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爱小情小调，也无碍林语堂的广阔胸怀
理解林语堂，不应只看到其对待生活的轻盈，亦要理解其思想的厚重。
精致典雅的文人生活、长相厮守的爱情故事、幽默风趣的言谈日常……林语堂为读者所津津乐道的，常常与“小确幸”相关。正因如此，百年来，林语堂身上始终存在诸多争议——被质疑“十分天真”，被指责“贪图享乐”，被批评“粉饰太平”。
林语堂得以留世的难道只有闲情逸致吗？
十余位中国及国际上的林语堂研究专家自历史、文学、语言、哲学、翻译、美食等不同角度，对林语堂的生平及其著述进行了精彩而专业的论述，结集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透过不同侧面的剖解，让拥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林语堂重新在历史中“现身”：
作为语言学家，林语堂坚决反对“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始终致力于改良汉字，甚至花费几十年功夫琢磨并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
作为作家，林语堂有独到的文学主张，强调自我感受的真诚抒发，不仅写散文，也写小说、戏剧，在中英文双语写作中不断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林语堂架起东西方交流、理解的桥梁，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诠释中国文化，也试图运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理解林语堂，不应只看到其对待生活的轻盈，亦要理解其思想的厚重。
01 “文字向来由繁而简”：作为语言学家的林语堂
林语堂擅写幽默雅致的小品文，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却掩藏了其作为语言学家在学术理论与实操层面的多重贡献。
可以说，语言学研究是林语堂的初心所在——1923 年，林语堂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他踌躇满志，希望借助自己在国外习得的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语文，建立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体系。
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存废问题无疑是语言学家们激烈争论的焦点。钱玄同提出废灭汉字汉语而径用“世界语”取代的极端主张，迅速得到众多语言学家的支持，他们试图通过汉语罗马化彻底消除汉字。但林语堂对此不以为然，不断重申汉字存在的必要性和珍贵性：
“今日汉字打不倒，亦不必打倒。”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便对汉字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有细致的描述。他认为，汉字是“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不仅是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表现，也提供了文化向心力。除去汉字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林语堂尤为珍视汉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他认为，汉字的优势在“美”及“有趣”。
林语堂为汉字存续的努力绝不止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评断，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积极参与现代汉语的改良运动，探索如何在保留汉字艺术性的同时提高其功能性、功效性。“文字向来由繁而简”，林语堂一生致力于推动简化汉字：
由是汉字的改革，乃成一切要问题。如何使笔画减少，书写省便，乃一刻不容缓问题。
林语堂致力于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罗式拼音系统来补足汉字在实用性上的劣势，并设计汉字索引方案以解决汉字字典索引难的问题。
更令人动容的是，文学成就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林语堂仍投入大量金钱，倾注数十年心血，悉心钻研出一套提升汉字打字效率的方案，发明了第一部中文打字机。
“如何让汉字更便利地适用于现代中国 ，是林语堂终其一生的关怀。”林语堂始终抱持着语言学家的专业热忱，竭尽所长丰富语言学研究，更在实践中探索汉字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02 “创作那一刻”：作为作家的林语堂
他善于将最神圣或神秘的感觉，用最平常的字眼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让人领受一种“说穿了稀松平常”的快意。
林语堂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与其平易近人的文字风格密切相关。不同于同时代作家旗帜鲜明的尖锐锋芒，林语堂主张关注、珍视、书写“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情趣”，挖掘散落日常的快乐与幸福。
然而，被誉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也因其幽默风趣的写作风格招致诸多非议，甚至被贴上“颓废”“空乏”“玩物丧志”等诸多负面标签。事实上，从美食文化到日常起居，林语堂向来不流于表面的歌颂，而是以小见大，延伸至文化价值观的深层讨论。
对于创作，林语堂有自己的坚持，他痛恨说大话、说假话 ，始终敞开文学之门，拥抱真诚的表达：
“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 ，惟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
所谓“亲感至诚”，亦即“创作那一刻”的由衷抒发。作为作家，林语堂跳出文体架构的诸多框限，支持多元表达形态的共存，始终致力于捕捉并留存写作中的“决定性瞬间”。他相信，真诚的表达可以打动他人，亦从古今中外的作家身上找到这一文学观的有力支撑。
因此，林语堂可以在多种文体间自由游走，从散文到小说再到戏剧，他不停寻找“创作那一刻”的真、善、美——《生活的艺术》书写日常之美，《京华烟云》掘出苦难中的善，《子见南子》则着力于孔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之个体的真。
03 “东西方必须相见”：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林语堂
“东西方必须相见 ，但只有当各自视彼此为君子之时才能相见。”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林语堂的声音从未在政治和文化议题中消失。他尤其致力于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他结合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再阐释，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通过译介中国经典、书写中国故事消解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偏见。
自小接受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并未偏倚西方文化信条，相反，他时常对所谓”西方现代性“提出尖锐的批评”——“科学唯物主义侵占了我们的文学和思想 ，已经把我们的世界搞得七零八落。”于是，他结合中西方传统中的文化资源，重塑中国哲学和“中国性”——“在支零破碎的现代知识上 ，一种新的人文价值世界必须从头搭建，而这个世界必须由东西方携手共建。”
“东海西海 ，文心攸同。”林语堂为诠释中国文化而勇于创新表达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重写 、重创经典小说《杜姑娘》无疑是关键的一笔。学者吕芳梳爬文本后发现，林语堂重创的《杜姑娘》与小仲马所著的西方文学经典《茶花女》在叙述策略上有相通之处。林语堂通过创设一系列文化与叙述修辞策略，令“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一传统中国故事晕染上西方现代性的色彩，从而让文学故事更有效地抵达西方读者。
林语堂将“批评”界定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志性功能，在其穿越中美的跨文化实践中始终以“批评”为己任，但在遇到文化差异时，他更多采用的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平易近人的轻松笔调。在他看来，西式普适性和中国特性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只能取其一，批评不是为了激化民族情绪，而是为了更好地交流与融合，共享现代文化。
如学者们所言，与五四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有一层由衷的欣赏和怀旧情感”，并将这一情感化入其跨文化实践中，提炼出“普适性的中国特性”，架构一套全新的批评话语。
把人当个体去爱，林语堂固然珍视“小确幸”，但其身上的“大情怀”亦不不容忽视。他活跃在文学创作、翻译、批评、语言学研究等多个文化领域，积极开展跨文化实践，为中国文化指出合情合理的现代性方案。正如钱锁桥总结的：“林语堂既拥抱西式普适性，又不失对其之批评；在阐释中国特性的同时，强调其适用于现代文化的普适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