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阿兰·米勒 | 折返常精神病

首先,我要祝贺玛丽-爱莲·布鲁斯(Marie-Hélène Brousse)对本次巴黎英语研讨会的成功筹办2。很惊喜,能在这里见到上百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祝贺本研讨会的恢复举办。多年前,巴黎曾有过一系列英语研讨班,不过后来断掉了。对此我很关切,并促请玛丽-爱莲·布鲁斯将其重启。对我来说,今天的场合意义非凡,这表明英语国家“弗洛伊德领域”(Champ freudien)的受众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反而在十年间有了长足的增长。依我看,“弗洛伊德领域”在英语世界表现得还不够——这是我们想要改变的。“弗洛伊德领域”要在盎-萨世界——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用英语传递拉康教学及我等研究的国度茁壮成长。
1、Jacques-Alain Miller.Effet retour sur la psychose ordinaire : intervention au Séminaire anglophone à Paris, juillet 2008. Quarto, 2009, pp.40-51.
2、英文文本由Adrian Price誊录,由Marie Brémond译成法语,由Yves Vanderveken编辑。经原作者复核,一字未易。——原注。
我选定了“常精神病”(Psychose ordinaire)作为本次研讨会的题目。尽管这并不是拉康所提出的分类,而在我看来,它是个拉康式的分类——拉康式临床的分类。我认为这一创造是所谓“拉康后期教学”的精华,而“拉康后期教学”本身就是对其整个三十年研讨班实务发展的一次折返。我的同事们已经为明确界定常精神病着力不少,而我,在这场关于常精神病概念的非正式报告中,想让我和同事们多年来基于该术语所做的实践在诸位那里激起更大的反响。
分裂的美国人
弗洛伊德提出著名的“女人要什么?”之问。他作为男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也可能是作为女人。尽管有拉康三十年的教学,人们也努力尝试过了,却仍毫无答案。可见这并非一个区分性的问题。
多年以来困扰着我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美国人要什么?”我有答案了!一个片面的答案。他们要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要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拉康。比起“弗洛伊德领域”的拉康,他们更喜欢齐泽克的拉康。恐怕目前是这样。

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是要一些个清晰定义的概念,还是要一个讨论的空间,亦或一个争论的空间?这就是精神分析概念所面临的情况。
例如,奥托·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就说自己因无法领会拉康概念的确切定义而中心摇摇。他说,“它们总在变。”你们可以想见,尊敬的奥托——他能读法语——试图在拉康那儿找到父之名、能指,等等的定义,没成想,看到了不止一个,而是多种多样的定义。他遭遇了诸多自相矛盾的定义,还总觉得在拉康里晕头转向。拉康概念含义的不断变化令其费解。也许因为奥托是德国人的后代。都知道,普鲁士人净想要些非常严格的定义,不过实话实说,这也刻在了美国人的骨子里。记得我1985年在纽约做讲座的时候——那是我唯一一次在IPA讲座——我讲完之后,科恩伯格在向我提的几个问题之一中说道:“不过,百分之五十的精神生活都是情感。”他是怎么测出精神生活的百分之五十的?不愧是奥托·科恩伯格!他要明确的定义。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美国人要的:充分定义的、可用的、有确切数字的知识。
另一方面,我有这样一种感受,美国人需要一个表达意见的空间,来说:“你是这么想的,我想得不一样。我有我自己的观点,一个不同的观点。”而又不失对威望和知识的尊重。这种质询大彼者知识的方式非常民主。
不揣冒昧,我有个印象,美国人的灵魂,或者说精神,被撕裂了。一方面欲望着极端的精确,以及数字,一方面又欲望着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图,并遵循自己的观念。
事后定义的常精神病
常精神病更多是属于第二个方面。正是因此,我才选定该主题来重启这个研讨会,毕竟常精神病并非严格的定义。欢迎所有人发表自己对常精神病的见解和定义。我所发明的并非常精神病这一概念,而是一个词,一个表达,一个能指,通过一个大略的定义,使多种意见、多种反映汇集在这个能指周围。我不曾提出这一能指的使用要诀,我只是赌了一把,赌这个能指会在临床工作者、专业人士处激起反响。我希望它蓬勃发展,也想看看这个表达究竟能走多远。
我是受拉康对通过(la passe)的做法的启发。都知道,他把分析的真正结束称作“通过”。但对此他只给了一个大略定义,因为不想别人模仿他。如果主体这样那样做,这样那样说,就可以说是分析的结束,那所有人都会立刻这样做。在大学中就是如此,如果需要一个分数,你们就得说些符合定式和成规的东西。人们因此遵从之,你们也从而处在了让-路易·高尔特[1](Jean-Louis Gault)文章中所说的,一个影子世界,一片“鬼城”。我得向你们承认,大学就是一片鬼城,那里的人们模仿着自己被假设要成为的东西。拉康只是给出了通过的大略定义,并且提议试验一下,看到时候会出现什么,人们参与了什么。借助常精神病,我想做的是类似的。依我看,这已经强有力地汇聚了意见。不少人跑过来说:“我知道一个常精神病的案例!”如果我们想要对其给出一个定义,那一定是个事后(après-coup)的定义。
二元的临床及被排除的第三元
现在,可以反思当时我发明这个语段——常精神病——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好处了。要我说,就是为了避免二元临床——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死板。

你们知道,在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ckobson)的理论中——现在这是个古老的理论了——每个能指根本上都是被其在与另一个能指,或能指的缺失的关系中的位置所定义的。雅克布森的观点就是能指的一种二元定义。多年间,我注意到,我们主要遇到的是一种二元临床——神经症或精神病。一种绝对的“要么……要么……”。虽然还有倒错,但它在天平上并不具有同等分量,主要是因为,真正的倒错不会真的做分析,因此,你们在分析中遇到的那些,不过是具有倒错特质的主体。倒错这个术语早就被同性恋运动批得千疮百孔。这一分类也要被放弃了。
因此,我们的临床主要具有的便是一种二元特征。结果是:多年间,寻思自己病人是神经症还是精神病的临床工作者、分析家、心理治疗师屡见不鲜。给这些分析家做控制,你们就会看到,他们年复一年地来谈论某个病人,而如果问他们:“您判定他是神经症还是精神病了吗?”他们也许会说:“不,我暂时还没决定好。”持续好些年,而这显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想法。
显然,这是癔症案例中的难点。癔症中没有对自己“足够好的”身体的自恋性认同——我很喜欢“足够好的”这一温尼科特式术语——因为,癔症中经常会有一些身体缺席、身体溃散的表现,那么你们可能就会思忖,这种溃散是否已经不再属于癔症,而是属于精神病了。因此也看得到,有些人多年里都在尝试判断其病人在哪一边。而当一个主体向你们诉说其就自身所体验到的空(vide),你们可以想想,是否这种空也并非癔症性的。这是对应着神经症中的无(rien)的画杠的主体,还是精神病性的空,精神病性的洞呢?尽管过了一年又一年,尽管基于父之名的排除(forclusion)假设了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分——十足的拉康派信条:“若有父之名,我便将你命名为神经症,若无,则将你命名为精神病。”——有些个案似乎处于两者之间。控制和临床中,随着时间推移,这条边界终于宽大了起来。其增加的宽度就仿佛你们增长的腰围!

如果是神经症就不是精神病,是精神病就不是神经症,那有些地方就行不通。
而常精神病就是一种引入被二元构造所排除的第三元的方式,把第三元连在了二元当中右侧的位置。

也就是说,例如,如果你长年累月有原因地怀疑主体是不是神经症,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这个主体更可能是常精神病。如果是神经症,那你们应该知道!这也是这个概念的贡献,它表明,神经症不是一张(背景)(wallpaper)3,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结构。如果你们在病人那儿看不出非常明确的神经症结构,那么就可以肯定,或者试着肯定,这是个隐蔽的精神病,隐藏的精神病。
3、原文有此括号,下同。——译注。
因此,常精神病不一定是个客观分类。你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个自在之物(la chose-en-soi)。可以说常精神病在临床中客观存在吗?不一定。常精神病涉及的是你们的知识,以及从病人身上理解某些东西的能力。无法辨认出明显的神经症特征时,你们便会提“常精神病”,这样一来,就导致你们认为这是一种隐蔽的精神病,隐藏的精神病。一种难以如此这般识别的精神病,而我会从多种小迹象来加以推测。与其说它是个客观分类,不如说是个认识论的分类。这就要看我们如何来认识它了。
《文集》(Écrits)中拉康对精神病的建构
01 变动不居的想象世界
无论如何,拉康《文集》里关于精神病的经典文本《先决问题……》(Question préliminaire…[2])都是用神经症来起头的。他在从神经症的角度思考精神病,从神经症结构中引出了精神病的结构,就仿佛那是神经症的或正常状态的基本结构的一种变体。神经症和正常状态之间有一个开关:俄狄浦斯情结。在拉康那里——弗洛伊德处亦然——俄狄浦斯情结被解释成父亲的隐喻,和神经症一样,都是一般现实。俄狄浦斯情结是正常状态和神经症之间的连接。可以说,神经症就是正常状态。所谓正常的人就是不受其神经症之苦,没太受其神经症之苦的人,或者说,他不是通过分析,而是通过活着来治疗自己的神经症。这太没意思了!通过分析来加以治疗才更有意思,但这些人总是不这么认为,就原样继续活着罢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上世纪初法国名剧里的敲敲医生(docteur Knock),确信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病着。
从拉康的观点来看,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共同基础是什么?精神生活的开端是什么?拉康的经典著作里,精神生活的开端是他所谓的想象(imaginaire),所有人都是从想象界开始的。这就是经典的拉康。但想象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推迟了语言的影响。确实,主体一开始就沉浸在语言中,但拉康在其关于精神病的经典文本里——《文集》中几乎所有文本,除开后期的——构思了一种属于想象维度的主体基本维度。起点是一样的,而我们可以说,萦回在镜子阶段的东西让主体成了一个未来的神经症,未来的正常人,未来的倒错,未来的精神病。
镜子阶段是主体初期世界的原始结构,换言之,这是个非常不稳定的世界。镜子阶段所结构化的世界,是个互易感觉的世界。互易感觉就是说你不清楚搞事的是自己还是别人。小孩打了小伙伴一下,还说:“他打了我。”此处就有一种困惑:“是我还是他呢?”这个例子很有助于理解,这是个流沙堆就的世界,不稳定的世界,不恒常的世界,一个影子世界。在第一个《研讨班》里,拉康就是如此描述,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此建构这个初期世界的。我说“建构”,是因为必须先撇开从一开始就在场的语言。基于此,他结构化了精神病,以及母亲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冲动驱力是母亲的欲望(Désir de la Mère)——母亲对孩子主体(l’enfant-sujet)无节制的欲望——的驱力。某种意义上,这等于是说,疯狂就是初期世界。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02 符号秩序(L’ordre symbolique)
符号秩序出现于这一构造的第二时间。只有符号层面才应该强调“秩序”一词。你们可能倾向于说“想象秩序”“符号秩序”,但这是不准确的。就是说,秩序是通过符号而出现在想象世界的。拉康的结构把符号——语言,父亲的隐喻——视作一种强加秩序的权力,它强加层级、强加结构、强加恒常性,也稳定了变动不居的想象世界。他把这种权力,即符号那发号施令的权力,精练为父之名(le Nom-du-Père)——我用大写字母P来表示法语的父亲(Père)一词——这一额外元素,有一个加号(+)。相应地,就有一个减号(-),减少的享乐(jouissance)。让想象世界变得可能的想象享乐,被驱逐了,被减去了。你们在拉康的所有文本里都能碰到这一概念:享乐被符号撵走了。对此拉康有多种表达方式。说拔除,说减去,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一旦引入了父之名这一发号施令的元素,力比多层面的享乐和冲动就开始做减法。如果运用石祖(phallus)一词,那么一方面有完整的想象石祖(Φ),另一方面则是表示“阉割”(弗洛伊德用这个词来表示对享乐的减法)的负phi(-φ)。

正如你们所知,拉康对精神病的构思是父之名的缺失,P0,以及去势石祖的缺失,他写作Φ0。在I图上——我们写的时候应该带上三个箭头——我们便有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洞,该图示是享乐(其实是一种“过度”)层面的。

“过度”的想象享乐继续存在,父之名因此不起作用,换言之,负phi不起作用,即负phi零[4]。我不会从头说明拉康对精神病的建构。不过,他阅读“施瑞伯个案”时,引入了妄想隐喻(métaphore délirante)这一概念。“施瑞伯个案”中没有正常的父亲隐喻(métaphore paternelle)。在一个明确的时刻,我们发现,他并未与父之名的能指相连,而这引发了他的异常精神病(psychose extraordinaire)。他的世界——一个早已稳固的世界,诚然,他已成功获得了一个很高的大法官职位,其世界早有一套组织形式,但要对父之名加以回应时,他却做不到,这触发了他的异常精神病——初遭乱局之后,我们观察到某种有序的世界自己重组了起来。施瑞伯终于一点点修补出了一个宜居世界。因此,拉康说他有的确实不是父亲隐喻,而是一种妄想隐喻。
不管怎样,妄想是符号的,是一段符号的叙述。妄想也能够组织一个世界。想想吧,大体上,把我们的世界组织起来的东西,是不是妄想性的。如果你们将其与科学知识相联系,那么全能之神、父亲、母亲等等的历史都会让你们觉得,这就是一种妄想。我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不敢——但是十八世纪的人就敢说,其实这就是一种部分的妄想。“弗洛伊德领域”是一种妄想,因为它没有一个界限明确的存在。尽管世界上谈论“弗洛伊德领域”的人数不胜数,然而,说真的,它仍不具有确切的存在。而你们去读穆罕默德的故事——神不许我说任何反对穆罕默德的话——他独自从天上回来,带回圣训,并写了下来,这份辞说指引着世间亿万之众。这就是一种神圣的妄想。其实,妄想可用以组织世界这一假设,并非全然生拉硬扯。
施瑞伯有的是一种私人的妄想。由于无法让其妄想成为十九世纪末全体普鲁士人的妄想,他不得不将其私人化,筹划出他一个人的妄想基业。可见,人们可以有一种妄想的符号秩序。
从专名到谓词
我得说,拉康后期教学中,整个符号秩序(包括其对符号秩序的建构)就是一种妄想的说法呼之欲出。生命毫无意义,而制造意义,便已经是一种妄想。该信念在拉康那里根深蒂固。实践中,当你们理解了病人所说的,便被其妄想、其制造意义的方式捕获了。作为临床工作者,你们的职责并非理解他所说的。如此一来,你们便不会参与其妄想。你们的职责在于领会其为事物赋予意义,为事物一以贯之地赋予相同意义,为其生命中的重复赋予意义的独特方式。
这使父之名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拉康的经典文本中,父之名被用作专名。我们问“主体是有父之名还是有父之名的排除(forclusion)?”的时候,就是从逻辑上把父之名用作专名,一个被称作父之名的特殊元素的专名。顺着妄想符号秩序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说,父之名不再是一个专名,而是一个在符号逻辑中被界定的谓词。

这种元素为主体发挥了父之名的功能是组织世界的要素。它并非父之名(Le Nom-du-Père),但却具有其性质与特点。这对于思考施瑞伯表面上正常地生活了五十年这一事实也十分有用。他的精神病直到五十一岁,也就是医学上所谓的男性更年期时才发作。前述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世界如何能够运转。如果施瑞伯在其精神病发作之前就进入分析,会怎么样呢?那时还没有精神分析,但你们想想,他本可以被弗洛伊德治疗的。也许,在他五十一岁之前,你们就已经可以观察到其世界构造方式的一些特殊性,从而认为他是个常精神病了。尽管弗洛伊德没有分辨出常精神病——显然他分辨出了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东西——然而,我们所谓的常精神病也许就是一种直到发作前都不明显的精神病。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方式你们早有争议,而此处只是其中一种。
那么,问题就在于作为谓词(prédicat)的父之名。也就是说,这是个被取代的代用词,父之名本身取代了母亲的欲望(Désir de la Mère),将其秩序施加给了母亲的欲望。而我们所说的父之名的谓词是一种对父之名的装像(make-believe),一种补偿装像(un compensatory make-believe[un faire-croire compensatoire]),一种CMB。我们要装作——装像——正在做一种高度科学的研究!并且有义务表明,我们旨在观察并给出一份精神病中CMB一切可能形式的完整清单!而实际上比这困难得多,比这句大话还要困难得多。
“主体生命感最私密关节处……的紊乱”[3]
通过谈论常精神病,我们试图揭示什么呢?即,精神病并非显而易见,不像神经症,它既无神经症的迹象,又无神经症稳定性、恒常性,更无神经症的重复的情形。神经症是一种稳定的东西,稳定的构型。如果你们感受不到——对临床工作者而言同样事关感受——一些定义清晰、轮廓分明的神经症元素,一种恒常且规律的重复,同时又看不到直截了当的异常精神病现象,那么就倾向于认为这是精神病,尽管它不明显,甚至相反,是隐藏的。
于是你们就得专心探求一切微末迹象。这是一种极其纤巧的临床。通常,是个强度的问题,多少的问题。而这就把诸位引向拉康所说的“主体生命感最私密关节处所激起的紊乱”(« un désordre provoqué au joint le plus intime du sentiment de la vie chez le sujet »)[4]。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我的课上,以及和同事们的讨论中强调这句话,见《文集》第558页。在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绝佳的英文版里,见于第466页。“ A disturbance ”,对于“紊乱”是个很好的翻译。他没有使用“ trouble ”这一DSM术语,而是用了“ disturbance ”:“ a disturbance that occured at the inmost juncture of the subject’s sens of life ”[5]。嗯,这种主体生命感最私密关节处的紊乱就是我们在常精神病中所寻找的。“生命感”被译为“ Sense of life ”,这是个非常含混的词,“生命的感受”或“你们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很难概述。精神病学家们曾试图描述这种“生命的感受”,他们讨论的是联觉,主体的一般感受,以及“在世之在”(«être-au-monde »)。
这紊乱在你们感受周遭世界的方式之中,在你们感受自己躯体的方式之中,也在你们与自己思想的连接方式之中。但这种紊乱究竟是什么呢?毕竟神经症,他们对此也有所感受。癔症主体在与其身体的关系中感受到这种紊乱,强迫症主体在与其思想的关系中感受到这种紊乱。那么这种“主体生命感最私密关节”的紊乱究竟是什么?这很难表达。
三重外部性
我试着通过一组三重外部性来梳理这种生命感受中的紊乱:社会外部性(externalité sociale),身体外部性(externalité corporelle),以及主体外部性(externalité subjective)。
要从这三个范畴来辨别一些迹象。
01 社会外部性
关于社会外部性,以及常精神病中的社会现实关系,问题如下:就像人们用英语说的,主体对社会功能、职业,以及自身的社会地位认同如何?最明显的迹象见于主体与其社会认同的负面关系。当你们不得不承认主体无法获得其社会地位,无法承担其社会功能的时候;你们在其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中观察到一种莫名的困境,以及无能的时候;主体无法调适的时候,这并不是指癔症性的或以强迫的自主方式进行反抗,而是说有一道莫名地铸造隐形障碍的沟壑;你们观察到我所说的断连(débranchement)、脱节(déconnection)的时候。那么,你们有时会看到一些主体由一个社会性脱节走向另一个社会性脱节——与凡俗之世断连,与家庭脱节,等等。这是精神分裂患者们的常见轨迹。
我说的是:精神分裂症。也许这才是主体的现实,尽管可能显得像常精神病,因为它不明显。不过常精神病也因此进入了你们的视线。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个常精神病,就试试以精神病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类。你们不应简单地说这就是个常精神病,而是要走得更远,与精神病临床和经典精神分析临床契合。如果不这样做——这也是常精神病这一概念的弊端——就成了所谓的“无知的庇护所”(« asile de l’ignorance »),成了不求甚解的避难所。我们谈论常精神病的时候,究竟谈的是哪种精神病?
比如,上次法语临床科讨论会中[分析训练联盟(le cercle UFORCA) 2008年6月28-29日在互助院(la Maison de la Mutualité)举办的:关于“遁世的主观情境”(Situations subjectives de déprise sociale)的会谈],我们曾见到,关于一例常精神病,一位同事——精神分析家兼精神科医生——说:“这是个克雷什莫(Kretschmer)意义上的敏感偏执狂(paranoïa sensitive)。”说这是例常精神病,是因为它不明显,而一旦你们认为这是个常精神病,便意味着这就是精神病。而如果是精神病,就也许和传统的疾病分类联系得上。我当时就觉得那位同事有道理,即这个案例是克雷什莫的敏感偏执狂。常精神病这一术语并不给予我们无视临床的许可,而是促使我们超越这一术语。
以上是消极社会认同,不过你们也要留意常精神病中的积极社会认同。比如说,有些主体非常投入工作,非常投入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着一种过度强烈的认同。因此你们可以经常看到,失业导致常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发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份工作或一个饭碗。拥有这份工作就是他们的父之名。拉康认为,如今,父之名就是被命名,被指派、被任命(être nommé à)一种功能。当今的父之名就是获得一种社会地位。可见,作为组织、部门、俱乐部的一员也许是常精神病世界的唯一宗旨。如今,“有工作”是极有符号价值的,例如,人们情愿做各种钱少的工作,不过是为了获得“有工打”的符号价值。凭各国政府的聪明才智,足以对此有透彻理解,从而给人们提供些薪资微薄的工作。这个背景下,法国政府打算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这是我们近来的话题。他们想开创一种新奇的远比做理疗还挣得少的心理治疗师行业。
这就是社会外部性,包含社会认同的积极和消极方面。
02 身体外部性
第二个外部性涉及身体大彼者——一如拉康的假说“你并不是一个身体,但你有一个身体。”——对主体而言,身体如同大彼者。癔症中,你们都有身体异状的经验,身体不过是凭兴致造成这种异状。男性身体也是如此,至少有一部分身体也在凭兴致制造异状,众所周知,就是阴茎。
常精神病当中,还有别的东西,即一种错位,一种最为隐秘的紊乱。在这个缺口中,身体散了架,于是主体开始捏造一些人为的纽带,以把身体“拧”回去。用匠人的话来说就是:主体需要一个木工夹,好稳住自己的身体。
麻烦在于,多年以来,所有过去看来不正常的人为的方式,如今都平平无奇了。穿孔入珠现在成了时尚,纹身也是。时尚就是从常精神病处获得灵感的。纹身的某些用途就是常精神病的标准,比如你们发现对一个主体而言,纹身是一种让自己依附于身体的方式的时候。这种增补元素充当了父之名。在主体与其身体的关系中,纹身可以充作父之名。那么如何与癔症比对呢?我们只能使用腔调一词——常精神病的腔调不同——它突破了癔症的边界。癔症是为神经症的界限所约束的,是为负phi所限制的。尽管有些反抗和骚乱,癔症也总是服从约束的,而在常精神病与身体关系中,你们只会感受到这道裂痕的无边无际。
03 主体外部性
我不打算探讨性生活。在社会现实——社会大彼者——和身体大彼者之后,我要谈谈主体性的大彼者。这通常见于常精神病空虚、空洞、茫然的经验之中。虽然在各种神经症案例中也能遇到它们,但常精神病中,这类空虚、茫然的迹象不具有辩证性。这迹象有着独特的稳固性。
我本想心血来潮地讲下去,但还是下次吧。
还应该研究一下对垃圾般的客体a认同的稳固性。这认同并不是符号的,而是实在的,因为没用到隐喻。主体可以极度忽视自身,从而变成一个谜。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实在的认同,是因为,主体处于在自己身上现实化这个垃圾的方向上。最终,主体以某种极端的矫揉造作对此进行了防御。由此,我们有了两种极端。我在这儿引用一下皮埃尔-吉勒·盖根(Pierre-Gilles Guégen)[6]关于热内(Genet)的报告。诸位还记得吧,皮埃尔-吉勒·盖根讨论了热内对垃圾的非辩证性认同。同时,此处我也参考了让-路易·高尔特[7]的报告,涉及的是文中主体的伙伴。他认为,这个主体人生中真正的伙伴其实并不是某个人,而是语言本身,并且,在这个主体那儿可以看到一种大彼者言语的独特回响。虽然你们在神经症中也看得到这点,但在让-路易·高尔特的个案中,其他人们的每段所述(énoncé)仿佛都造成了一种烙印。其实,这就像是一种基本关系,不是和人的,而是和语言的。
我已经看了茱莉亚·瑞恰兹(Julia Richards)这周五要报的个案:《一例常精神病中的资本主义辩证》[8]。这个案例中,主体表现出了一种请求,要“找回那缺失的百分之十以重回正常”。你们立刻就能从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中看出,他觉得不正常。他第一时间就是这么感觉的,而接着,就以一种科恩伯格式的精确提出了请求——科恩伯格知道,情绪相当于百分之五十!而这个主体知道,他还需要再多百分之十!其实吧,我猜他是个美国人!他明确提出了一些数字。在他用来自我介绍的这第一句话里,你们可以看出他的妄想。百分之十的妄想。“我缺了百分之十!”这里有些东西不对劲,而他将其归结于一个数字。“我还缺百分之十的阉割。”[笑]这并不好笑,不过在临床会议上,人们经常笑些并不好笑的东西。这个主体还说:“为什么有位宽厚的神呢?我是幸运的,这解释了这层不祥的阴霾,这份偏执妄想……我或许也不应该抱怨”,与神有关。这个小线索让我们明白,他的伙伴是神。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人生笼罩着“不祥的阴霾”——一位浪漫的神经症也可能这么说——但根据临床,这更偏向精神病。后来他说“核心无法维持,一切都瓦解了,这很科学”的时候,所有错综复杂的句子中似乎核心处都有一种同样的缺失。茱莉亚·瑞恰兹补充道:“他最牢固的认同,尽管是想象的,是由一片片他可用的父亲认同(identification paternelle)的碎片拼接而成。”认同由一堆零碎拼就,这完全是常精神病的特征。在作报告之前,我问过,如何把“零碎”(« bric-à-brac »)翻成英文。我看不懂“flotsam and jetsam”这个翻译,不过我很喜欢。Mr Flotsam and Dr Jetsam!5

MrFlotsamandDrJetsam👆
5、Flotsam和jetsam都指船难后漂散的残骸和碎片。Mr Flotsam and Dr Jetsam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音乐喜剧组合。——译注。
常精神病的理论后果
我感觉常精神病的理论后果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这导致了神经症概念的细化。如我所说,神经症是种具体结构,而不是背景(wallpaper)一张。大家要有某些标准才能说“这是神经症”:要有与父之名——不是与一个父之名(un Nom-du-Père)——的关系;要找得到负phi——即阉割、无能,以及不可能性——存在的证据;得有——用弗洛伊德第二拓比学的术语来说——自我和它我、诸能指和诸冲动之间的明确区分;以及轮廓分明的超我。如果没有这些,以及其他标志,那就不是神经症,而是别的东西。
一方面,这导致了神经症概念的细化,但另一方面,则是相反的结果,导致了精神病概念的泛化。拉康就走了这条道路。这种对精神病的泛化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父之名,父之名不存在,它只是一个谓词。它一直是个谓词,是诸多元素中对特定主体起到父之名作用的那个特定元素。那如果这么来说,就抹去了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的区别。这种观点与“所有人都是疯狂的”“各人都有其妄想”的说法相呼应。拉康1978年就是这么写的。在我今年最新的课上,我对上面的句子做了评论——“所有人都是疯狂的,都是妄想性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观点,但在某种程度上,临床就是如此。如果意识不到自己所知的是妄想性的,自己的世界是妄想性的——也可以说是幻想性的——那么你就无法做分析家,不过,确切地说,幻想性的就是妄想性的。作为分析家,就是要知道你自己的世界,你自己的幻想,你自己的表意方式是妄想性的。因此你要试着抛弃它,以察觉你病人的妄想,即他的表意方式。
嗯,我很清楚,这一个半小时里我都是清醒的,因此,不要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
与会者提问
Question1
罗杰·里滕(Roger Litten):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您的讲话,对您所强调的这一点特别在意:您对“表意”的警示。但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您提到的两条主干差不多是矛盾的。开篇是二元临床——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分,而常精神病这一概念的出现,导致了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的分野扩大,或模糊,但接下来,又花了大力气在精神病学和二元临床上重建常精神病。
雅克-阿兰·米勒:我的确是这么做的。我提到了神经症/精神病边界的拓宽……

然后又用这个……

……回到了精神病。
Question2
罗杰·里滕: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无论这条边界多宽,都要归到精神病。把您澄清的东西搞模糊了,请见谅。但认为神经症或将成为一种十分具体的结构,并接受这一概念的改动,几乎就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您的说法很有意思,您说神经症不再是背景(wallpaper)一张。精神病才是背景(wallpaper),而神经症差不多导致了父之名的一种具体改变,这阻止了精神病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差不多既有对二元临床的区分,同时又有这种这种区分模糊化。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没理解到的。
雅克-阿兰·米勒:神经症中,父之名是在位的,它地位显要(a sa place au soleil),太阳就是对其的一种代表。我们的假设是,精神病中,一旦我们察觉到父之名,并按拉康式传统对其进行重构,在其位的就是个洞。这个区别很明显。
父之名在其位[左边一栏]。父之名不在其位[中间一栏]。常精神病中,没有父之名,不过有些东西,一种增补装置,是在其位的。

可以说,啊,这是第三种结构。左图中,有个东西,而这边,它右边,就没有这个东西。常精神病中,有种或多或少与之类似的东西。事实上,这是同一种结构。归根结底,精神病中,如果不是过度的紧张症,就都有某种能让主体从中解脱或继续幸存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父之名也好不到哪里去,说白了,它就是一种很好用的“装像”。
这样一来,我就把二元临床、三元临床,以及一元临床都放到一块儿了!就像圣三位一体!
不是所有的精神病都会表现成发作、爆发的形式。也有些精神病人和常精神病一样,平静地活着。有一些沉睡的精神病,就像沉睡的特务一样,从未醒来。会发作的精神病和不会发作的精神病是有区别的。精神病是一片宏伟的大陆,无垠的大陆。看看典型的偏执妄想狂和精神分裂症的区别吧,典型的偏执妄想狂细致而有力,真的会为自己和别人构建一个世界,精神分裂症则连自己的房间都出不了。而我们将之统称为精神病。
偏执妄想狂那里,父之名的“装像”比你们的还要好,还要牢固。希望你们在工作室接待偏执妄想狂的时候,不要将其归类到常精神病,因为你们就是在接待精神病。但有些精神病从一开始就不那么明显,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敏感偏执狂。做了三年分析之后,分析家才发现有些不对劲,这个主体每天都在构建自己的妄想。有些精神分裂患者是与社会脱节的,而这些偏执妄想狂则完全是与社会连通的。有些大型机构往往由强干的精神病人所领导,他们的认同是高度社会化的。可见精神病的领域何其宽广。
涉及这种精神病时,用发作,辅以CMB来定位就有用了。会有这样的时刻,“装像”失败了,被切断了。主体的世界坍颓圮坏,发作便从中显露出来。接下来,主体要么会把自己重新组织得和以前一样好,要么会面临一种缺陷——“不够好”的范畴——逐渐让主体与社会现实脱节。显然施瑞伯就是这样。他曾有一种补充认同,而升至巅峰后,其世界分崩离析了。接着,根据医疗记录,他成了一位好病人,能够继续与妻子对话,能够写自己的书,成了作家。发作之后,他靠一种补充性的活动成功恢复了健康。
常精神病揭示了“主体生命感最私密关节处的紊乱”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所有看似彼此相差很远的小细节联系到一种核心的紊乱上。即梳理个案。所谓的“边缘”(borderline)个案,既不像精神病,也不像神经症。人们不吃上面这套。不过常精神病这个分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践中的难点。如果你们认不出神经症,又见不到明显的精神病标志,那就去找这些小迹象吧。这是关于排除(forclusion)的小迹象的临床。例如在我给出的简略清单中可以看到,对工作的社会认同就很典型。你们的工作指出了另一个方向,而该主体也可能对你们的工作产生强烈的认同。这是一种腔调的临床。以上就是它的用法。但这种临床也要能够还原为一种经典的或新颖的精神病。
Question3
一位来自以色列的与会者:
这个构想把我们引向了作为防御的主体这一概念。所有结构都是防御。不过是对什么的防御呢?我们所防御的东西处于什么状态?
雅克-阿兰·米勒:“防御”这个词我只提到了一次。而您就是那个选择让这个词成为本次演讲的一个(un)父之名的人!一般来说,我们所防御的是实在,防御的是我们无法合理化或狂热地合理化的东西。只有在我们的梦中,才会出现无意义的东西。诚然,梦是有意义的,但在惊醒我们的噩梦中,我们往往是在无意义的元素处醒来。在此处,我们也许才最接近真相。很明显,这些妄想就是围绕着无意义的实在而建构的,而在病人的辞说中,这种无意义呈现了出来,并形成了洞。即便在临床演示的一个小时里,你们都能看出拉康画在I图上的箭头,它们穿透了病人的辞说。病人的辞说是围绕着实在而织就的。您当然可以将之称作一种防御。
Question4
维亚切斯拉夫·扎普金(Vyacheslav Tsapkin):
就个人而言啊,从我的临床经验出发,我觉得常精神病是个出色的概念,很有创造性,但我就是想提醒您,在这方面有过一些令人不悦的先例。精神科医生在苏联被滥用是老生常谈了。这是有理论背景的,其基础就是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Andrei Snezhnevsky)的理论,其中包括了缓慢发展的精神病这一概念。这一概念造成了两个社会层面的后果。一方面,苏联时期,精神科医生寻找着微末迹象。他们会问:“您最喜欢哪个作家?”如果答案是:“呃,我喜欢卡夫卡。”那么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诊断就毫无疑问了。于是,凭借这类明显的原因,异见分子们被当成精神病。至于第二个后果,今天也是如此——尤其是莫斯科精神病学院(l’École de psychiatrie de Moscou),我在那儿的精神科工作了好些年——人们把神经症病人当成精神病来治,就算是神经症,也给开大剂量的安定,因为斯涅日涅夫斯基学派,莫斯科精神病学院所偏好的诊断是,神经症样精神分裂,或精神分裂样精神病。
雅克-阿兰·米勒:对。多年以来,我都在反对未发作的精神病这一概念。那些年,我并不喜欢未发作的精神病这个概念,因为我对沉睡的精神病这一概念的滥用感到害怕。但临床的客观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有个精神病发作了,那么此前的阶段就是未发作的精神病阶段。于是我开始赞成可能发作的沉睡的精神病这一定位。这在临床上是必要的。而更进一步,则是要理解,有些精神病并不会走向发作:有些精神病,有着最私密关节处的紊乱,悄无声息、从不爆发地演进着,但却永远有着一个洞,一种变形或脱节。
至于由阅读卡夫卡而给出诊断的苏维埃精神科医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92年公之于众的是,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妄想!它彻底消失了!这是个妄想的现实,是列宁长达七十年的梦境!
Question5
托马斯·斯沃洛斯(Thomas Svolos):
在弗洛伊德式的临床中,由于弗洛伊德对父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迷恋,神经症才是临床的重心,而那些异常精神病,人们就只能错过了。我觉得,通过常精神病的临床,我们从拉康的工作中提取出了一种有效的概念,它澄清了精神病。至于我们所采纳的旧有形式——精神分裂,躁狂,偏执——如今我们可以将其作为精神病的一种变体,或一种类型,而常精神病则解释了一些关于精神病的更基础的东西。我这么说是基于临床工作的。就拿精神分裂这一分类来说,是应该把不同阶段之间的时刻当作沉睡精神分裂症的标志呢,还是应该将其看作常精神病呢?换句话说,依我看,我觉得可以有一种更局限,更具体的常精神病概念,对此玛丽-爱莲·布鲁斯[9]有所提及——平凡的日常精神病,十分稳定又界限分明——不过常精神病这一概念开启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精神病的理论,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精神分裂或偏执狂的具体结构。这个概念的用处在于,它扩展了我们概念化精神病的能力,并让我们以一种早先文献中不存在的方法去思考稳定的途径。阅读六七十年代关于精神病的文献,它们仿佛与最近十年的文献全然不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计划已经引出了一种更广泛的精神病的概念。
雅克-阿兰·米勒:同意。至于弗洛伊德,他显然不是精神病学家。他通过施瑞伯的著作对其进行了研究。但他也有一个常精神病的个案——“狼人”。他是精神病,而且是常精神病,因为有充分的神经症特征。该个案曾帮助弗洛伊德明晰了神经症。你们读弗洛伊德时,会对狼人的精神病感到怀疑,但当你们读了露丝·马克·布伦斯威克(Ruth Mack Brunswick),就很难怀疑了。很久以前,我和同事们一起评论了“狼人”个案,持续一年。有些说这是神经症,有些说这是精神病,而我则乐于将其悬置,因为这激起了极大的兴趣,也引发了同事们的诸多趣解。但归根结底,这个问题的铆定点不在弗洛伊德的书中,而在马克·布伦斯威克的书中[10]。
Question6
佩妮·乔治乌(Penny Georgiou):
我的问题涉及的是,围绕发作而区分出一些东西的可能性。这周一有个关于精神病的讨论,其中,我们讨论了它们是不是发作的。我有一个问题,关于失代偿期(les épisodes de décompensation),即现象的爆发,和精神病的结构性发作之间的区别。
雅克-阿兰·米勒:我想,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说的是初次由CMB走向一种开放,一个洞,而这不停地延续,就是一种发作。如果有一种被不断补偿的重复模式,那么就是“多重失代偿”,而不说成发作。只发生一次的情形才叫“发作”。另一方面,用发展的术语,有个所谓的“演进精神病”(psychose évolutive)。有些精神病会有一种断裂(coupure),而如果有的是种持续过程,一种演进精神病,这些精神病有的就是一种凋零(déclin)。
Question7
维亚切斯拉夫·扎普金(Vyacheslav Tsapkin):
您提及了性(sexualité)而对此不加讨论。您讨论了身体的大彼者,社会的大彼者,那么未发作的精神病的性是什么呢?
雅克-阿兰·米勒:这并不典型。没有典型的性生活。您可以列出一些性生活中的古怪经历。我们出了一本关于各种各样临床案例的书,题为《精神病中的爱》(L’amour dans les psychoses)[11],在书中,您会看到体验自身性的方式的不同情况。有时,对于男人,会有一种经由性行为的推向女人(pousse-à-la-femme);有时,恰恰相反,性使你有可能重新取回身体;有时,身体会碎裂。所以,没有什么是具体的,您只要找到性行为最私密关节处的紊乱。一般来说,您都找得到。
Question8
无名氏(X):
关于作为“与‘一个父亲’(Un-Père)的相遇”的发作的问题,常精神病中将这种相遇泛化为为任何会打断CMB的东西?
雅克-阿兰·米勒:我们所说的CMB,是对排除的父之名的补偿。因此,根据假设,要让这个精神病发作,就必须有个以“一个父亲”的模态来到第三位置的元素。如果假设有对父之名的排除,那我就假设不一定要有“一个父亲”,而是要有某种在与主体关系的三元位置上就位的东西。
参考文献
[1]见Jean-Louis GAULT,本刊pp. 66-71.
[2]Jacques LACAN, «D’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 [1957-1958],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531-583.
[3]Ib., p.558.
[4] Id.
[5]Jacques LACAN, E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466.
[6]见Pierre-Gilles GUÉGUEN,本刊pp. 29-33.
[7]见Jean-Louis GAULT,本刊pp. 66-71.
[8]见Julia RICHARDS,本刊pp. 104-107.
[9]见Marie-Hélène BROUSSE,本刊pp. 10-15.
[10]Ruth MACK BRUNSWICK, «Supplément à l’“Extrait de l’histoire d’une névrose infantile”de Freud»[1928], L’Homme aux loups par ses psychanalystes et par lui-même, textes réunis et présentés par M. Gardiner, NRF, Gallimard, Connaissances de l’inconscient, Paris, 1981, pp. 268-313.
[11]L’amour dans les psychoses, Collectif,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Alain MILLER, Seui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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