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版《世界文学史》第二编至完，摘录一二段

摘录：

《美丽新世界》与《1984》被并称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不过，两者的着重点有所差异。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从目前情形看来，《1984》中的警示似乎较容易引起人们警惕，而赫胥黎预告过的“美丽新世界”却正在成为整个人类趋之若鹜、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景观。

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波得捷尔珂夫的影响下，他参加了红军，并在同白军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但他对革命缺乏认识，因此信念并不坚定。当看到波得捷尔珂夫枪杀白军俘虏时，他十分反感，终于与革命决裂。以后他在红军和白军两个阵营间徘徊，虽两次加入红军，却三次投身反革命叛乱，并且升任叛军师长，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1922年回到家乡，村革命委员会主席宣布要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他带着情人阿克西妮亚再次远走他乡。半路上遇到苏维埃征粮队的袭击，阿克西妮亚被打死，葛利高里像幽灵一样在森林、村野游荡，最后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回到了家乡。在小说结尾，葛利高里抛弃了不管是对红军还是对白军的信仰，转而信仰超越一切个人的、最直接、最自然的人的利益：爱情、故园和家庭。

一个小说家是否伟大的标志是他创造人物的本领和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能力。普鲁斯特通过他的独特的追忆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似乎想告诉我们，生活，我们所过的生活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只不过是逝去的时光而已。只有艺术的形式才能使之固定和永久。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唯一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并不在于它所描述对象本身的意义，而在于作家对这事件的感受。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人物

和事件只有内化为人的主观印象才能说是真实的。同样的人物和事件在每个人心中留下的主观印象，其强度和深度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不存在一个对任何人来说都同样的外部世界。能否活生生地把握住过去的往事和形象，是能否在这个机械和分工时代有意义地生存的关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只要被感受到并得到再创造，就再也不是微不足道了的，就能成为整个生活，成为艺术。”

德国作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的意思是，人类世界已经变得如此恐怖和无法理解，以至沉迷于纯粹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成了一种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