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用我一生来读的诗人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最重要、持久影响的德语犹太诗人。 策兰原名安切尔（Antschel），1920年11月23日生于泽诺维茨（Czernowitz）。泽诺维茨原属奥匈帝国布考维纳（Bukowina）首府，是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以德奥和犹太文化为主要基础的文化名城。策兰出生两年前奥匈帝国瓦解，该城划归罗马尼亚，1940年以后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改名为切尔诺夫策（Chernovtsy）。 策兰的父亲为木材经纪人，母亲曾在托儿所工作。策兰的父母都有着正统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1]的背景，“这是一个每周都自觉点亮安息日蜡烛的犹太家庭”。 策兰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初上德语学校，后来转入希伯来语学校，也学罗马尼亚文，但他们在家里只说标准德语。在热爱德国语言和文学的母亲的影响下，策兰六岁时就会背诵席勒的诗，青年时期开始用德语写诗。这种对德国语言文化身份的认同，使他们后来对德国人施加于他们的一切都毫无准备。 1938年11月策兰遵父母之命前往法国图尔读医学预科，次年夏天回乡探亲期间，因战争爆发，改在泽诺维茨大学读罗曼语文学。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布考维纳地区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这样，策兰又学起了俄语。1941年6月，德国侵入苏联，成为德国轴心国的罗马尼亚的军队进入泽诺维茨，德国党卫军部队跟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人遭到大肆迫害。1942年6月，德军进驻泽诺维茨，四万多名犹太人被强行驱逐到隔离区（后被分批押送到集中营），策兰显然有一种灾难的预感，6月27日那天，他力劝父母和他一起躲到朋友为他找的一个藏身之地，但父母却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次日策兰回到家里时，父母已在纳粹的“夜间行动”中被带走。 接下来，策兰父母被押送到已被德国占领的乌克兰布格河东的米哈依洛夫卡（Michailowka）集中营。策兰自己被纳粹劳动营强征为苦力，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修筑公路和桥梁。就在当年秋冬，噩耗相继传来：先是策兰的父亲在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后是他的母亲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被纳粹枪杀，据传脖颈被子弹洞穿。 这就是如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他也是策兰诗歌的译者）所说的那种“决定性事件”——一个让人不能逼视的黑洞，它决定了策兰的一生。 1944年2月，劳动营解散，策兰回到故乡，但是，他已丧失了一切。世世代代生活在泽诺维茨的犹太人一大半惨遭屠杀，该城也被苏联乌克兰共和国重新接管。他的“冬天里的童话”“夏天里的童话”（他后来曾在诗中这样回忆他的故乡），成了一个“鬼魂之乡”“乌有之乡”，成了他在余生中时时会以“有些神经质的手指”痛苦摸索的“一幅童年用的地图”。（见策兰毕希纳奖获奖演说《子午线》） 因而策兰会告别故乡，于1945年4月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谋生。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份俄语翻译工作，并开始以“Celan”（这在拉丁文里有“隐藏”或“保密”的意思）亦即“策兰”作为他本人的名字。1946年，他翻译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后受到欢迎。1947年，他的《死亡探戈》（即《死亡赋格》）等德文诗作被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同时，他也将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等作品译成了罗马尼亚文。但到了1947年12月，罗马尼亚国王被迫退位，新政权正式成立，幸存的犹太人和政治异己受到大肆迫害，策兰不得不再次选择了一条逃亡的艰辛道路，目标是维也纳——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北极星”。 而这种选择对策兰来说，还关涉到一个语言问题。德国纳粹杀害了他的父母，这使他从小就讲的德语成了“凶手的语言”。但是，他已别无选择。他已同这种语言长在了一起。他也只能用这种语言写诗并“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冒险偷渡到维也纳——一个可以讲德语但却不是德国人的地方。 在维也纳，策兰凭着他的德语和优异的诗歌才能，很快就认识了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埃德加·热内和其他一些诗人、艺术家。策兰很早就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他一生的创作也都带着这种艺术特征），在为热内的画册所写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中，他这样宣称：

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面对着海镜……

保罗·策兰手稿

《保罗·策兰诗文选》作者:[德] 保罗·策兰译者:王家新/芮虎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2-7

这还是策兰第一次发表他的艺术观。他在维也纳受到了赞赏，不仅在杂志上发表了组诗《骨灰瓮之沙》，他的第一本诗集的出版也在筹划中（后来因印刷错误太多被策兰本人要求撤回，未再发行）。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了正在维也纳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敏感而富有文学天赋的英格褒·巴赫曼。这种相遇对策兰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生命激发，如他在写给巴赫曼的《花冠》一诗中所说，“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1948年7月5日，策兰从维也纳登上了开往法国的列车。作为一个异乡人，策兰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于1951年11月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法国版画家吉瑟勒（Gisèle de Lestrange）。吉瑟勒生于贵族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纵然她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位犹太人，但吉瑟勒不为偏见左右，一年后和策兰成婚。接下来，策兰有幸获得了著名的巴黎高师德语文学讲师教职。如果他用法语写诗，他会成为一位法国诗人。但是，命中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用流亡者的德语写诗的犹太诗人。 而德国也迎来了这样一位注定会改变其文学地图的诗人。1952年5月，策兰在巴赫曼（那时她已成为一颗文学新星）的力荐下参加了西德四七社在尼恩多夫的文学年会。四七社为战后德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社团。在参加该年会后，策兰又应约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诗集《罂粟与记忆》，其诗歌天赋很快引起注意，尤其是《死亡赋格》一诗，在德语世界产生了人们未曾意料到的重大影响。正是这首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力作，奠定了策兰在战后德语诗坛的重要位置。 《死亡赋格》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影响，除了诗本身的思想艺术力量外，显然还在于诗背后的重大历史，亦即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引起了世界性关注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在战后德语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多少年来它也一直伴随着人们对历史的哀悼、追问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2] 但是我们又要看到，策兰的诗不仅是对“奥斯维辛”的反响。虽然他的一生都是犹太民族苦难的哀悼者和铭记者（在《数数杏仁》的最后，他甚至发出了“让我变苦/把我数进杏仁”这样的神圣誓约），但他拒绝让别人来“消费”他的痛苦，《死亡赋格》问世后的广泛反响，也引起了他自己的愧疚，并意识到自身创作中潜在的危险。就在《罂粟与记忆》出版后不久，他就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你都会让那些/需要它保护的暴露出来”“无论你说出哪个词——/你都有欠于/毁灭”（《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 的确，在20世纪下半叶的诗人中，有谁比策兰更有艺术勇气和语言的颠覆力和创造力，或者说比他更“极端”的呢？几乎没有。我们说策兰是一位突入现代诗歌最核心地带的诗人，这不仅在于他的创作深刻体现了时代“内在的绞痛”，也因为他这种卓绝的语言和诗学实践。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当代诗人（包括中国诗人）会为策兰的诗所吸引的重要原因。在斯坦纳看来，斯蒂文斯的诗纵然高超玄妙，但那仍是从“阿波罗的（理性）竖琴”上发出的声音，但在策兰那里，他们遇到了一种真正的“外语”，一种真正属于异质性的东西。或者说，策兰的诗，无论我们怎样去读，它都属于“语言的异乡”。很可能，这就是策兰最独特的意义所在。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策兰。策兰经常在诗中写到“手”，在致汉斯·本德尔的信中也称“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策兰自己的全部创作也证实了，他的写诗的手是一只痛苦的手，也是一只一直在寻求着真实的手（在他离世一年多前给儿子的信中，他也这样说：“也想想诗歌，想一想那种总是在寻求真实的诗歌，我将帮你去发现它。”） 同时，这只写诗的手又是一只炼金者之手（“沉默，如熬炼过的金子，在/炭化了的/手中”，《炼金术》），是一只精通现代诗歌的技艺而又充满了高度独创性的“创造之手”。 而让我本人深受感动的，这更是一只自始至终以“被践踏的草茎”（《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来写诗的手。我想，这也是策兰自己从他悲惨死去的母亲那里领受到的神圣嘱托，他要以被死亡和暴力所践踏的“草茎”写诗，要使那些受害者、沉默者和牺牲者通过他发出声音。别的不说，我们来看策兰的长诗《港口》。这首诗以乌克兰黑海城市敖德萨为背景，1941年10月，大批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但这首诗写到最后，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那时汲井的铰链，和你一起

哗哗在唱，不再是

内陆的合唱队——

那些灯标船也舞蹈而来了，

从远方，从敖德萨。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作者:[德]保罗·策兰（Paul Celan)[奥]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译者:王家新/芮虎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7

《雪的款待》作者:王家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6

这真是一首动人的招魂歌。它不仅具有追忆、哀悼、复活的多重色调。这是苦难中的庆典，穿透了生与死。说实话，当年我翻译到这里时，几近泪涌。 正因为如此，策兰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了一个远远超出一般诗人的位置。我曾访问过柏林著名的犹太博物馆（由犹太建筑师丹尼尔·里柏斯金设计），它的黄颜色老馆与外表为银灰色锌皮的新建筑体，马上就让我想起《死亡赋格》：“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你的灰烬头发苏拉米斯”。这是有意设计的吗？肯定。在新馆后面，就专门设有“保罗·策兰庭院”。我想，这比任何国家的“先贤祠”更能显示一个诗人在一个苦难民族心目中神圣而不可冒犯的位置。 就像“不肯愈合”的伤口，策兰是一位读了就不能放下的诗人。这就像诗人多多有一次对我讲的：是你在翻译策兰吗？不，是他在要求你翻译他！因此，1997年秋至1998年春我在德国斯图加特“孤堡学院”（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做驻留作家期间，我又开始了翻译策兰。 那时我主要翻译了策兰的长诗《紧缩》和几十首短诗。除了汉伯格的译本外，我又有了彼埃尔·乔瑞斯所译的策兰的《换气》。策兰生前曾说这是他迄今写下的最有诗意、同时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诗集。的确，很难理解，我在那时的翻译，恰如策兰自己的诗句所说：“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花冠》），但这又的确是“最有诗意”的一部诗集。该诗集的开篇即是“你可以充满信心地/用雪来款待我”（《你可以》），多好啊！ 那时我还写下了一篇介绍策兰生平和创作的文章《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后来经修订作了《保罗·策兰诗文选》序文）。正因为这些译作和介绍文章，策兰的诗渐渐受到更多中国诗人和读者的关注。2001年春夏，出版策划人楚尘先生到北京找到我，提出要出版策兰诗选，我同意了（我本来并没有出版的想法，因为我还想对这些译文再“磨一磨”并尽量多译一些）。 因为我的翻译主要依据的是英译，为了更接近原文，再次访德期间，我请我在斯图加特认识的移居德国多年的芮虎先生依据德文原诗对我的一些译作进行校勘，并请他直接从德文译出一些策兰的散文和获奖演说。2002年7月，我们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收有103首诗和策兰最主要的散文、获奖演说辞和书信。 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集。从各方面看，它出版后受到了很大关注和欢迎，5000册很快全部售完。对此我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呢？但后来当我看到许多读者在网上谈论策兰，许多很优秀的诗人（比如多多）告诉我他们把这本策兰诗文选读了无数遍，甚至还有一些诗人写诗献给策兰，我也明白了：继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之后，策兰对中国诗人的写作也开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了。 只是我知道这部译作的出版过于仓促，所收录的译作也不够全面。因此，2007年秋冬，我在美国纽约州柯尔盖特大学做驻校诗人期间，我又陆续购买了策兰《雪部》的英译本、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费尔斯蒂纳的《策兰评传》和他编译的《策兰诗文选》等。在纽约州上部的那一场场大雪中，我重又回到策兰这里来了。 2008年回国后，我也一直没有放下这种阅读和翻译。我又请朋友从美国带回了策兰诗歌的其他英译本和《伽达默尔论策兰》的英译本以及一部策兰研究文集，并从首都图书馆复印了德里达关于策兰的讲演和访谈录的英译本、策兰生前的朋友彼特·斯丛迪的《策兰研究》的英译本等等。我也由此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把翻译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约翰·费尔斯蒂纳的策兰评传对我全面了解策兰有很大帮助，德里达、伽达默尔等人关于策兰的论述和解读对我也很有触动和启发。伽达默尔解读的21首策兰诗作，大部分我已译过，正是借助于他精深的解读，我对这些译文又进行了修订。 这一切，也加重了我作为一个策兰译者的责任感。2009年2月，我的策兰翻译计划再次得到了德国“孤堡学院”艺术基金会的支持，我又到那里住了一个月。在德国期间，我请芮虎先生对我新译的一些诗作进行了校勘。此外，在德国新出版的巴赫曼与策兰的通信集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正是在这期间，我们决定着手翻译这部重要的通信集，经过数年努力，它得以在中国出版并受到广泛关注。[25] 而在这之后，除了新译并修订已译出的策兰诗作，[26]我主要从事对策兰的研究和解读，写有《雪的款待：策兰诗歌解读》《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也谈策兰与“诗歌的终结”》《在你的晚脸前》《喉头爆破音：英美诗人对策兰的翻译》《从“晚期风格”往回看：保罗·策兰对莎士比亚十四行的翻译》等十多篇研究文章，近期还完成了一本策兰诗歌解读方面的书。 就这样，阅读、翻译和研究策兰，于我已近三十个年头，而2020年，就是诗人逝世五十周年和一百周年诞辰的年头。编选这部带有纪念性质的策兰诗选，对我个人来说则带有某种总结的意味。我从已译有的380多首诗中选出了近360首诗，并参照德文原诗和不同英译本及研究资料对它们进行了逐一的修订。我有某种如释重负之感。不过，能“了断”吗？恐怕不能，我甚至由此还想起了策兰生命最后阶段的诗句：“结成杏仁的你，只说一半，/依然因抽芽而颤抖。”（《结成杏仁的你》） 是的，“依然因抽芽而颤抖”。这部诗选是多年来心血投入和反复打磨的产物，但我不能说它就此终结了我对策兰的阅读和研究。这里，我也要再次感谢芮虎先生和其他朋友的大力帮助，感谢众多诗人和读者多年来的激励和期待。一位诗人曾运用策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的一个隐喻来评价我的翻译：“作为一个诗人译者，他在一种最深刻的生命辨认中侧身而行，并以他精确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让我们在汉语世界里听到了“那船夫的嚓嚓回声……”[27]这一切也加重了我作为一个译者的责任感。我力求把翻译建立在一个深刻和可靠的基础上，力求在“忠实”、“准确”和“创造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力求使这些译文能经得起多方面的严格考量。纵然如此，我只能说我译出的是“我心目中的策兰”。我也一再深切地感到了我作为一个译者的局限。 行文至此，我也愿在这里引出一首策兰以科隆的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为背景的《在踩踏的》一诗。它是策兰对苦难历史的转化，有一种奇异的带着疼痛的再生感，而它也正可以用来作为这么多年来我翻译策兰的写照。的确，我们经历了太多太深的“词的黑暗”，也经历了无数的障碍、挫折和翻译的磨难，但现在，是到了“绽开——/气孔眼睛，/蜕去疼痛的鳞，在/马背上”的时候了。 是的，翻译也是策兰常写到的命定的牺牲、献祭和复活，而策兰的创伤至今也仍内在于我们的身体。在策兰晚期那首《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的诗里（伽达默尔曾这样解读它：“它从一开始就转变成另外一种事故。它是天国里的船只失事。”而这意味着“所有希望的粉碎”），在经历了致命的历史重创之后，诗人转而要“进入这支木头歌里”，并用牙齿“紧紧咬住”。诗人最后对自己说的是：“你是那系紧歌声的/三角旗。”这是怎样的一位诗人！他要系紧的“歌声”，我们在今天还要尽我们全部的生命去系。 （节选自《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译序，作者：王家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1]　哈西德教派（Hassidic），为生活在东欧一带犹太人所信奉的正统的犹太教教派。

[2]　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梁晶晶译，倾向出版社，2009，第1页。

[3]　转引自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梁晶晶译，倾向出版社，2009，第108页。

[4]　《保罗·策兰、奈莉·萨克斯通信集》（Paul Celan. Nelly Sachs: Correspondence, Tanslated by Christopher Clark, The Sheep Meadow Press, 1995, p24.）

[5]　晚木（Spätholz），指树木晚生的木质；春木（Fruehholz），为早生的木质。

[6]　罗马尼亚裔著名法国哲学家齐奥朗（Emil Cioran）在回忆策兰的文章中也称“某位诗人的遗孀出于文学上的嫉妒，在法国及德国发起了一场卑鄙得无法形容的攻击策兰的运动”。（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08.）

[7]　转引自李魁贤《德国文学散论》，三民书局，1994，第123～124页。

[8]　Andrea Zanzotto: For Paul Celan, 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09.

[9]　J. M. Coetzee: In the Midst of Losse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5, 2001.

[10]　John Felstiner: Paul Celan: Poet, Survivor, Jew,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98.

[11]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lated by C.Lenhardt, Edited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444.

[12]　Jacques Derrida: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 Edited by Thomas Dutoit and Outi Pasane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6.

[13]　Hans-Georg Gadamer: Gadamer on Celan: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einemann and Bruce Krajewsk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115.

[14]　艾德华·萨依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彭准栋译，麦田出版社，2010，第49页。

[15]　阿多诺：“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是灾难。”阿多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229页。

[16]　Pierre Joris: Introduction, 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17.

[17]　《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90页。

[18]　Pierre Joris: Introduction, Paul Celan: Breathturn, Translated by Pierre Joris, Sun and Moon Press, 1995, p43.

[19]　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12页。

[20]　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0～11页。

[21]　《保罗·策兰、伊拉娜·施穆黎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Paul Celan and Ilana Shmueli, Tanslated by Susan H.Gillespie, The Sheep Meadow Press, 2010.）

[22]　Pierre Joris: Introduction, Paul Celan: Selections, 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2～23, p30.

[23]　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第162页。

[24]　该译后记发表于《诗林》1992年第2期。

[25]　《心的岁月：巴赫曼、策兰书信集》，芮虎、王家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6]　这些译作曾分别发表于2009年前后的《世界文学》《诗林》《当代国际诗坛》《延河》《诗江南》《中西诗歌》《诗建设》等刊。此外，一小本内部印行的《保罗·策兰后期诗选》（保罗·策兰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专号，王家新译，《星星》诗刊“诗歌EMS”总第60期，2010），也选入了51首新译。

[27]　《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张桃洲编选，东方出版中心，2017，第419页。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作者:[德]保罗·策兰译者:王家新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

王家新 诗人、翻译家，策兰在中文世界的主要译者、也是第一个策兰作品中文译本《保罗·策兰诗文选》（2002）的主要译者。多年来，他的创作和翻译，包括对策兰的倾心翻译和研究，已在中国诗歌界、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著名诗人、翻译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编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集结而成。本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创作的精华，又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约360首诗作从策兰一生十余种诗集中选译，全面体现了策兰一生不同阶段的创作。作为“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流亡者和天才诗人，策兰的诗既深刻见证了犹太民族的苦难，体现了时代“内在的绞痛”，又以其卓异的“晚期风格”，把现代诗歌的艺术探索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境地。本书的译者长序全面介绍了策兰的生平和创作，揭示了策兰一生的精神和艺术历程及对我们时代的启示；本书所附录的策兰获奖致辞、散文和书信，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诗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