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麟|房山石经“再研究”，一项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

吴梦麟|房山石经“再研究”，一项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

我国现存的文物类别多样，石窟寺和刻经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刻经是我国将儒家经典和宗教经典（包括佛教、道教等）摹勒上石的一种镌刻活动，因镌经于石而被称为石经。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旧书店老板来批发书：http://www.kongfz.cn/user/item/6241580/1/ 我国镌刻石经的历史悠久，东汉末年熹平石经的出现是石刻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历代屡有镌刻儒家经典的大工程，以碑形巨石上镌刻为其主要形制。之后大的刻经活动，先后有《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和《南宋石经》等，惜以上石经多已佚失或仅存残石。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开始镌刻、毕工于五十九年（1794年）的《乾隆石经》，刻成后立于北京太学（国子监）两庑东西六堂，今仍完好保存。此外，还有散布于各地的零星刻经，其中以《孝经》为多，如现立于西安碑林的唐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御注手书的《石台孝经》。总之，儒家刻经之举开创了我国刻经史的先河。旧书店老板来批发书：http://www.kongfz.cn/user/item/6241580/1/

《图注八十一难经》，医经著作。八卷（又有四卷本，内容同）。明·张世贤注。刊于1510年。张氏鉴于《难经》一书文义隐奥，以前各代学者而前代注本中，除诠解文义外，附图解较少。故重新为之增绘图表，使每难一图，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蕴义。为全图注释《难经》较早的，且注文较通俗；刊本又多与张氏注释的《图注叔和脉诀》合刊（称《图注难经脉诀》），故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图注八十一难经》是明代张世贤注释的一部医经著作，刊于1510年，共八卷（又有四卷本，内容同）。张氏鉴于《难经》一书文义隐奥，故重新为之增绘图表，使每难一图，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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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出土过隋开皇、仁寿年间《韩辅》《韩智》两方墓志，志文有“为造一切经，并作经藏”“舍己珍物，劝导乡亲，造一切经”的记述，当时房山云居寺附近村庄中民众信奉佛教的情景可见一斑。又如197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对房山磁家务万佛堂孔水洞进行调查，发现唐代或以前的佛造像二铺和镌刻于洞壁的隋大业十年（614年）摩崖刻经。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国佛教协会林元白、黄炳章等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二十年后出版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的注解中特意写道：“近年来在房山万佛堂孔水洞发现了有金大定二十年（一一八〇年）题记的隋大业十年（六一四年）所刻、嵌于洞壁的《涅槃经》和《添品法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残碑。虽然经文有三分之一浸没在水中，但还有一千多字可见，而且经题和年代明确（见《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这就引起我们的联想：这个孔水洞的隋刻石经与静琬刻的石经同在房山地区，而所刻石经如《涅槃经》《法华经》又和静琬开始刻的石经正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繫和影响呢？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调查者之一和撰文者，曾划船沿洞做考察抄录，目睹了刻经的现存状态。该刻经属摩崖刻经，不是嵌在石面上。石壁面积不大，又浸入水中，所以不得窥视全貌。但使我们联想到静琬法师是否从幽州尉长命寺来到房山后，见到了大山与河流的壮丽景观，了解到不远处盛产良材，可为镌刻佛经提供一处更优越的环境，由于受万佛堂孔水洞的摩崖刻经局限性的影响，从而转向了白带山，开始了他刻经弘法的夙愿呢？我们期盼将来可通过专业人士的考古活动来破解这一北京地区刻经史的重大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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