身调一杯“核废料”，用酒精帮助平息过度兴奋，顺便提醒自己：明天也是同熊孩子作战的一天，该洗洗睡了。

请你喝一杯“核废料”

世上有许多事，常常纯粹出于偶然，但我与《切尔诺贝利的午夜》的奇妙邂逅，却带着几分念念不忘、必有回向的因缘。2019年初，某个等着接孩子放学的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在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翻杂志打发时光。从新书推荐陈列柜前走过，一下子就被这本书英文版明黄色的封面吸引了注意力，情不自禁地拿起书来，随手翻看，心中百感交集。

从这往前倒推十五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当科学记者，某次活动上，认识了两个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年轻摄影师。二人刚从切尔诺贝利禁区采风回来，给我看了他们拍摄的许多令人震撼的照片。但他们故意把成片做成黑白效果，以渲染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我看来多少有些投机取巧。而从小在一个和普里皮亚季十分相似的东北小城里长大的我，对他们不时流露出的猎奇、偏见和优越感，也感觉不太舒服。回到编辑部，跟副主编苗炜吐槽，他意气风发地说，没事，回头赶上周年纪念的时候，派你过去，咱们自己写个更好的故事。

那时候，好像整个中国的媒体行业都洋溢着一股走出去的精气神，仗着英文还不错，加上初出茅庐的莽劲儿，出国采访对我而言经常是说走就走，并不觉得切尔诺贝利的报道和其他选题有什么不同。不巧的是，200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三十周年时，我手上做着其他选题，又马上要去美国读书，错过了周刊的特别报道。虽说遗憾，但其实还是自信满满：大不了十年后再见，届时习得屠龙技，经验也更丰富，肯定能做得更好。

然而，十五年后，站在书架前翻动着《切尔诺贝利的午夜》，我的心中却只剩下了“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黯然。出于健康和家庭原因移居澳洲之后，我便与采访写稿的旧日时光渐行渐远，人到中年，更是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生命处境有形无形的牢笼。自疑时时滋生，而当对终点产生怀疑的时候，带有功利心的阅读求知冲动，便也渐渐消散。

毕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切尔诺贝利事故不管如何惊心动魄，终究是件被很多人讲述过了的陈年旧事。这些讲述者中，论文笔，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论权威，有当过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梅德韦杰夫，论流行度，有当时正在热播、备受好评的HBO美剧。而这个亚当·希金博特姆，又算是何方神圣？更何况，如今褪去职业光环，消解了狐假虎威、佯装博学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作为一个经常在生活重负下精疲力竭的普通读者，为什么要用难得的闲暇时间读这样一本沉重的大部头？想要知道苦难的模样，很多时候只需反躬自省，举目四顾，又何必去刻意倾听远方的哭声，为什么非要走进那个火光熊熊的午夜？

然而，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犹豫片刻之后，我还是把这本书借回了家。本来只想随手翻翻，但引子没读完，我就被这个故事紧紧抓住了。尽管出场人物众多，而且名字个个拗口难记，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些名字全都化成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甚至感觉如同身边某个相识多年的亲朋故旧。而对于那些相当深奥、很容易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核科学原理，作者也没有避重就轻，用云山雾罩的文人笔法敷衍了事，而是极其认真地给出了准确精到而又引人入胜的叙述。但最难能可贵也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文字中洋溢的激情——这是一本记录灾难的书不假，但它的调子并不晦暗，对科学、对生活、对人性、对未来，都充满了一种“知止而后有定”的乐观主义。事实上，读完这本关于核灾难的书，我反而对人类利用核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

很多年前，在一篇关于非洲援助的文章里，我曾写道，“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同时存在着善良与邪恶，成就与失败。爆炸的火光可以吸引方圆几十里范围的注意，而炊饭的炉火常常只在厨房的一角默默闪亮。接连发生的爆炸，未必意味着希望和未来的全部毁灭，扑灭了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一场大火，也不代表宣告了未来的胜利。”

与其他同主题作品相比，这本书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除了发生于1986年4月25日午夜的那场日后震惊世界、已经被反复描述过的爆炸，书中处处都闪亮着我不曾在别处看到的温暖炉火——它们闪亮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只是一个计划的20世纪70年代，闪亮在灾难发生后的紧急救援、医疗护理和事故善后之中，也闪亮在时过境迁、当事者相继凋落的几十年后。

身为昔日同行，我深知，在时间、资源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二手资料，加上一些叙述技巧，写出高屋建瓴、视野宏阔的文字其实并不算难。但要把真实事件化作一部让人难以释卷的硬核非虚构作品，把身份立场不同的当事人描摹得如此传神，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凭仗旷日持久、实实在在的海量采访。即使是有天分、运气好且一路上都能得到善意相助，也必定会面对无数次的日暮途穷。这个生于英国、住在纽约的记者亚当·希金博特姆，到底是如何克服语言、文化、地域和时间的重重障碍，做到这一点的呢？我深感好奇。

亚当·希金博特姆

但我万万没想到，一探究竟的机会很快就神奇地出现了。几天后，我居然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位编辑为这本书寻找译者的信息。刚来澳洲时，我曾有过以学术为志业的打算，一位大学时的师长介绍我认识了他，但因为自己的怠惰和任性，那次合作最终徒劳无功，而我也对这事始终心怀愧疚。如今一下子就能弥补两桩生平憾事，这样的机缘，如何能错过？我马上毛遂自荐，并且幸运地得到了这个循着希金博特姆留在正文和注释中的线索和痕迹、借助翻译一点一点揣摩还原他长达12年的采访历程的机会。

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条美好的、抚慰心灵的道路的开端。作为一个多年来以写字为生的人，我一直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书在哪里？”最初时的疑问，后来逐渐变成午夜难眠、辗转反侧时的追问和责问。但从翻译《切尔诺贝利的午夜》开始，我慢慢开始释开了这个心结。

写作当然是一件需要天分的事，可是同样有天分的写作者之间，却存在着极其悬殊的差异。比如，在碰巧都赶在今年出版的我的三本译作中，作为微观史学三大经典著作之一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其作者卡洛·金茨堡就是一个让我在采访时深感“夫子奔逸绝尘”、我辈只能“瞠若乎后矣”的万中无一的天才。他的那种天赋、际遇和个人努力共同造就、二三十岁时便已展露无遗、耄耋之年依然不减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能力，是我自知无法企及、恐怕希金博特姆也很难超越的。

但如果单纯从作品本身来讨论的话，《奶酪与蛆虫》和《切尔诺贝利的午夜》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除了饱含激情的文字，一个体例上的共同点，便是为了确保叙述的流畅，不给普通读者带来额外的负担，两本书都把尽显作者苦心孤诣的注释放到了正文之后。与如今司空见惯的那些为引用而引用、夹杂各种人情往来及私心杂念的学术八股截然不同，这些密密麻麻的注释，将他们在写作时的疑惑、思考、寻觅和遗憾坦然以示，那种要把金针度与人的真诚，极其动人。

事实上，或许正是因为希金博特姆的头上比金茨堡少了许多荣耀光环，反而令他成为有志于非虚构写作者的更好的榜样。而在翻译这些书的过程中，我也渐渐释然：即便是自己的那本书或许永远都没机会被写出来，能为窈窕淑女做嫁衣裳，为同路人提供一种歆慕以往的可能，又何尝不是赏心乐事，夙愿得偿？

“宇宙万物，几乎都由原子构成，那些星尘碎片，谱就了世间百态。虽然比一根头发还要小上一百万倍，原子却充斥于整个浩瀚空间。每个原子的正中，都有一个核......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当重金属铀的原子被中子撞击时，原子核会裂开并释放出核能。而当原子核裂开时，释放出的中子又会高速飞出，撞击周围的其他原子，促使其分裂，进而释放出更多能量。如此一来，假如将足够多的铀原子按照正确的组合方式聚在一起——形成临界质量——这一过程即可自行持续下去......这将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

这一段我个人很喜欢的文字，摘自《切尔诺贝利的午夜》第二章“α、β和γ”。它是对核裂变原理的准确而优美描述，但细细读来，仿佛也是对芸芸众生自身处境的一种隐喻。希金博特姆的文字功底，从中亦可见一斑——这本500页的书之所以读起来相当晓畅，除了故事好，采访充分，写得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它终究还是一个大部头，就算略去注释不看，把正文读一遍，大约也要花上十个小时，在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今天，简直迹近奢侈。

然而，来都来了，如果你正好手边有一只伏特加，如果你正好冰箱里有一瓶芬达、美年达或北冰洋，为什么不和我一道，调上一杯“核废料”：取一支长饮杯，别太大，用碎冰加满，注入伏特加，对酒量没自信的话，不用至杯沿也行，最后倒入橙味苏打水。

在浅斟低酌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试着读完这本书的头两章——只有大约50页而已。

很可能，我希望，在那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需要这杯“核废料”的帮助，才能平息被这本拥有强大磁性、让人欲罢不能的奇书所激发的兴奋。

而不是像我当初那样，任性地一看就看到了第二天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