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钢琴诗人”傅聪逝世
凌晨传来噩耗，音乐家傅聪先生因新冠并发症在英国去世，享年86岁。
我们中的大多数知晓傅聪是因为《傅雷家书》，不过在古典乐迷那里，傅聪的名字始终和钢琴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50年代，傅聪、李名强、刘诗昆、殷承宗，四位青年钢琴家代表新中国在国际钢琴大赛上赢得世界关注。傅聪在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
60—70年代，傅聪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西方音乐界评价他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的琴诗人、重量级的艺术大师”。
2011年，人文艺术杂志《诗书画》主编寒碧先生对傅聪先生进行了采访和对谈，并写下这篇题为《傅雷、黄宾虹与道艺人生：傅聪访谈录》的文章。今天，我们与书友们分享这篇访谈，籍以此文，缅怀傅聪先生。
傅聪在文中论艺术，谈学养，忆人生。他说：“音乐和绘画本质上是相通的。”“艺术的美绝不依存于自然，因为它不依存于表面的物象。”
傅雷、黄宾虹与道艺人生——傅聪访谈录
文丨寒碧
本文原刊于《诗书画（试刊）》2011第2期 文章为节选，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前记
一九四三年，傅雷与黄宾虹相遇缔交。两位大师，一世钟俞，高山流水，深衷远志，道艺相知，心魂相守，为中华艺术史抹上奇彩。回看并时诸人，不免颜色暗淡。当然，这是我们在时异世迁后的追认，或者径用宾翁所预言：是“论古者”的“实事求是”。
这件事，王中秀先生在《黄宾虹年谱》里有如下叙议：
黄宾虹年届八十，从事于沟通中西画理、宏扬笔墨精神已三十馀载，对中国画在新历史时期发展的趋向已有深切独到的见解。而小于他四十多岁的傅雷游学欧西归国，亲炙中国画坛近十载，对国内中、西画疲苶不振有切肤之痛。当此两人睽隔南北、感慨于真知不为世人理解之际，他们的“真正缔交”，可以说是天合之巧。
傅雷在黄宾虹身上看到了中国画的希望与生路，黄宾虹在傅雷身上找到知遇和激励……找到整合中国画理学术道路上的支持者、理解者……黄、傅间的忘年交绝非捧角者与被捧者的俗套，由于傅雷翻译家的盛名掩盖了他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与卓见，黄宾虹绘画为世人注目而忽视了他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他们的交谊仅被视作艺坛佳话而广为传颂，而对这一交谊所蕴含的中国画学发展层面上的全新意义，尚处于盲区，没有被上升到学术范畴作充分的发掘。
这段话，童中焘先生赐函相示：“极中肯綮，径可采用。”甚是。
傅雷、黄宾虹有谈艺书札百馀通，傅雷藏有黄宾虹佳作百馀幅。这批重要文献现为傅雷哲嗣傅聪、傅敏所珍存。
先是，我经中西书局徐忠良总编援引，在京拜访了傅敏、陈哲明夫妇，得到他们的真诚支持，同意将这批珍藏在本刊发表。其后，再由傅敏夫妇的热情促成，亦请忠良陪同，我又专赴上海访问了傅聪先生，就此事大概并傅、黄二先生的道艺人生聆其謦欬。
傅聪先生是饮誉世界的钢琴家。按照西方音乐界的评价，他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的琴诗人、重量级的艺术大师”；“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不如说更像一个传奇”。所惜者，我对这部“传奇”的“阅读”极为粗浅不周，印象还停留在《傅雷家书》里——那个凭着天才演奏震动西方世界的“小伙子”，那个为了价值尊严自我流亡的愤怒青年人。
所以，当我按下电铃——他开门接应——看到眼前是一位风度醇雅、气象非凡的老先生——竟一时发怔、缓不过神儿来。六十年一瞬，电抹滔惊，人生如此！
后来我把这次愚蠢的“愣神儿”讲给友人，他说，这反过来只表明傅雷先生文笔的魔力，那本“家书”太深入人心了。
这次访问极为相得，就像其音乐深粹鲜明又极具互动性一样，傅聪先生口讲指划，照例不同凡响。由于我没有预先设计访题（框架是有的，只是无法深细），交谈就显得随机和任意，加上他善于引人入胜，我常常被打动感染。一时兴到，不免见猎心喜，忘乎所以，于是反客为主，把“访谈”变成了“对谈”。
这种“越位式”，当然不恰当，但也有好处：摆落客气俗套，调解各自维度，问题丰富而纯化，互为主观得相化。如果彼此共鸣，乃至观点一致，则如傅聪先生对傅雷、黄宾虹的解说：“不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记得萨义德（这家伙有“身经百战”受访经历）讲过：“访谈不只是‘我的’回应方式，‘我的’话，也包括了访问者的方式。”斯言验而有信。
整理这个访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尽量保存当时的情境感和口语化，但很难做到。特别感性或太过粗糙的方面，我就稍稍做了修饰加工，目的是使它看起来严整、读起来方便。
寒碧
辛卯春节于北京
时间：二〇一一年一月九日晚
地点：上海市吴兴路傅聪寓所
谈黄宾虹：原本返心，才能体道游艺
寒碧：请略忆您对傅、黄二先生的交往印象。 傅聪：宾翁的佳作，我自小耳濡目染，跟在父亲后面整天看。较深的印象是，每过些天就有宾翁的大信封寄到，于是家里热闹起来，仿佛有了最大的喜事。父亲打开信封，逐幅观赏，逐次品评，我就跟着看。童子情怀，单纯而好奇，并不能听懂。
我是一九三四年出生，父亲一九四三年在上海为宾翁办画展，那年我九岁，也跟着去看了展览。展览前，所有画作都挂在家里，父亲“反复晤对，数日不倦”，我也因此着迷。所以“文革”结束以后，那些在“抄家”时被抄去的画作有幸退还（当然是劫馀不完），我大都能够认取。也有一些未曾经眼的，是宾翁九十岁以后的作品。
一九五四年我出国，基本没再回来，宾翁是一九五五年去世的，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也还不断有画作寄给父亲。傅敏家里挂的那几幅小画，我倒是记得的，极精美，很有“现代感”，真不得了！如此高龄的大画家，心灵竟如此之年轻，创造力仿佛长江大河，源远不绝、生生不息，永远充满活力，永远推陈出新。像那几幅小画，您看到过吧？真是超凡脱俗，笔墨尽善尽美。
宾翁以父亲为平生一大知己，认为父亲真正懂得他。所以就把自己觉得最好、最有心得、最有创意的作品第一个送给他赏鉴，从不考虑任何得失利害。他们二人是真正的艺术家之间的交往，相与称引，相互推服，有着非此不可的善缘和厚谊。这种关系世间少有，何瓦琴的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真可作为他们交往的写照。父亲眼光独到，深察善感，高标其画品，深掘其内涵，盛赞其价值，这种“慧心”和“会心”，使他们的友谊非常特殊。记得一九五二年，我随父亲到杭州看望过宾翁，房子在栖霞岭下，我印象很深，里面到处都是画儿。
寒碧：您曾亲见宾翁作画吗？
傅聪：记不清了，因为看过他很多画作、画册，还有他作画时的照片，所有都印于脑海，一切都恍兮惚兮，搞不清是真人还是照片。
寒碧：您怎样评价宾翁的画？不必剖薪析理，就谈感觉印象。 傅聪：我从小喜欢，于今为甚。像这幅简笔山水（按：挂在客厅，下同），父亲说是“二三笔直抵千万言”，不但是意象美，而且是境界高。
还有这一幅，“文革”被抄走，退还以后我一直挂在钢琴旁，也是“浑厚华滋，不以细谨为事”，我非常喜欢。
那一幅则是春天的盎然之意，真是满眼生机，笔墨之活泼沉厚，匪夷所思，是他八十九岁时的作品。以前挂在我伦敦的卧房里，每天看，睡前看一看，醒来看一看，真气逼人，深远可味。
黄宾虹的时代，国画的情形很不妙，流弊极深，颓势已成。他面对着错综复杂的问题：一是作家画（行画）泛滥，画家束书不观、枵腹白战，因袭成法，甚至抄袭成品，极低俗陋劣；一是文人画已失却本身具有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支撑，并性灵和声情都不在了，所谓“以格调便空疏”——“格调”已成为“空疏”的借口，只剩下陈腐的观念、自恋的标榜、靡弱的趣味和僵化的表达；三是变乱真象，数典忘祖，另起炉灶，效颦西方，并且非要把中国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这种情况下，黄宾虹“不失其志坚气浩自信之力”，摆落时风，独享寂寥，走了一条独异卓越的道路，拓展一片广阔新奇的天地。
他很坚定地追寻传统，主张“前哲开其先路，后人变化而光大之”，并因此“究心于宋元明画，孜孜数十年”，“务从笔法推寻，而不斤斤于皮相”，致力于发现“古人所不言而喻于心”的方面。
他也是很自觉地向西方学习，理式和方法都消化吸收，比较典型的是他把法国印象派的笔触和光色转换到山水画里，特别新颖，非常自然，绝无吞剥感，毫不假“洋气”。这就象他对传统的经验广收博取——父亲曾说他“集历代各家精粹”——功力极深，办法极多，但绝不是“百衲衣”，更没有泥古不化的“朽味儿”一样……
细数古今画家
寒碧：除他们外，您还喜欢哪些画家？您长期生活在西方，可否笼统地谈谈对西画的观感？
傅聪：凭本心讲，我是搞西乐的，应该了解西画。但对西画，我还真不如对国画更热爱。准确地说，应该是对黄宾虹的国画更热爱。
一方面，我本身就喜欢山水画，因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理想世界。我小时候在上海生活，没有看过真山，看的都是画里的山。差不多十三四岁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山……好像三四岁时，举家逃难到广西梧州，懵懵懂懂地能记起那里山的颜色、水的声音，还有印象的是江边血肉模糊的抗战伤兵，那是山痕血痕、国殇国难，是创痛记忆。后来又回到上海，父亲也时常对我讲起黄山如何美，不过，前些年我去了黄山，大观斯在，却仍觉得没有画里美。
另一方面，我一辈子搞西乐，从二十几岁出国，现如今，每年回来讲学、演出，也只住几个月。长期在外面，虽受欧风沐浴，但正如父亲所讲：“身为中国人，决不能与自己的传统隔绝。”我的理想世界还是中国的山水世界，心魂都在山水画里，还坚守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传统的文化感觉。比如很多人听我弹琴，觉得我和西方人弹得不一样；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不一样。这不完全是性格禀赋、个人感觉所致，恐怕也是我和西方音乐家的内心追求、精神价值不同，背后的文化感觉、观念支撑不同吧。
我看黄宾虹的画，心灵随时可以深入、融化，都与这种坚守相关联。我刚才讲不太喜欢傅抱石，还是因为他传统的东西少，所作抒情效果多于笔墨真质。张大千先生能力很强，但品格不高，有些客气俗气，或名士气；刘海粟先生虽接受了西方的新理念，但缺根少实，胆量很大，画得太空，反不如黄宾虹与西方紧逼接近；黄宾虹所作和印象派甚至野兽派有神理上的一致性，也丝毫不乏所谓“现代感”，那时黄宾虹是最懂西方的，也是最懂中国的。
寒碧：是的，傅雷先生谈融合中西的问题时，也特别强调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性；再加上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能得其真际。黄宾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太深了，与之相应，他对西方的理解也不在浅表，所以他能断言“本无中西画派之分”，“中国之画，其与西方相同处甚多”，“所不同在面貌、在材料工具”，“而于精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一不合”。都是深入到最本质的方面看问题。
您刚才说到对张大千和刘海粟的看法，我也有同感，归根结蒂，还是他们流于浅表：张先生能备众体，却也染成习套。画得不错，但与艺术（创造）无关，仅得了传统技术的表面，不是“灵魂”；刘先生感觉上仿佛与艺术有关，但粗作大卖，漫浪无稽，可稽的倒是渔猎模仿臆改，抄人家太多。傅雷先生说他“没下过真功”，一点儿都没冤枉他；他学西方，也是徒有其貌，无法进入到“思想”。
问题在于，张、刘二先生应属一类人，都好浮华喧哗，重外轻内而随世俯仰。清人郑静庵曾说“文章有经世者、有名世者、有应世者”，这位学问家还是厚道，他应该加上一个“混世者”才对。您刚才说到“名士气”，再下一等，就是“江湖气”了，就是“混世者”了。令人想到庄子说的“道腴”之辈，所谓“饰辞聚众以媚一世”，也对应吻合了孔子讲的“群居”之人，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表面文章做得很足，就是不往里面走。混得名满寰中，俗得人皆意外。
傅聪：父亲和宾翁恰恰与之相反，是重内轻外，学富而行修，德充则道显。对于“流辈以艺事为名利薮、以学问为敲门砖”，他们“怵目惊心”。他们所为“艺事”，既不会沿袭古人的程式，也不会重复旁人的感觉；他们所为“学问”，都有谨重的作风，但绝无拘执琐屑。他们都有广大的视界，但绝非大而无当。他们也有尘世的声华，但总是“在众不忘其独”，以为“一时之毁誉不足凭”、“一时之名利不足喜”，最忌庸俗与媚俗。他们也永远不会“缮性于俗学，滑欲于俗思”，更不会虚张招摇、大言唬人。而是沉潜到心底，厚积而薄发；从容淡定，雍容大气。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艺术。
寒碧：林风眠呢？
傅聪：人生体验、艺术照察，一往情深！内心里有深切的忧伤和无奈，转而在画中寻求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父亲曾说他“诗意浓郁，自成一家，以人品、艺术良心及个人努力论，他是老辈中绝无仅有的人”。大约是因为抗战时颜料及画布奇缺，他就改用宣纸和广告色，叫粉彩，但不是水粉画的效果，反倒近于油画，所以父亲说他形成了另一种融合中西的风格。
我结婚时父亲曾送我他的画作纪念，极精美，感受深、境界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到香港看望过他，很可敬可爱的一位长者。忆及家父，他对我说：“你爸爸鉴赏力不得了！我画里的弱点，逃不过他的眼。我最满意的作品，他抢先要收藏。他手里黄宾虹的画，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没的说！”
寒碧：是的，很多人都叹服傅雷先生的艺术鉴别力，我看还是他的渊通在起作用。您刚才讲到了他对中外各时期各大家绘画的醉心赏会和潜心研讨，当然也更清楚他对西方音乐史的把握也是广大精微兼能极尽。其实整个西方艺术史都在他的视线里，否则他就译不出《艺术哲学》，尽管丹纳的美学观有其局限。您说他的艺术探究是累积性和化合式的，很准确，其实就是深入了各门类的核心领会把握，又联结了各门类的特点统摄贯穿，形成了一个能动的有机关联。
傅聪：不仅是各门类的关联，而且是广大与精微的互补、结构范围与具体细节的映蔚。您讲的“统摄贯穿”，就好比结构范围；您讲的“核心把握”，则好比具体细节。父亲说过：“艺术品是用无数有生命力的部分构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总体”，反过来看他的鉴赏学，完全一致。
寒碧：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知性的逻辑力和感性的想象力，也构成他鉴别力的基础。这个问题深挖细究还要占时间，留待他日吧。还是顺着前面的话题，接着讲您自己。谈一谈古代画家吧，宋元就不讲了，讲明清吧，您喜欢谁?
傅聪：石涛、八大。青藤也很喜欢，真是痛快淋漓。
有件趣事跟您讲：父亲和周熙良先生是好朋友。周伯伯过世以后，我去看望周伯母，她把周伯伯生前收藏的一些名画拿给我欣赏，其中就有一本青藤的册页。画得很精，每帧上面都有题字，都是同一字体，又有各种印章：徐渭呀，文长呀，天池呀，不计其数，从笔墨到用纸到装裱，完美极了。周伯母看我喜欢，干脆送给了我。其实我虽喜欢，却疑心不是真画。您想想看，明代的作品，四百多年下来，完美无缺，怎么可能？我记起父亲曾对我讲，张大千造假的本事很大，就猜想会不会是他的仿制品。
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赴台，因为政治上很敏感，怕麻烦，也不知是否可能会见大千，就没有带这本册页，结果想不到竟然见到了他，我只好“托诸空言”，把册页的情形讲给他，他也大感兴趣。只可惜我未能释疑，要是能让他亲自观摩一番，就可以弄清楚我的推断是否正确了。
寒碧：金冬心呢？我觉得他的画品格很高。
傅聪：金农很深粹，不入俗人眼。理解他不容易，需要特殊的眼光和修养。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瑞典演奏，我住的宾馆楼下，有一个瑞典汉学家开的古董店，就有一本金农的册页出售。可惜当时不太懂，没有买，后悔极了。
中国的书画作品流散出去太多了……我当时还买过一本李复堂的册页，也很精。我卧室里这张无款的八仙图，也是从瑞典买回的。您看那两张小画（按：挂在钢琴上方），好像是日本人的仿汉画，题材是中国的，作风上很生拙，当时觉得好，就买下来。
寒碧：这两张确实不错。日本南画总的看来气局小，办法少，书法很高，可惜未与画通。
傅聪：这幅潘天寿（按：挂在沙发上方）是在香港购得。这幅齐白石是旧藏，从小看到现在……
寒碧：“荷锄带月”，这是写陶诗……
傅聪：我也热爱齐白石的画，很自然，生气淋漓。但还是不如黄宾虹深厚，父亲说，这是他读书少的原因所致。
寒碧：我也很认同这种评价。尤其是在士夫气象方面，黄宾虹所作差不多可称空前绝后。但齐白石还是好！好在天工与清新、自然与自由；熟得生、俗得雅……除此之外，傅雷先生是否与您讨论过其他画家？对並时的诗人有过何种评价？
傅聪：父亲对徐悲鸿的做法不抱好感，认为他是把中国画引向歧途。他好像谈起过郭沫若的诗，记不太清楚了，但印象中是肯定多于否定。他也说起过鲁迅，不赞同他“好骂人”，但特别喜欢《阿Q正传》。文学上他推崇沈从文，小说则喜欢张爱玲。
寒碧：不管怎么说，从诗才上看，郭沫若应算上“奇横不可当”了，至于应世应侍，一则是他的“意志自律”的薄弱，一则也是“历史力量”的强大，这又另当别论。
我倒愿意谈谈傅雷与徐悲鸿的顺逆。徐先生最大的问题是断限自牢、又矫枉得弊。他以西方的写实为衡准，一方面攻击中国“古典”，一方面反对西方“现代”，其实两皆未安。他与傅雷先生的立场也完全不同，傅雷先生推崇塞尚，他则竭力贬斥；傅雷先生拜访过马蒂斯，他却骂人家“马踢死”。与傅雷先生相比，一方面他不具备那种广远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也不具备那种精微的鉴赏目力。他对中西文化思想、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真传统真精神实少深邃的理解同情。徐志摩当年就批评他的观念不入流，仿佛巴黎的市井之徒。较之傅雷先生，可以说他有些自用其愚，或者，也算是自恃其智吧！他影响下的“革命美术”毕竟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价值，影响到中国美术教育的整体走向。“歧途”也好，正途也罢，反正已称尊过了。
不过，他的许多作品我还是很喜欢，气局很正大；关键就是“正大”两字，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有朋友和我争论，张大千、刘海粟也都很“大”，不可以轻看。我说，他们的“大”，不是作品的气局大，逊于世俗的名气大；当然刘张二先生毕竟都是高人，我们不是在低标准上评论，只是他们开导的某种风会，往下一等，就大得不正、大得不实，大而无当。
傅聪：精神性不够。
谈“张迷”与“傅迷”
寒碧：谈谈张爱玲吧。傅雷先生对她的评价敏锐而精准。既称其美，又指其瑕，中庸有度。
傅聪：想来几十年过去了，真能透彻分析张爱玲的好文章并不多，父亲对她的评论当时是孤诣孤篇，他其实期待着“后起者胜”，可惜时迁世异了。那时他才三十几岁。
记得那阵子，家里异常热闹，仿佛又有了一个高潮。父亲特别兴奋，不停地谈论张爱玲，我当时还很茫然。我是几十年后才读到父亲的那篇文字，对她的评价很高，同时也有指摘和开导。尤其是对她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柯灵先生后来不止一次谈起：父亲有关张爱玲的评价是画龙点睛，嘉惠来学。前些年曾有过张爱玲热，父亲实是先声或远影。当然，凡事一热闹，就免不了逐波流，好奇乱道、变本加厉。时下有大批“张迷”，许多是盲目崇拜。
寒碧：其实“傅迷”也不少。但与“张迷”相比，大都头脑较清醒，仰慕而非盲目。这也形成了施受之间的关系对榫：张爱玲是世俗的，故“张迷”多“资产阶级”；傅雷先生是“精神”的，故“傅迷”多文人学者。就像喜欢黄宾虹的人每每循名责实，喜欢张大千的人常常虚声谬采……
当然，这是就整体趋向而言，并不可以一概而论。据说台湾的电影明星林青霞就是个“傅迷”，前几年徐忠良策划出版《希腊的雕塑》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手稿，她想尽办法也没买到，就又托请香港的金圣华教授专门来上海寻找……
傅聪：用“傅迷”来指称热爱父亲的读者是我们两人的“善巧方便”，便于对话时“接着讲”，不一定准确，因为凡事一“迷”就容易发昏。迷信的人，大抵找不到真实。若干年来，我们因迷信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寒碧：热爱傅雷先生的人除了仰其学问宏通、文采风流、精识明辨的目光、通方好远的思力，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人格魅力，那种性情风骨、慈心悲智、价值尊严，又热烈又理性、又刚正又温情。
傅聪：严冷的背后是热情，原则的背后是恕道。他确是情感和理智特别均衡的人。所以，特别复杂的事，他会梳理得异常清晰，看似简单的问题，他会不懈抵于最深层，灌注强毅的力量，发现罕见的价值。仿佛王国维先生也属于这样的人。这种优秀品质是在好学深思中涵养出来的。当然，就禀性来说，父亲还是过于刚直，过于认真，做不到和光同尘，做不到一团和气……
寒碧：上世纪八十年代，施蛰存先生曾写过一篇《纪念傅雷》，就一再赞扬他的“刚直”，说他是“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格，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很难见到”。他还借用了孔子的感慨：“吾未见刚者”……
傅聪：所以父亲也自称“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孟子不也是煽扬“至大至刚”吗？除了“刚”，还有“直”：刚直、诚直，不虚与委蛇，不拐弯抹角，不迎合趋附，不“难得糊涂”。
寒碧：这确与他认真、执着的性格有关，较真论理，绝不含糊。
“他们彻照了一个尊严的世界”
寒碧：好像杨绛先生有过回忆，他和钱锺书先生也曾“较起真”来。
傅聪：杨绛先生近百岁了吧？她和钱先生同年生，比我父亲小三岁。我少年时，惯见他们与父亲来往。前些年去北京，我还去看望过杨绛先生。今年本想再去探访，但考虑到她已高龄，不忍打扰了……
父亲与钱先生交好，证明他们气味相投，但性格上两个人差异挺大。那个年代，大批知识分子被整得很惨，受难、屈辱、苟活……想起来非常辛酸。也有不屈不挠的，像张东荪、潘光旦……结局您可以想象了。
钱先生有两个优势：一则他是胡乔木的老师，加以学问好、外文精，就被请去主持毛泽东著作编译工作，等于被保护起来了。再则是他的知行较圆融，能以嘲弄的方式洁身自好，而不像父亲那样硬碰硬。他也多次劝说父亲要看穿悟透，说这个世界一定有荒诞肮脏不义，要含着眼泪笑对；所谓“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钱先生的价值立场一向明确，是令人尊敬的。
杨绛先生也一样，柯灵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在那个残虐时期，杨先生像是“躲在墙角的一只小老鼠，只求得了可怜的尊严”。这就是您讲的“历史力量”的结果吧？但也足见她是非曲直十分清楚。
父亲和钱先生的一次“较真”，是一九五四年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父亲并未到会，而是写去一份意见书，对译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批评；举出很多荒唐可笑的错误译例，自然触怒了不少译者。
钱先生回应并建议：你既批评翻译界的种种错例，也该引用自己的一些错例。这样做的好处是，被批评的人比较容易接受。父亲太较真了，较真的人就会有这种的毛病：自己的错，在自己没有认识到之前，是没有感觉的。当然，一旦意识到了，那就会彻底纠正。看到别人的错误，批评时直笔公心，不虚美回避，很真诚很纯粹。但没有方法的反省，人家已经接受不了啦。我自己也是个较真的人，紧随了父亲的性格。这是血脉里的东西，很难改变，也因此得罪别人，吃到苦头。
钱、杨夫妇是很了解我父亲的人，连同我母亲，两家是至交。我小的时候母亲就讲，爸爸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理，他不是计较事情本身，而是求得事外之理，公理、道理。
寒碧：提到您的母亲，我就又想到施先生那篇文章。也许会触及伤痛，您可以不必回应。施先生说：“我知道傅雷性情刚直，如一团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尊敬的。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聪：……（沉默）
寒碧：傅雷先生的辞世已成为文化厄史的象征，引发我们对普遍真理的思考，对主流价值的追问，对性格与命运、操守与人伦、尊严与亵渎、权利与权力、制度与观念，乃至文明与野蛮等实然或应然的重检。至大无外，答案在心。心灵力量必是另一种最有价值的历史力量……您刚才讲到傅雷先生与王国维是一样的人格，我即刻想到他们也有着共同的归宿：志极身忘、从容赴死。其价值支撑仿佛也有同一性？
傅聪：……（沉默）
寒碧：二十多年前，陈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死》，我至今仍认为是纪念傅雷先生的最好的文字，他说：“傅雷先生的死是灿烂辉煌的。使活着的人觉得毫无颜色。”
我想王国维也是一样，我曾说他“有大孤独、是真沉痛”，“奇哀遗恨，众愚未知”……能不能这样说：他们都是百凶不赦、百折不挠、羞恶不移、威武不屈，他们为尊严献祭，更烛照了思想之光……
傅聪：（沉默）……王国维遗书里不是写了“义无再辱”吗？“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价值支撑。王先生如此，父亲也是如此。他们的离去是对人类罪恶、野蛮、疯狂、残虐的否定，是孟子说的“所恶有甚于死者”。他们直面于死亡的深渊，却彻照了一个尊严的世界。
寒碧：滔天之象成，浩然之气在。人的尊严，生命的、精神的、道德的、文化的尊严乃是他们誓死捍卫的底线。但愿“一线不绝”……
—— END ——
傅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