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克鲁亚克：“垮掉的一代”的哲学

“垮掉的一代”，那是我们，约翰·克莱隆·霍尔姆斯和我以及艾伦·金斯伯格以一种更为狂野的方式看到的情形，那是一代疯狂的、开了窍的希普斯特青年突然冒出来在美国游荡，他们神情严肃，举止奇特，在路边搭车到处流浪，衣衫褴褛，心享至福，以一种优雅得可怕的方式显出美好——这种情形是我们从道听途说的“垮掉”这个字眼在时代广场街角、格林威治村和战后美国其他有着闹市区夜生活的城市被使用的方式中看到的——“垮掉”，意味着穷困潦倒但却信念满怀。我们甚至听到1910年代的街头老希普斯特（hipster）会这样使用这个字眼，以一种忧伤的嘲讽。它从来不意味着青少年犯罪；它意味的是那些怀有一种特殊精神信仰的人们，他们没有结为团伙而是像孤立的巴托尔比（麦尔维尔一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译注）那样穿过我们的文明体系那死寂的墙壁盯视着窗外。这些最终摆脱了西方“自由”机器的英雄们正在服用毒品，欣赏爵士乐，心中闪过瞬间的觉悟，体验着“感官的错乱”，言谈怪异，贫穷而喜悦，为美国文化预告着一种新的（我们认为是）完全脱离了欧洲影响的（不同于迷惘的一代）风格，一个新的符咒。几乎与此同时，这种情形也在萨特和热奈的、以及我们所知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的战后法国进行着。但是说到一个“垮掉的一代”的真实存在，很有可能这实在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想法。我们曾经整整二十四小时醒着，一杯接一杯地喝黑咖啡，一张接一张地播放瓦代尔·格雷、莱斯特·扬、戴克斯特·戈尔顿、威里斯·杰克逊、莱尼·特里斯塔诺等所有其他人的唱片，疯狂地谈论那些街头的神圣的新感受。我们曾经写下故事讲述那些奇怪的心享至福留着山羊胡子的黑人爵士乐圣徒一路搭车穿越爱荷华身上绑着铜号携带着秘密的消息要吹奏到其他的海岸，其他的城市，像是那位货真价实的身无分文的瓦尔特正率领着一支看不见的第一次东征十字军。我们有自己的神秘英雄而且也写他们，还吟唱出关于他们的小说，构筑长篇诗歌庆贺这美国地下新生的“天使”。实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是真正的摇摆爵士乐的狂热爱好者，而这些仅有的人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其后）当一种不祥的新局面出现于美国的时候就极其迅速地消失了；或许这是电视普及的结果而非出于其他原因（比如<警网擒凶>的“和平”官员们温和的全面警察控制），但是在1950年之后垮掉派人物都消失在监狱和疯人院里，要么就是因为羞辱而陷入默然妥协；这一代自身短命而且人数很少。

但要不是出现了与此同样真实的另一情况，在这儿写这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出于某种蝶变的奇迹，朝鲜战争之后突然涌现出了又酷又垮的年轻人，他们重拾那些姿态和风格；很快它就到处都是，新的面貌，一种“故意的”无精打采状；后来它甚至开始在电影（詹姆斯·迪恩）和电视中出现；曾经一度是垮掉式沉思进入狂喜状态的神秘音乐的博普爵士乐编曲而今开始出现在所有的交响乐乐池和正经的乐谱上（参见尼尔·海夫提的作品而不是贝西男爵那本书），博普景观开始成为商业、流行、文化世界的共同财产；诸如“疯”、“晃荡”、“烦”、“搞定”、“很快”（很快就搞定，极快），“爽”之类的表达变成了公用的说法；使用药物被官方认可（镇静剂及其他）；甚至垮掉派的服装样式也通过蒙哥玛利·克利夫特（皮夹克），马龙·白兰度（T恤衫）和艾尔维斯·普雷斯利（长鬓角）被新的摇滚青年所采纳，“垮掉的一代”，虽然已经死去，却在此时被复兴和合法化了。

事实正是如此，令人悲哀的是，当人们要我解释“垮掉的一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真正原初的“垮掉的一代”了。

至于分析它的意味……谁知道呢？甚至在当下这个文明的晚期阶段，当金钱成为所有人唯一关心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它或许意味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个浮士德最后的家园）所预言的“再度宗教化”，因为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有些元素隐含着重要的宗教意味，例如斯坦·盖茨这个爵士时代最伟大的节奏天才，当他因为试图开毒品店而被投进监狱时，突然目睹上帝的面容，顿时悔悟了。我们听到早期的希普斯特青年奇怪地谈到“基督再临”时候的“世界末日”，谈到“迷狂幻景”甚至上帝降灾，他们全心信仰，接受启迪，充满热诚而且脱离了布尔乔亚－波希米亚的物质主义。

有人看到了末世决战的怪异景象；另外一个看到了基督意愿再成肉身的景象。还有人看到了德克萨斯启示录的奇异景象（在德州城市爆炸前后）。又有一个男孩疯了一样要在教堂求得庇护（警察把他弄出去的时候连他的胳膊都弄骨折了），时代广场上的一个小子看到电视上在播放基督再临（这些确凿的事实都发生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我所认识的我们这代人的典型成员的头脑中）；再现早期西方人在哥特人时期会从春天获得的情感，从那之后这种情感走向“文明”的理性并且发展出了相对论，喷气飞机和具有超级毁灭性的超级炸弹，官僚主义，极权主义，慈善机构，老大哥体系。所以，如斯宾格勒所说，当我们的文化走向没落（按照他的形态表，就是现在）而既存文明挣扎的尘埃已经落定之时，瞧，清楚的、末日的余晖再次显露出最初的关切，显露出一种属于恺撒的、对于物质漠不关心的至福状态，例如对物的厌倦，而对超验的价值，或者“上帝”则报以渴望和悔改的态度，还有作为心灵对无尽的爱之忏悔而存在的“天堂”，也将被我们的电磁引力理论和对空间的征服所证实，并且取代单纯追求效率的技术，这一切就像是一群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地震，都将作为最后的事物留存下来……再一次。

我们都知道宗教复兴运动，比利·格雷厄姆和其他，“垮掉的一代”，甚至存在主义者及其全部知识分子都对它敷衍了事并且声称对此漠不关心，它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宗教性，超脱的渴望，超越此世（这不是我们的王国），“高”，迷狂，获救，仿佛查特斯和克莱沃修道院圣徒的幻景再度回到我们身旁，像是野草耗尽自己最后的动量穿破文明那僵硬的人行道一样。

或者也有可能“垮掉的一代”，作为“迷惘的一代”的后裔，只是朝向那最后的、苍白的、对于答案同样一无所知的一代的另外一步。

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它的效果已经在美国文化中扎下了根。

也许

或者，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注：原文刊于《老爷》杂志1958年3月号，本文译自Good Blonde & Others, San Francisco, Grey Fox Press,1993, pp.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