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日记

巴黎最后的一天

我彻底离开法国，是在秋风飒爽，树木逐渐光秃的时节。

早晨，我和往常一样，赶在工人上班前起床。我住的地方是在巴黎十三区一栋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制的，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楼里。晴天可以闻到红衫木特有的沉香，雨天可以嗅到两百年历史特有的霉味。区政府拨款，对这栋老建筑进行维修，与其说是维修，不如说整个翻新。一楼的天花板都被敲碎拆除，装在麻袋里运走。每次锤子敲击墙壁，整个屋里都跟着震动，脚下的地板似乎下一秒就要裂开。同伴已经习惯了叮叮咚咚的噪音，还在熟睡中。我从暖和的睡袋里钻出来，身体的余热不足以抵御初秋清晨的寒气。随便洗漱完，从兜里摸出手机，屏幕上倒映着一张冷漠脸。我看了眼日期，10月17日周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我将坐上回国的飞机。

因为核酸检测的问题，之前订的航班被一再改签。所幸这次按时出了结果，我拿着报告反复读了三遍，确认上面写着“新冠病毒RNA缺失”的字样。这时窗外飘进来一片泛黄的落叶，使我回想起9月6日下午，第一次做PCR检测时的场景。夏洛蒂体育场附近一处免费检测站外，人们在细雨中排起了长队。队伍里，一位身穿黑色卫衣的男子，正在不耐烦地抖着腿，不时地前后张望。如果不是有口罩遮住，人们都会看到他脸上烦躁，阴沉的神情。漫长的等待逐渐消磨着人们的耐心，大约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检测的过程倒是很顺畅，细软管从右边鼻孔伸进去，一直捅到喉咙深处，来回摩擦几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痒痒的甚至还有点儿舒服。之后一个多月，我总共做了五次核酸检测，棉签捅到鼻子里的疼痛感也随着检测次数而增加。最后一次，也就是此刻拿在我手里的报告，是在勒芒医院里，那位Madame的手法实在是有些不娴熟。“你还好吗？先生。”她用无辜的语气问道。我流着泪，说：“还好。”

过了会儿，同伴醒了。“好好享受你在法国的最后一天吧！”他说。我心想，我倒是很擅长把特殊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只是今天或许不光是对我来说特殊的日子。由于近期疫情复发，每天新增上万人，马克龙总统在前几日的电视讲话中，宣布从本周六开始，在包括巴黎在内的八个高危地区施行宵禁，为期一个月。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出门需填写申请表，无特殊理由禁止在街上乱逛，违反者罚款135欧。这个消息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一半人因宵禁而恼怒；另一半人因只有宵禁而失望。“唉，没有直接封城真是太可惜了。”同伴感叹道。显然他是属于后者。今晚我们订了家中餐馆，去吃川菜。听说大厨是国家一级厨师，特色菜“山椒兔“是他的拿手绝活。兔肉鲜嫩弹牙，搭配上青椒和小米椒的香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咱要把时间算好，八点半前得吃完，不然回家路上，碰见巡逻警察可不好。”我提醒道。同伴似乎并不是很在意：“没事儿，我已经填好申请表了。”--“什么理由？”--“遛狗。”--“那你的狗呢？”

同伴泡了壶绿茶，慵懒地靠在躺椅上，和我讨论起关于昨天发生的一起砍头事件。事情大致是这样，在巴黎郊区伊夫林省，一位中学老师因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讽刺先知默罕默德的漫画，16日下午被一位车臣裔难民当街斩首。新闻上还说，这位车臣人2002年出生，今年年初刚获得在法国的十年长居。当晚马克龙总统又出现在了电视上，他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我们教授历史的辉煌与沧桑。我们探索文学，音乐，和一切有灵魂的作品。我们喜欢合理的，平和的辩论。我们喜欢科学和它的争议。我们培养宽容，我们寻求理解。我们学会幽默和距离。我们将记住，只有结束仇恨和暴力，尊重他人，才能实现我们的自由。” “太离谱了，难民可以有十年居留，而我们这些留学生却是一年！”同伴抱怨道。

第二天上午，难得的好天气，街道上堆积了半个月的阴霾在太阳的曝晒下完全蒸发。树木也得以享受凋零前最后的滋养，街角的咖啡店外面坐满了人，阳光均匀地洒在人们身上。同伴点了杯卡布奇诺，问道：“你知道卡布奇诺，拿铁，和牛奶咖啡有什么区别吗？”。我无意回答他的提问，只是盯着远处，车辆来来往往的路口发呆。红绿灯交替闪烁，突然一道黑影从眼前坠落，回过神来时，手上多了片枯黑的梧桐树叶。我想，应该是梧桐树叶吧，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同伴拍了拍我的肩膀：“多保重，期待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在国内能再次相见。” 匆匆道别后，我叫了辆Uber，向机场方向驶去。司机是个阿拉伯人，路上，车载广播播放着前天教师被砍头的新闻。我遇到过的司机一般有两种，要么是健谈型，从头到尾说个不停；要么是沉默型，只在上车和下车时礼貌性的打声招呼。通常我比较喜欢第二种类型。这位司机大部分时间倒是很安静，只是冷不丁地问我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问我会不会说英语，问我父母双方的收入谁比较高。这就导致我全程都没法完全放松警惕，时刻提防着他的突然搭话。当然我心中早已编好一套说辞，如果他问我怎么看砍头事件的话。

戴高乐机场，E航站楼值机大厅。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时间还早，离办理行李托运还有很久。机场仍然和往常一样热闹，完全看不出受到疫情影响的样子。虽说人们都戴着口罩，但仔细观察，也有不少把鼻子露在外面的人。总算办完登机，过海关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检查证件的小哥，想收回我的长居卡：“你可以过去了，这张卡就留在这边吧。” 他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穿一身干净的制服，除了胸口处绣着“POLICE”的字样，全身上下再没什么值得敬畏的地方。“您知道吗先生，我在法国生活了五年，我只想留着这张卡作为纪念。虽然我是彻底回国，但是长居卡还有十天的有效期，在这期间，您无权收回它。的确，如您所说，我已经不会再需要用到它了，但是连把它永远保存在钱包里也不行的话，真令人伤心呐。” 经过五分钟的激烈辩论，我的勇气终于战胜了他的傲慢。我坐在登机口旁的长椅上，双手因刚才冲动的维权行为止不住地颤抖，胸中那团怒火还在熊熊燃烧，掺杂着兴奋和自满。

机舱里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时间是独立运转的。十个小时的航程如极夜一般漫长，让人绝望。旁边坐着的工友是从刚果来的，我被他的咳嗽声吵醒：“你知道吗？刚果实际上有两个国家，刚果共和国和刚果金。” “哦，是吗？”我敷衍地回答道。舱内空气浑浊，加上戴着口罩，我感觉快要憋死了。飞机上有不少穿着防护服的乘客，和空姐穿的是同一规格，导致我分不清谁是乘客谁是工作人员。不过好像也没有分清的必要，在这个昏暗，狭窄的空间里，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体的。虽然神智不太清醒，可饥饿还是能感觉到的。飞机餐大致包括面包，压缩饼干，和巧克力，尽管简陋，但我吃的很香。吃饱后，我随即浏览起眼前的小电视，点开姜文导演2010年的电影《让子弹飞》。电影上映时我才上初二，和同学在电影院笑得人仰马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都十年了，再看那句“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似乎又别有一番滋味。

自由的本质

10月19日下午，飞机平安到达上海浦东机场，迎接我的是繁琐的检测过程。扫码，填表，排队，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出口处朴素地张贴着几个大字“祖国欢迎您”。其中写着“国”字的纸，或许是胶水没粘好，一个角已经向外翻卷，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心想，祖国可能也没有很欢迎我回家。同一趟航班的旅客按省份，被分隔开来，十五人一辆车送往隔离的酒店。上了大巴，我只觉脑袋像挨了一闷棍，很快又昏睡过去。迷迷糊糊间睁开眼，天色渐暗，夕阳染红了天空。窗外是毫无生机的，陌生的城市。远处楼顶有人光着身子在跳舞，舞姿优美动人，一轮红日是他的背景。身旁坐着的姑娘正安静地凝视着窗外，仿佛她的灵魂也在昼夜交替间，被这迷惘的绝美的黄昏一同带走。不知大巴行驶了多久，停在一座叫“漫心”的酒店前。长路漫漫，要有耐心，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宾馆房间里的条件可以说相当不错，尤其是，水洗马桶，浴缸和自动窗帘，让我非常满意。其余的配置和普通双人间没什么区别。从关上房门的那一刻起，我飘泊的心，总算迎来片刻安宁。我把浴缸放满水，舒舒服服地泡起热水澡。不一会儿，卫生间里雾气弥漫，水纹被反射到天花板上，光影律动，流露出柔和的美感。我的警惕和不安，完全消散在朦胧的水汽中。在热水里泡着，很难不忘却旅途的疲惫。这种疲惫不光是身体上的，从八月底开始，我辗转寄宿在亲戚朋友家，虽然没什么不适应，但对于习惯了独居的我来说，精神时刻都是处于绷紧的状态。国外生活，如何面对孤独是留学生的必修课。从最初的畏惧，到与之和平相处，再到享受，孤独会慢慢变成习惯。我害怕失去它，一如害怕失去陪伴。思绪到这，水温渐凉，我起身擦干身体，感觉精神好多了。回归独居生活使我快乐。我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和在法国时的无数次通话一样，只是这次电话那头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太好了，终于回来了。”

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按时把食物放在门口，他们会轻轻地敲两下门，表示食物已投放到位。但是，也有粗鲁的家伙会很用力的敲门，声响之大，把我硬生生从美梦中拽回现实。我住的房间在七楼，视野很好，只可惜窗外一片虚无。灰蒙蒙的天空，宛如巨幕，将大地和宇宙分隔开，既看不到尽头，又深不见底。幕布下面是阴郁的，寂静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隅。远处高楼连着高楼，吊车像巨兽一般立于天地之间。偶尔传来几声乌鸦凄厉的叫声，使氛围愈发迷幻。我把窗户打开一个小口，往下看去，蓝色的不锈钢顶棚尤为亮眼，这应该是某个年迈的工厂。天还没完全亮，已经有几间作坊亮着灯开始工作了。灯光下，能看出它正在奋力追赶时代的步伐，只可惜身影已渐行渐远。我想，这外面的世界似乎比里面还冷清呢。根据国家防疫要求，在上海隔离了三天后，我被送到自己的城市继续隔离。

扬州，明月湖大酒店。没有水洗马桶，没有浴缸，也没有自动开关的窗帘，这使我开头几天有点不适应。不过很快，这种不适应便一扫而光，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窗外的美景吸引过去。我住在五楼，窗户朝南，正是观赏明月湖的绝佳位置。百度百科上，第一句话写着：“明月湖，这个名字比较常见。” 和它的名字一样，造型也很普通。椭圆形的湖面好像学校操场，周围种了圈绿化。湖对面是金华城商贸中心，LED大屏幕上不间断地投放着无聊的广告。供汽车行驶的大桥横贯东西，正好把湖面分成两半。阴天，没有了阳光的照耀，湖水不那么刺眼，显得愈发柔美。其本身明镜般的银色与周围灰白色的环境融为一体。每天傍晚，我会冲一杯速溶咖啡，驻足在窗边，静静地欣赏这普通的美。

生活一天一天过得很平静，隔离的日子好像在监狱里度假。我的作息被调整的非常规律。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是看书的时间。六点整去门口取餐，吃完晚饭和朋友开黑打游戏，玩到十二点。在房间里转悠半小时开始写作，写到凌晨两点半。然后洗澡，大约三点睡觉。每天上午十点，有人来敲门量体温，我正好起床。洗漱加吃早饭，磨蹭到正午。十二点是送午餐的时间，因为不饿所以先不吃。我会睡一小时午觉，然后再起来吃饭。吃完午饭，学习日语两小时。之后转悠转悠，五点准时开始阅读。在二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无论走到哪，最后总会驻足在窗前。窗户玻璃内测被擦得很干净，外侧却布满灰尘和雨水留下的污渍。人们在湖边悠闲地散步，我在楼上悠闲地看着他们。究竟是外面悠闲散步的人更自由，还是里面悠闲瞭望的我更自由呢？还没理出头绪，随即又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每天重复着这样单调生活的我，真的自由吗？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自由即约束。人生来便具有天然的自由，但一旦开始和他人交往，与社会接触，这种天然的自由变不复存在。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掌握的仅仅是被约束的自由，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交易这种自由，也可以将自己全部的自由转交给集体。这样，服从集体便是服从自己，服从自己便是回归最初天然的自由。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状态，因为只有当公约和法律是在集体中所有人全体一致没有分歧的情况下制定，而不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志制定，这样，人们服从集体才等于服从自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必要条件，人人平等代表每个人都分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果存在权力，地位的不平等，便会产生私心，私心会培养出不想其他人都平等地获得自由的个人。因此，公约和法律存在的意义便是阻止个人的邪恶的目，不是出于功利的原因，不是为了保障其他人的幸福，也不是对个人所做的坏事的惩罚，公约和法律应是建立在人人都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被私心蒙蔽了双眼的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或许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真实意志，是主动要求公约和法律的约束的。这便是我们生来就要背负的自由的枷锁。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自由的本质是责任。对个人来说，我们既有自由的权力，便需承担相应的义务，不放纵自己的行为，当国家遭到侮辱时，有挺身而出的责任。个人和国家都应当是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假如一国之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我们在拥有自由的同时，应该懂得守本分，顺应天理，不妨碍他人。能做到如此便是已经具备了身体和行动的自由。但是，身体和行动的自由只是条件而不是目标，精神自由才是更高的追求。要想做到精神的自由，对个人而言，质疑，批判和反省是我们必须具备的态度。同时，需要培养控制周围事物的能力而不是被其所吸引。对国家而言，平衡权力，保障人民言论和活动的自由是基本需求。

按照这两位大思想家的观点，无论怎么看，我都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认为，自由的本质既不是约束，也不是责任，而是存粹的，完全的，心灵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受法律的限制，也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们在明辨是非善恶之后，甚至可以选择站在恶的一方，这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然而，这种心灵上的自由无法超越在家庭，学校或者社会等教育中习得的智慧和道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站在恶的一方，却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是心中的道德标杆阻止我们这么做。我们的自由不是制度赋予的，我们的意志不是他人决定的，个人的自由只与自身具备的智慧和道德有关，这才是自由的本质。隔离看似限制了我身体和行动的自由，实际上并没有。一方面，我无法忍受自己带着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风险；另一方面，精神的自由使我拥有多元的世界观和各种各样的思想，四海之内任我遨游。因此，隔离完全是符合我个人意志，主动的，自由的选择。每当黄昏，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我站在窗口瞭望远方时，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隔离

隔离结束，是在秋日里一个宁静的早晨。临走前，防疫人员让我在解除隔离告知书上签字，内容包括从今天开始十四天健康管理。所谓的健康管理，基本上等同于居家隔离的意思。其中第五条规定写着：不进入歌舞厅，浴室，电影院，网吧等室内密闭场所。好消息是它并没有提到超市，书店和餐厅，只是“等室内密闭场所”这几个字有些意义不明。最后一次测量完体温，我推着行李走出酒店。门口站着几位家属模样的人，他们热切的眼神中饱含迎接亲人的喜悦。妈妈穿了身职业装，看上去很年轻。她看见我，热情地向我招手。路上汽车不多，大家都开得很悠闲。路面干净整洁，看不到灰尘。我打开车窗，清爽的秋风迎面吹来。妈妈给我讲了件趣闻，说她昨天去买烧饼。圆烧饼是甜口，方烧饼是咸口，她要了一圆一方。老板说2块5一个，她听成了5毛钱一个，于是付了1块钱就走了。回家后才反应过来，这年头哪还有5毛钱的烧饼啊。一路上，街道，行人和绿化，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这时，妈妈又告诉我一则沉重的消息。“你听完不要有压力。”她这样说道，“前两天你爷爷打来电话，希望等你回来，可以陪他去挑选一块墓地。” 窗外，阳光忽然有些刺眼。因为是向市中心的方向行驶，路上车辆越来越多，喇叭的噪音吵得我心烦意乱。我伸手把窗户关上，可鸣笛声依旧在耳边回响。车窗将我与外面的街道，行人和绿化隔离开来，我只觉得它们离我越来越远。

我让妈妈把车开到附近的联通营业厅，因为我急需办新的手机卡。营业厅里热闹非凡，到处挂着“4G换5G”和iphone12的广告牌。接待员热情地询问我办什么业务，得知我要办理新的手机号码时，立马变得警惕起来，毫不掩饰她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您为什么要新开手机号？”--“因为之前的号码停机了。”--“号码停了可以再恢复的。”--“没关系，不用麻烦，我就想重办一个新的。”--“……你是搞电话传销的吧。”一轮盘问下来，她得出这个滑稽却合理的结论。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刚回国不久，之前的号码早就不用了。听我这么说，她露出更惊讶的表情：“听说最近回国很难啊，你怎么回来的？”“嗯，确实不容易。”我不置可否。她帮我把新的SIM卡装到手机里，提醒我道：“你要是打骚扰电话，办了新卡也没用，很快就会停机的。” 真实的我与同样真实的现实世界被一张手机开隔离开来。我明白了，原来事实并不重要，对她来说我是留学生回国还是电话传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需要合理。

从联通营业厅出来，我又让妈妈把车开到文昌西路与淮海路的交叉路口。那里有家老字号眼镜店。之前戴了五年的眼镜，几个月前突然断了，所以我来这里配一副新的。从外面向店内看去，里面漆黑一片，好像停业关门的样子。但仔细看，还亮着几盏昏暗的小灯。我尝试推了下玻璃大门，门开了，里面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装修和摆设还是五年前的样子，各式各样的眼镜整齐地陈列在橱窗里，与其说是卖，到更像是放在博物馆里展览。我试着喊了声“你好”，这才有穿着工作服的人从后面隔间走出来。不难看出，她慢悠悠的步伐和这家店整体的气质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了。选好镜框后，她又把镜片的菜单拿给我看。规格有标准，超薄、特薄和极薄四种。其中极薄的镜片，售价竟然高达1千多圆。难道还能和纸片一样薄吗，我心想。用现金付完款后，打磨，安装镜片又花去半个多小时，其间有朋友打来电话。他说：“现在哪还有人上那儿配眼镜去？那家太贵，大学附近某某眼镜城只要200块一副。” 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自己也和这家老店一样，远远落后于时代了。戴上新眼镜，世界前所未有地，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然而我渺小的身影却逐渐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从店里出来已经是中午。我决定在家附近的高邮鱼汤面馆吃完再回去。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很好的人，知道我在国外生活。以前每次去吃面，都拉着我攀谈，问我“回来多久了”，“还回法国吗”之类的问题。远远地，我看到老板正低头搅动着锅里的面条。我喊了声：“老板。” 他抬起头，瞧见带着口罩的我，先是一愣，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虽然发生在极短的瞬间，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你好，里面坐。”说完他又把头低下，看向锅里。往店里走时与老板娘擦肩而过，她看见我也是惊得说不出话，随后可能是感觉到自己刚刚的失态，略带尴尬地向我打招呼。点完餐，我便自顾自地玩起手机。店里客人还不少，除了我之外还有几桌也在等餐。吃完饭，结账的时候，从老板闪躲的目光中，我察觉到他的疑惑和警惕。他慌张的眼神，把我与信任隔离开来。他并不想当着其他客人的面谈论我回国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没有勇气当着其他客人的面询问我何时回国而内疚。

11月2日下午，一户平常人家的阳台上，我正睡在躺椅上晒太阳。“今天是隔离结束的日子呢？还是开始的日子？”我嘴里嘀咕道，“身体和行动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妈妈听见声音，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阳台。等她来时，我已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