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应该记录下来
主题：2020，我们如何与恐惧共存？
时间：2020年11月29日
地点：北京单向空间·大悦城店
嘉宾：邓安庆 李唐
记录下与恐惧共存的日子
李唐：大家好，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讲我手上这本叫《恐惧》的小书，这本书是读库“哲学系”丛书10本书里面的其中一本。
这套书里面探讨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爱情、死亡、嫉妒、报复等等。虽然叫“哲学系”，但其实它不是那种特别艰深的哲学著作，而是一种很生活化的哲学读物。
在法国来说，这套书面向的是青少年。因为法国是一个哲学教育非常普及的国家，高中生在考大学的时候哲学是必修课。像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曾经就当过哲学家保罗·利科的助手，所以法国是有很强的哲学传统。由于中国很少有系统性的哲学教育，所以将这套书作为哲学的入门书，也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如何与恐惧共存”这个主题可能有点大，但2020年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上半年我们大多数人都被禁足在家。邓安庆是湖北武穴人，在这个时期写了一系列文章，叫“返乡记”，在网上获得很大的反响。
能跟我们说说当时写这个系列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邓安庆：2016年，我在《读库》改版后第一期发了一篇《回乡》，那年回家我待了10天。我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是这10天里我每天要用3000字记录生活。后来这三万字发表后得到非常多的读者共鸣。
又过了几年，我想再记录一下家乡生活，所以这是我回家乡后本来就计划好的事情，但是我没想到发生疫情。
2020年1月19号，我回家前，先去罗森买口罩。我的一个朋友说买一包不够，该买两包。
我就觉得没必要吧？他说你一定要买，所以我就买了，并且发了一个朋友圈。我武汉的很多亲友都跟我说，你这么紧张干吗，我们都是正常吃饭、正常逛街，没有事，你们外面都吓得要死，没必要。
我进入湖北境内，就开始戴口罩了。
整个车厢里面，除了我和一位同事，没有一个戴口罩的，包括工作人员。我非常紧张。因为我预感这个病毒非常可怕，而且还是高峰期。我本来打算在武汉住一晚上，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让我赶紧走。
我记得是到1月21号左右武汉就封城了。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这个事情，因为在农村，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爸妈都不信的。
他们觉得新闻也没说这个事情，每天也都热热闹闹地过年，所以他们觉得没事。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大年初一上午会有大量从武汉返回的亲戚要来拜年。
我建议不要开门，我妈说怎么能把客人关在外面呢。到了除夕那天下午，我妈让我们一家人全部到我哥那去。我哥住在市区，这样大年初一上午我们就可以不用出来了。
等到下午返回时，整个街上空空荡荡的。往回开的时候经过一座庙，那里原本大年初一下午会有很多人家去进香祈福，但是那时整个庙也是空空荡荡。
回家沿路的所有村庄，家家都大门紧闭，没有人出来。到我们村的时候，也都是没有人开门，我妈就说第一次看到大年初一这么冷清。整个场景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恐惧，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一定要记录这个事情，于是就给自己一个任务，隔一两天我就要写篇文章。我在家待了正好100天，这100天里我大概写了40篇，有10万字。
李唐：疫情对你的生活和家人有什么影响呢？
邓安庆：具体到我家人，疫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爸的病。当时医院是不能去的，我爸是糖尿病二期，每周都要打胰岛素，但是胰岛素打完了怎么办？如果不打胰岛素，我爸的血压会升高，整个身体的机能会出现很多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当时很恐惧我爸的病，打算去镇上买胰岛素。我们就骑电动三轮车，沿着长江大堤开，开到一个闸口的时候，有一个高高的土堆，挡着不让过。我爸就走了5公里去买药。我爸不让我跟着去，说我不知道该买什么药，而且得看着车子。他来来回回三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冷风里等着他。
那一次我爸没有买到药。下雨了，他从大堤下面往上走，一步一步很吃力，因为糖尿病使他的身体非常脆弱。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走不动了，我就把他扶上来。我感觉到我爸非常瘦，我拉着他上来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鼻酸的。为什么我保护不了我爸爸？我也没有能力去给他找胰岛素，还好后来想了其他办法。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些我都要记录下来。因为记忆很快就会消散，这些恐惧、焦虑、无望和绝望，我们都经历过，不应该被遗忘。
李唐：因为我是北京人，小时候其实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就是“非典”，北京是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所以非常能够理解武汉人民的感受。当时跟现在特别像，比如学生在家上课，电视里转播老师讲课；很多小区、居民楼都隔离了；大街上没什么人，也是空荡荡的。
我原本以为这辈子也就经历这一次，没想到十几年后又重温了。《恐惧》这本书里，说恐惧其实是一种“预期”，可能灾祸并没有真的降临到你身上，但是你有这种预期，老是觉得会有什么坏事发生，提心吊胆，这便是恐惧。
就像疫情，其实现在也是在进行中的，因为疫情并没有完全消退，尤其在国外，反而更猛烈。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很难有谁能独善其身，恐惧也是共同承担的。
邓安庆：是的。因为在豆瓣上关注我的人数稍微多一些，所以我可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信息传播。比如说我当时每天收到非常多的邮件，有很多是医疗工作者，他们那没有口罩了，在网上求助，然后我就转发，转了后就有人联系我，是黄冈中学校友会的人，说他这边有一批口罩，想送到武汉去，但是现在过不去，该怎么去交接之类的。
我感受到了民间的力量，民间这种自发组织的能力。包括我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账号转发求助信息，而且非常有效率地去组织救助。这种民间的力量给我很大的温暖，因为大家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疫情期间，与父母的相处时光
李唐：你的父亲当时没有买到药，后来怎么解决的？
邓安庆：我哥去药店费了很大的劲买到了胰岛素。当时所有公交车都停了，所以我们开车到土堆这边，我哥在另一边，我和我哥爬到土堆中央。我哥把药给我，然后我把我妈准备好的菜给他，我妈在后面一直望着他，那个场景很像电影画面。
李唐：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恐惧》这本书也谈到了“焦虑”，所不同的是，恐惧可能是有一个固定目标的，比如说你恐惧某个人，或者恐惧某件事情；但是焦虑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因为我对邓安庆比较了解，他平时其实就很容易焦虑。但是我觉得你在那段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焦虑，反而比较平和。
邓安庆：对我个人来说，疫情被困家中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幸运。我9岁时，我爸爸妈妈就出去种地了，所以我是一个留守儿童。
之后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相处那么长时间，这一次待了100天，跟爸爸妈妈相处得特别愉快。
这种愉快在于，你知道春天是什么样子了。我家前面有一片非常美的油菜田，但是我每年都没见到，因为每年我回家的时候都是春节，已经没了。但那100天里，我看到我家前面的油菜从一点点开始长，到3月份有小花骨朵，慢慢就开了，再过一周整片的都开了。我家后面和前面，以及整个长江大堤，整个田野全部被油菜花包围。
这种场景是我在北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只有在家乡才能感受到的时光，我从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好好看一个季节，从它的开始到结束。
每天，我喜欢牵着我妈的手，到超市去买东西，去散散步。每天晚上我妈就上楼来跟我聊天，我会跟她一起看《请回答1988》，包括李子柒什么的。
我妈有时会感慨说一年到头种地，没有赚多少钱，我说其实你每回跟我讲的故事，我都变成了稿费，变成了版税，所以你还是有收入的，因为我也会给她钱。你每年都把故事像羊一样养肥了，然后等我回来吃就行了。
李唐：所以跟作家交朋友要谨慎。
邓安庆：我说有一些专业主播把我写你的文字变成了很专业的朗诵文章，我说你要不要听？我妈就说好。我妈妈一边听一边说这些事情你都记得。我说对，我记得。
可能未来等我和妈妈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些文字还有可能被别人看到。
在这100天里，我们每天相处的过程中，我妈妈也会尝试着理解我在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她老是把我想得很惨，其实我过的还挺好的。我给她看国外旅游的一些视频，里面有很多街头艺人在唱歌跳舞，我妈妈说原来你玩得很开心，我说未来也带你去玩。像这些场景，由于过去在家里待的时间太短了，从来没有过。
所以对我来说，跟爸爸妈妈相处的这些时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李唐：那你想过以后离开北京吗？
邓安庆：我一直有回家的想法，但我对这个想法其实是有恐惧心理的。回家我做什么？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喜欢的东西都没有，我的朋友不在那里，我觉得99%的中国人一辈子也不会去这个地方的，对吧？
有时候做梦，梦到我妈妈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我一直叫她，可她听不见，后来我妈妈突然消失了。我突然意识到，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会离开我。爸爸妈妈马上要到70岁了，我爸爸以前中风过，也有糖尿病，我妈妈的身体也逐渐不好了。这时你会想到，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这种短暂促使你要去想在北京待多久，跟爸爸妈妈还能相处多久？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打架，就是说我回不去，但在北京也是飘着的。
我经常会给父母钱，或者给他们买东西。他们不要钱，这让我非常生气，我说你们不要老是去打小工。但是我知道我妈妈有个想法，就是说不能拖住儿子，在我干得动的时候，我要自己挣，尽量减少孩子的负担。
我每回想到此，都觉得难过，真的很难过。他们不考虑自己啊，就是把他们的爱放在你的身上，然后你想把爱还回去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如果接受这个爱，会增加我孩子的负担。
写作是一个缓冲地带
李唐：你觉得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某种内心的支撑吗？
邓安庆：写作是保护我、让我可以生存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从小就像一只丑小鸭。我成绩严重偏科，身边有很多学霸，但我永远考不好。老师更不会照顾我。
我初一的时候，寄住在亲戚家里。我亲戚对我还可以，但是他们家的孩子是不喜欢我的。所以后来我在亲戚家待不下去，就一直住校。
包括我高中和大学，从来没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我靠什么来度过这些时间？写作。
我记得14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说，发在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上面。当时我收到了10块钱的稿费，校长很吃惊。第二天做完早操后，校长就站在讲台上，说我们学校出了一个人才，然后就把小说读给学生听。全校的人都看着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高光时刻，我突然知道原来我是有价值的，是可以被人看到的。所以发表第一篇文章后，我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写作，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我一定要写书，这是我14岁立下的一个愿望。
当人生中的很多的事情，很多东西撞向你的时候，写作是一个缓冲地带。经过写作这么一个缓冲，转化成一种养料。
写作能让我有“两个我”，一个我生活在现实当中，遭遇种种事情；还有一个我属于旁观者，我观察我自己，那些经历与感受，我都记在脑海中。它会让我的生活，包括我的情感，转化成一种很温和的状态。我不觉得我经历这些有什么大不了，写作把我从泥淖里拔出来了，它让你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包括生存，而且让很多的读者知道你，跟你进行很多互动。这些东西都是写作带给我的，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李唐：邓安庆的话正好让我想起《恐惧》中有一个说法，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像人类创造出宗教，其实就是想给人生定义一些意义和价值。
但是现在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宗教已经无法解决人关于意义的探讨。不过人会本能地逃避“人生没有意义”这回事情。
所以人往往会选择自我消遣，比如书里面是有一段是帕斯卡尔说的：
虽然是几百年前的话，但是放到现在来说应该是更明显了。比如说像短视频，15秒的这种，它会填补你的这种无意义的时刻，就像麻醉剂一样，如果你不会被饿死的话，可以刷一辈子短视频都不会重复。
但是这种自我消遣、自我逃避其实会感到更大的空虚。因为这个只能说是一种麻醉，不是解决方式。就像叔本华说的，人生就是在欲望和无聊之间徘徊。
那怎么办呢？有些人选择了创造，自己给自己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价值不是本身就有的某种东西，然后你再去追寻它——不是的，而应该反过来，我们主动去创造价值和意义。像写作或者艺术，其实都是这种创造性工作，都是一种给自我赋予意义的表现。书中引用了一位法国学者的话：“文化使人类不仅仅是宇宙中的一个意外。”
这其实就有点存在主义的味道了。
邓安庆：你提到存在主义，其实我想起几年前去巴黎经过蒙帕纳斯公墓，我专门去看萨特和波伏娃的墓，但是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杜拉斯的墓，是跟她的小情人合葬在一起。墓前插满了很多笔，而且有很多都是中国人的，因为上面用汉字刻上了杜拉斯的名言之类的。
我觉得一个作家最最幸福的地方，就是在死后没有被遗忘。
这是闲话，你接着说。
李唐：其实写作也不是多重要的事，已经很边缘化了，但我觉得也正常。比如说80年代，可能诗人或者作家非常热门，是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方式，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所以说文学就承担了一部分明星的身份，但其实这不是正常的状态。
想问下邓安庆，你觉得写东西首先是对于你个人来说更重要，还是拥有读者更重要？
邓安庆：我只能把自己放在前面，因为我没有办法决定别人。我只能写我自己的，至于能否影响到别人，我没有办法预料。我没想过写作的大众意义是什么，没想要教导大众，启蒙大众之类的。
尤其是写乡村，我特别不喜欢启蒙知识分子的视角。每年都有很多回乡记，包括很多大学的教授或者学者回到家去逛一圈，看农村的衰败，给人一种很居高临下的态度，我很不能接受。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人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他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过得并不惨。
我觉得没必要用怜悯的态度，这样是不可取的。我如果要写人家的话，我是要找到他的生活逻辑，他的生活方式，他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去做的，而不应该是说我要评判他们，觉得他们愚昧，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子。由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是很匮乏的，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我的老师。
只能按照自己的生长节奏走
李唐：现在邓安庆是职业写作，我之前也算是全职写作过，但其实不论是从效率还是状态来说，并没有比上班时候好很多，甚至可能还不如上班的时候。
邓安庆：自由职业很容易让你没有生活规律，我觉得我有时候可能有点像军人，就是说必须有铁的纪律。
比如说我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6点，4个小时里我必须要写完3000字，那么必须要完成这个量，死也要完成。
我之前写《永隔一江水》，每天是5000字的节奏。我白天要上班，所以晚上吃完饭后，我从6点写到12点，早上6点爬起来，写到8点。必须有纪律性，我一直在训练，没有纪律性是很难写成一本书的。
而且一定要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我每天都在骂我自己，我是自己最大的喷子，因为我知道我的毛病在哪，知道自己最大的缺陷在哪。
那个我就一直在说，你一点才华都没有，你写的是什么？一坨屎，特别糟糕，骂得特别难听。但是我还是要厚脸皮，继续写下去，哪怕往我脸上吐唾沫我也要写下去。
李唐：我记得好像是芥川龙之介吧，在自己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会推开窗子高呼“我是天才！”为自己打气。几乎每个作家都要面对自我否定的折磨。
邓安庆：一定要厚脸皮。自己只能按照自己的生长节奏走，而且要明白自己好的和不足的地方在哪。
李唐：我感觉你真的很适合全职写作，因为我的习惯是每天最多写1000字，超过2000字都很困难。有时我也特别希望能变成“没有感情的打字机器”。
邓安庆：就像开公司一样，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想好了、每句话想好了才开始。
我写第一个字，并不知道我在写一本书，并不知道下面会出现什么，我只有一个朦胧的感觉。但是开始写，各种东西都出来了，这是非常奇妙的过程。
李唐：全职写作这几个月，你觉得是焦虑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焦虑？
邓安庆：我觉得还是快乐多一点。我最近写了一个4万字的中篇，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从没用过的技巧，这是我非常开心的。
我每天是3000字左右这样一种节奏走，既不兴奋，也不颓唐，而是一种温和的状态。最兴奋的时候，当时写得很开心，但是往往之后再看效果很糟糕。所以每天是这么一种稳健状态的时候，让我特别开心，这个本领长在我身上了，让我太开心了。
李唐：那你以后还找工作吗？
邓安庆：我不排斥工作，我很喜欢工作，在工作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我特别喜欢跟同事们待在一起，我觉得我就像吸血鬼一样，从洞里面飞出去，把他们的人气吸到自己身上。如果你写久了，会与世隔绝，这个状态是不好的。我并不每天要写东西，我只有在写的时候才会这样，不写的时候我就好好做我的工作就好了。你觉得呢？
李唐：对。全职写作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但是这个想法会让我非常害怕。我觉得只有写作的时候，才是一个写作者，而那个写着的人，其实连我也是陌生的。平时我更愿意忘掉写作者的身份。
邓安庆：还有一点就是生存问题。
我2017年辞职和我现在辞职，都是建立在我接下来有几本书要出来，我有多少版税，我有多少积蓄，有多少地方可以发我的东西这么一个前提下。我每个月能有多少收入都想得很清楚。它决定了我决定自由职业多长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总是一直写是不行的，会把自己掏空，尤其是写小说，他得生活在人群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李唐：你总是很理性。下面是读者提问环节。
“神启从未降临”
读者：当你们有恐惧或焦虑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邓安庆：我一般都是给朋友打电话，要么就看各种八卦。
李唐：当然可能恐惧也得分是什么东西，因为不同的恐惧肯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我突然想到诺兰版《蝙蝠侠》里的故事，就是蝙蝠侠为什么用蝙蝠来当他的象征？是因为他小时候掉到蝙蝠的洞穴里面，给他留下阴影了，他从小最怕的就是蝙蝠。
他长大以后为了克服恐惧，方法就是成为恐惧本身。成为了恐惧本身以后，你就不再恐惧这件事了。
比如你十分恐惧当众说话，你可以锻炼自己，故意来参加公众活动，然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不再是恐惧了。
读者：刚刚说到一点，就是人生是无意义的。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有没有这种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刻？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又怎样继续去做事情？
邓安庆：最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她得了癌症，对我的冲击还挺大的。因为我现在还没到40岁，觉得死亡离我很远。
但是突然身边认识的人患癌，感觉这种事情终于轮到我们了。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你认识的人，要面临生死离别的时候，会容易生出人生无意的想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走。
这是每个人自己要去找的东西，你必须给自己找一个我要活下去的意义。
李唐：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焦虑。就是困惑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这可能也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
大概是在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上课时突然觉得一切非常陌生，身边的事和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到底是谁？后来我读《恐惧》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触最深的是里面引用了帕斯卡尔的一段话，跟我当时的感受真的是一模一样：
我知道原来不是我自己矫情，帕斯卡尔也有这个困惑。我比较赞同书里的说法，就是人生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需要靠自己一点一点去创造。
当然这可能听起来有点鸡汤，但我确实是信服的。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出生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你降生的地方也没有经过你同意，我们都是降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一点一点长到现在。这些都不是天然为你打造的，所以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还想读一段书里引用伍尔夫《到灯塔去》里的句子，我觉得是整本书里比较打动我的一段：
读者：想问下二位，自己没写完的东西，可以拿给朋友看吗？
邓安庆：你还没写完时，千万不能给别人看。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某个朋友写了一半，想拿给我看，我会拒绝。我让他必须拿成品给我看，因为他一旦给我看了，无论我说好还是不好，我都影响到他了。
李唐：我跟邓安庆的想法是一样的。没写完时不要给别人看，因为不管是夸还是骂，都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除非你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坚定的话，也没有必要给别人看了。
读者：你们会受到经典作品的影响吗？有些人可能看到以前的作家写那么好，自己就不敢写了。
邓安庆：我有一些朋友读书特别多，但是写的特别少，为什么？因为他一提笔，就立马想到了各种经典文本，都在脑海中浮现，然后他觉得提笔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狗屎，给自己巨大的精神压力。
写作还是要厚脸皮，要明白你能写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写。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真正爱写作这件事：我一定要写，非写不可，我不管别人怎么样说。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就像种树，埋下一颗种子，我要长成我自己的样子，那是我自己的树。你的树长得再漂亮，长100米跟我也没有关系。我自己获得生长的喜悦，接受了雨，接受了阳光，接受了雨露，这全是我自己的。
我得到了快乐也好，痛苦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我自己的，是别人取代不了的。以前那些杰出的作家应该得到他们的滋养，而不是压力。有这么多杰出的同行是幸福的。
李唐：我跟邓安庆的想法差不多。
作家可能都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就是前面有很多大作家，那我为什么还要写？前几天我看日本导演园子温的自传，他说拍电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电影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前面还没有那么强大的传统压力，他可以自己去开疆辟土。但是文学传统是很强大的。
其实作家最初的写作，大多从模仿开始。你喜欢哪个作家，你会去贴近他/她，去模仿他/她，让他/她去滋养你的血肉，然后慢慢的你会形成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写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当你真心想写，他人的压力并不会构成阻碍。那些伟大作家给我们压力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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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读库编辑·李唐
摄影：孙晟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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