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劭凡：评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
《劫后“天堂”》为读者展示了潜藏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抗敌”主题之下的“另一面向”，即沦陷区的社会生活。
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通常多关注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而较少涉及社会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以近年来的各种抗战史学术会议为例，其关注主题仍较为集中于抗日战争的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日军暴行、战后审判、中共抗日根据地等等。尽管如此，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也开始逐渐进入青年学者的关注视野之中，部分研究已关注到毒品、乞丐、自杀等战时社会问题，也包括战时校园生活、汉奸问题、慈善团体与社会救助等议题。
然而，对抗战时期的研究下探到市民百姓或一般下层民众衣食住行等最基本日常生活者尚未多见。巫仁恕的新着可谓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正如作者所言，既有的对于沦陷区城市生活的研究存在着集中于大型城市、多关注上层菁英人物、以抗战为单线论述主轴等局限，因而其对苏州普通民众日常生活（Daily Life）的关注，以及“由下而上看历史”（Bottom-up Perspective）的新文化史取径，可以说在选题与视角上均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渡过那八年？”这是作者希望考察的传统抗战历史研究中“抗敌”战场之外的重要面向。作者的结论与以往对沦陷区城市的既有印象颇不相同，即沦陷区内的苏州不但没有经济萧条，反而出现了“畸形繁荣”的社会生活，人们对饮茶、餐饮、旅行乃至鸦片的消费需求不减反增，甚至还要高于沦陷前的消费水平。由“畸形”现象着手，作者系统地考察了沦陷的苏州城市经济繁荣的原因，以期揭示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就史料方面而言，作者以抗战时期苏州发行的地方性报纸《苏州新报》（1938—1941）和《江苏日报》（1941—1945）为基本史料，此外还广泛引用了苏州市档案馆的同业公会档案、名人游记或日记，以及文史数据等口述材料。其中尤可注目者是对当时出版的多种旅行手册及城市导览册的使用，作者并辟有专门的附录，对此类新材料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与分析。
全书体例标准，结构亦清晰，共分六章。前两章分别以“从传统走向现代”和“从天堂到地狱”为题，具体考察沦陷前和沦陷初期苏州“四馆业”（茶馆、菜馆、旅馆及烟馆）的演变过程与相应的时代背景。
首章分别介绍苏州城市的近代发展，以及伴随其中的茶馆的新旧并陈、由客栈到现代旅馆的转换、传统酒楼到现代地方菜馆的演变，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戒烟所的出现。
第二章介绍1937年11月前后苏州沦陷至1939年下半年逐步恢复社会与经济秩序的过程。
第三至六章分别从这一时期的茶馆、菜馆、旅馆和烟馆的经营与消费等诸多面向进行具体考察。就“四馆业”中的茶馆业而言，作者对苏州茶馆业探究的基本结论亦验证了既有的关于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业的认识，即政治力量不但深入到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成都茶馆，也同样渗透到了沦陷区的苏州茶馆内。当然，如果能进一步分析苏州茶馆业之于成都茶馆业的异同，似乎更能体现沦陷时期苏州城市生活的特点。而在菜馆业方面，作者指出，影响菜馆空间分布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三，包括战争因素导致苏州阊门内外传统茶馆业重心式微，铁路取代河道码头作为城市交通枢纽，导致菜馆向火车站周边聚集，以及苏州成为省会后带来新增政府机构附近的菜馆业的兴盛。旅馆业之兴盛则较茶馆与菜馆业更能体现沦陷时期苏州人口的流动性乃至旅游业之发达。尤可注意者，乃旅社业同业公会和旅业职业工会在旅馆业者与县政府之间的博奕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而烟馆业方面，由于鸦片吸食所本就具有的道德敏感性，对其强势禁绝往往成为汪政府为加强统治合法性以及获得沦陷区居民支持而不得不做出的唯一选择。
作为一部社会文化史取径的著作，本书致力于探讨四个方面的问题。
- 首先，沦陷时期苏州的休闲业何以出现当地报纸所称的“畸形繁荣”的现象？
- 其次，如何评估沦陷区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统治能力？
- 第三，对于休闲业者而言，他们如何在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中应对新政权的统治与税收政策？
-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苏州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繁荣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其在抗战史乃至近代社会文化史中的意义应当如何理解？
对于苏州沦陷后的畸形繁荣，作者认为，战争带来的人口迁移，尤其逃难人口涌入社会治安与物价相对稳定的苏州城内，是造成这种不同于其他多数沦陷区城市的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随着汪政权将苏州拔擢为其统治范围内的江苏省省会，大量公务人员与政要名流进入苏州。为迎合他们对衣食住行方面较高水平的消费需求，苏州城内的茶馆业、旅游业与食品业等得以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扩大经营规模。与此同时，出于对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感以及暂求安乐的社会心理，多数民众抱有及时行乐以逃避现实的心态，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汪氏统治下的苏州的社会经济繁荣。当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种繁荣只是徒有其表，实则贫富分化已很严重。
关于沦陷区政权的政治控制能力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者倾向于摆脱以往研究中对其政权性质或“傀儡”或“协力”（Collaboration,又译作“合作”）的两极化评价，而从“市民大众的生活，来评估汪政权在沦陷区的角色与其所发挥的作用”。对“四馆业”的考察令作者发现汪政权在苏州不断尝试扩大其税收的范围与比例，更尝试将部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因而其统治力量已逐步深入到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其他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作者这一结论。
与此同时，从作为休闲行业的从业者的角度出发，作者考察了其在日常生活与经营中应对汪政权统治的生存策略（Survival Strategy）。在政府与休闲业从业者之间，同业公会实际上起到了关键的沟通作用。总体而言，同业公会在战前基本可以代表和反映从业者的诉求，乃至阻止新税的征收。然而随着汪政权对同业公会的不断改组，后者逐渐沦为政府的附庸，不再具有代表从业者在经营与税收方面与政府博奕的能力。尽管如此，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菜馆业者对政府限价令的阳奉阴违以及重要物资配给制外的繁荣“黑市”等现象均能说明，“休闲产业者为了生存，也试图在日常中反抗政府的各种剥削与管制政策”。
至于苏州的“畸形繁荣”特征是否在战争状态下沦陷区城市中具有代表性，作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认为苏州在沦陷时期社会经济反常的繁荣代表着“历史上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形态”，即一种“战争下的繁荣城市”。这类城市往往因较其他多数沦陷区城市而言社会相对安定而吸引外来移居者；且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会带来大量贸易；政权中心的设置亦导致大量公务人员的聚集。当然，沦陷区的城市并不必然皆因战争而繁荣，但这类城市仍有着一些共同的消费习惯与社会心理。战争带来的大量不同地域人群的迁移和向“战争下的繁荣城市”的涌入使得茶馆、餐饮等行业有了更多种不同的顾客群体，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导致的及时行乐心态也同样助长着不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的餐饮业消费。
总体而言，本书为读者展示了潜藏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抗敌”主题之下的“另一面向”，即沦陷区的社会生活。正如作者所言，虽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占中国领土将近三分之一，人口占中国近半，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仍以“抗敌”作为绝对的关注焦点，相对而言，沦陷区的历史则或由于主观上对重大问题、重大理论的关注，或出于对民族主义乃至意识形态执拗的规避，而多少被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
本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缺憾。尤其是作者以苏州当地报纸对“四馆业”畸形繁荣的生动评论入手，并进行细致的分类分析，以贴近一般大众的视角重构人们对沦陷区经济社会生活的认识，视角新颖，眼光独到。首先，由当时报刊评论出发，本身就表明苏州社会以“四馆业”为代表的这一“畸形繁荣”现象在当时的媒体和社会上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并非是后来研究者的概括，因而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其次，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分别代表了苏州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既有各自专章讨论行业内部具体的情况，亦可以四章篇幅形成全书的主干，管窥沦陷时期苏州社会生活的总体相貌。
除了这一独辟蹊径的视角外，本书在视觉材料的运用上也有为人称道之处。全书共引用了20幅图片，包括各种图册内的苏州老照片、报刊上的漫画，乃至在旧地图基础上由作者重新绘制的茶馆业空间分布示意图：第四章对菜馆业的分析引入了计算机绘图技术，在既有的城市地图基础上，利用QGIS软件进行了热力图（heat map）的绘制，以反映苏州城内众多菜馆的空间位置变迁，颇具新意。这些图像不但为读者勾勒出更为直观的苏州城市社会生活图景，更部分弥补了文字材料的意不能尽之处。不过图像材料的局限性作者未及分析，此点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