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造一门语言有多难？

作者：Hélène （原创 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在广袤、浩瀚的世界里，为无数的物质和概念寻找无数与之匹配的声音，并在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单纯依靠大脑将它们存储下来，已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加困难的是，创造词汇只是这其中最基础的基础，如何把这些词汇通过一定的句法构建成完整的表述远非一个人、一两年的事。

摄影：Ray X

《波斯语课》注定会成为电影史上不朽的作品，如同《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一样，这部影片并没有从群体的视角出发正面展现二战战场的血腥和残酷，而是从个体出发，细腻而克制地描绘出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苦苦求生的人们，历经了世间最大的恶，却依然保持着最可贵的善。

雷扎，是一个波斯人的名字，电影里的雷扎原本并不叫雷扎，导演甚至没有交代他真实的姓名——即便他曾真实地存在过。1942年，男主在一辆押送犹太人的卡车上意外地获得了一本波斯语书籍，书上写着“雷扎”这个名字。在即将到达集中营的时候，德国士兵对车上的犹太人实施了枪杀，尽管男主机智地在士兵开枪之前就及时倒下，但他还是被士兵所识破，情急之下，他否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声称自己是波斯人雷扎。幸运的是，负责后勤的科赫上尉打算学习波斯语，正在四处寻找波斯人。

就这样，完全不懂波斯语的男主成为了科赫的波斯语教师。科赫的目标是每天学习四个波斯语单词，他预计战争还能继续两年，两年之后，他大概能学会两千多个单词。

能指与所指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将语言的基本单位从词语限定为“符号”，他认为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是由两个层面所构成的，即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言的语音形象，所指是意义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能指和所指是指存在于说话人头脑中的概念，而不是必须表现为有形的物质。简单地说，就是当说话人谈论一棵树的时候，并不需要这颗树一定在场。事实上，正是这一特征凸显了语言独特的价值。

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将我们引向了创造一门语言的关键，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创造者必须将每个语言符号与一个相应的意义对应起来，并赋予它一个发音单位，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由此，我们需要了解另一条规则：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可以有任意的结合，任何所指可以和任何形式的能指相结合。”也就是说，当我们将一棵树命名为“树”的时候，其实是随机的、任意的。这一点也解释了在不同的语言中，“树”可以对应不同的发音单位。

当索绪尔的学生用《普通语言学教程》推开现代语言学的大门时，曾经引起了一个时代的震动，此后，这些概念和规则经历了无数的质疑与修正，到今天，一切尽管已经不再像我前面介绍的那样简单，但它们仍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关于语言的基本问题。透过这些简单的分析，我们得以初步窥见创造一门语言所包含的难度：在广袤、浩瀚的世界里，为无数的物质和概念寻找无数与之匹配的声音，并在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单纯依靠大脑将它们存储下来，已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加困难的是，创造词汇只是这其中最基础的基础，如何把这些词汇通过一定的句法构建成完整的表述远非一个人、一两年的事。

回到《波斯语课》

为了解决“语言符号任意性”的难题，雷扎在集中营里从犯人的名字中找到了灵感，他将每个犯人的特征概括为一个词语，诸如：饥饿、高傲、严肃……接着，再从犯人的名字里提取一个词根创造出一个“波斯语词汇”。通过这样的方式，雷扎得以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

当然，雷扎的波斯语教师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为了对他进行考验，科赫曾经有一天要求他一次性教授四十个单词。还有一次，雷扎不小心将同一个发音分别当做“面包”与“大树”教给了科赫，尽管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以一词多义的说法进行掩饰，依然引起了科赫的怀疑，为此雷扎几乎九死一生。

大难不死之后，雷扎开始一步步掌握主动权，获得了科赫的信任。与此同时，沉迷于“波斯语”的科赫不惜动用自己的职权使得雷扎屡次逃脱集中营里的大屠杀。然而，每一次当雷扎避难之后回到集中营时，望着空空的牢房，他都会陷入悲伤的情绪当中，久久不能释怀。

在又一批新的狱友到来之后，雷扎结识了一对意大利兄弟。弟弟不会说话，全靠哥哥照料。在白天的劳动中，弟弟由于触怒纳粹军官，遭到了毒打，幸好雷扎从科赫那里将肉罐头带给他们，使得弟弟的体力得以恢复。这样的雪中送炭无异于救命之恩。雷扎和意大利兄弟之间渐渐生出了默契。

不久以后，一位始终质疑雷扎身份的德国士兵在新一批的俘虏中找到一位波斯人，士兵打算将雷扎带去当面对质，对雷扎而言，这是一场真正的危险。

意大利人了解雷扎的谎言，也了解士兵的动机，他深知雷扎比自己更有能力照顾弟弟，于是在危急关头，杀死了波斯士兵，以此保全了雷扎的性命。看到波斯人的尸体，残暴的德国士兵立刻杀死了意大利人。就在那一刻，雷扎的勇气彻底被唤醒，从此，他不再惧怕任何暴力的威胁，哪怕是死亡。

雷扎进入集中营的两年之后，德国战败，集中营准备处死最后的犯人。科赫上尉再次利用了自己的职权，他嘱咐雷扎去农场暂避。然而，雷扎与意大利人的弟弟交换了囚衣，将生的希望留给了他，自己一心赴死。

当雷扎身处犹太人的队伍，打算与自己的同胞一同走向死亡之际，科赫发现了队伍中的他，他不顾军官的威胁，执意将雷扎拖走，一直走出了集中营。科赫向雷扎坦白，德军即将战败，所有人已经无暇顾及他的生死，只要跑出树林，他就能活下来。而科赫自己也已经准备好私人飞机，打算飞往德黑兰。

就在科赫满心欢喜，用雷扎教他的波斯语向海关军官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还无法想象，两年以来，他甚至不曾学到任何一句真正的波斯语。很快，他就被识破了德国军官的身份，再也无处遁逃。

“平庸之恶”，以及审判和创伤

汉娜·阿伦特曾经用“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来解释纳粹的罪行，学者刘擎指出，所谓极端之恶，不是就程度而言，而是就性质而言。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比纳粹屠杀犹太人更加残忍的行为，然而，纳粹大屠杀的动机“并不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而是“纯粹把犹太人看作多余的东西”，他们“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这种对人本身的否定是极端的罪恶。与“极端之恶”相呼应的是“平庸之恶”，所谓“平庸之恶”并不是生活中的小事，而是用来解释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行为。”

影片中，科赫的结局就是对“平庸之恶”的审判。科赫曾向雷扎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中，母亲早逝，他跟父亲和兄弟一起卖白开水度日，终日饥肠辘辘，12岁开始去厨房学徒，十年之后，成为了主厨。科赫并非嗜血狂魔，二战爆发之后的一天，他走在街上，看到了穿着体面的纳粹士兵，他们抽着烟，脸上流露着高傲的神色，科赫就这样被他们所吸引，成为了纳粹的一员。

在任何一个年代，科赫的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军官和制服足以使一个热血青年心生向往。然而，科赫很快就意识到了纳粹的罪恶。他热切地盼望战争的结束，于是，热衷于学习波斯语，他等待着，战争一结束，他就去德黑兰开一家餐馆。

在科赫与雷扎分别的时刻，他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科赫指责雷扎为了一个无名之辈宁愿自己去死，雷扎回答：“他们有名字，只是你不知道，他们并不比你低下，他们至少不是杀人犯。”这时，科赫否认了杀人犯的身份，声称自己从未杀过任何一个人。雷扎犀利地指出，他虽然没有杀过人，但是每天都在帮助杀人犯填饱肚子。

科赫的回答大概是真的。但他可能已经忘记了，当初仅仅因为自己心生疑虑，他就差一点造成了雷扎的死亡。他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从未参与过类似这样的间接的谋杀呢？

科赫之罪，便是“平庸之恶”，当嗜血的同类彻底丧失了理性，变得疯狂，所有的无动于衷便不再无辜，更何况他身为帮凶。面对着血腥的、赤裸裸的罪恶，没有谁应该逃脱被惩罚的命运，科赫如此，所有纳粹的“螺丝钉”亦如此。不过，具体到惩罚的方式，我更倾向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当然，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需要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才能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

现在，让我们回到《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幕，在雷扎被盟军的部队营救之后，他说，他记得集中营里2840个遇难者的名字。

所以，这样的创伤如何才能痊

注：所引文字出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