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去年今日还在新疆欣赏大好河山

同样一本书，每次翻开时所处的时空不同，情绪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知识背景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实现。之前隐隐约约还停留在直觉层面的“感觉”，得益于其他知识的助力，现在如豁然开朗般表现为清晰的观点和敏锐的判断。这是肯定的方面的意义，它在否定的方面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也即一种清晰的批评意见的形成。所以，旧书重读的时候所收获的快感是富有层次的，既有自我成长的喜悦和欣慰，也有复仇成功后的快意和骄傲。如果只注意到前一方面，关于旧书重读的杂记就常常只能是一种无趣的自我认同；而着笔于后者时，文章才能变得有意思。写起来畅快，读起来愉快。

（一）

历史系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方向的同学，大多或许都听闻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向》这本书的名字。真正起手去读这本书的动因，除去那种为了凑一句高级“理论书籍”的引用的情况，可以想象大多是为了“扩展视野”，或者说提高“理论水平”。这种现象本身就揭示了一个十分普遍的断裂：我们不生产理论，我们只当理论的搬运工。（且不论这隐含的“理论”与“史料”的二元结构对诸所谓的“理论”的亵渎的问题）而这一断裂，至少在本科的历史学教育中，少有人愿意坦诚地承认它；用一种充满诗意的态度，一边回望现代历史学诞生以来的诸多巨擘，一边对讲台下天真的学生寄托一种对历史学不应沦为实证的历史编纂学的愿望，这种现象，稍作留意，俯仰皆是。在这里对教师做出过分的批评是不负责任的；即使存在一种误判，也只是误判了以历史学为学问底色的学生“扩展视野”的可能性。

而这一断裂也是诸多历史学所面临的尬尴的根源。诸多历史系学生常常对“历史爱好者”“畅谈历史”感到不快。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也是最合理的原因是非历史专业的人对基本史实的误解。例如，某某“君子”其实没做那么多壮举，某某“小人”也有展现人性光辉的一面。这种对被污染的“历史故事”的澄清也正是职业历史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所以在这里，对“业余人士”忽视历史事实本身就畅谈历史解释的行为的不满是应当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不满仅仅止于历史事实的尽头和历史解释的开端。我们习惯于听到业余人士的宏论中的史实“硬伤”就连连摆手，开始纠正他的错误，而建立在这错误史实上的分析也就失去了听的必要。然而，如果是熟悉史实的“历史作家”，他们往往是不研究历史学但以历史为题材进行写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受人欢迎，除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之外，还有一种业余人士特有的对宏大叙事的勇气——这种勇气，常常被专业人士视为一种无知的勇气。面对历史作家，无论是对他的史实运用“挑错”还是将其视为文学者而保持界限，一种对历史解释的放弃姿态是明显的。这种放弃，一方面是有意识的：尚未解决“是什么”不应该去贸然讨论“为什么”；但另一方面是无意识的：历史解释取决于“视野”、“理论”，而这是我们无力解决的。因此，或许历史作家与职业历史学家的边界只会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历史学越来越向叙事的史学转向之际。而那些在历史学天空中偶尔出现的闪耀巨星，在他们的指引之下，人们能够偶然地寻到历史学的新范式或震撼人心的新解释——尽管这些巨星所具备的“理论知识”都不是历史学教给他们的。

回到学生自身来讲，以毕业答辩为代表，好的研究的标准是清晰的。要么是在史料的收集、考辨的方面有成绩，要么是采用的解释方法、“范式”、“理论”另辟蹊径。对于那些聪明且不懒惰的学生来说，要在形式上做到第二点明显是更为容易，或者说更需要机巧的；而第一点，一方面容易变成常能听见的“历史学只需要中人才干”的证据，另一方面却因为被视为历史学的基本功以及“静下心做学问”美好品质而更被看重。所以，一篇能得到较高评价的好研究的核心因素已经跃然纸上了：1）扎实的史料积累、2）踏实的学术取向（至少形式上）和3）高级的“理论”框架。因此，对历史学同学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向》的理解的预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意义背景之中，接下来的故事才有具体的意义。

（二）

我的本科学校，设有鼓励本科学生进行科研尝试的科研项目，其中又按申请难度分为几个档次。我自己也参与过，第一次是作为学生助理，第二次是作为项目负责人。学生助理除了做一些例行的填表、上交资料归档等工作之外，最主要的是主持和记录由项目负责学生报告、老师评价的中期答辩的相关工作。书记员的工作本身是无趣的。不了解的领域权当听天书，稍有了解的领域则还能挑挑错以打发时间。一位后辈同学登台报告了，题目大概是关于xx市人民公园的公共空间意义云云，主要是对人民公园在近代的历史变迁展开论述。因为我也不是本地人，所以起初抱着单纯的了解景点历史的心态认真地听。不过这位同学很快就让会场的我们都明白了其论述重点在于公共领域与人民公园的关联，准确地讲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阐释人民公园在近代政治变迁中的意义。

当一个具体的空间场域和“公共领域”被如此地绑定在一起时，一种不安和不适涌上心头。当报告结束之后，优秀的“理论视野”与扎实的“史料收集”——这样写作为这场报告记录里的小结应该是合适的，我已经确定了。而尽管这位同学以忠实于“公共领域”的字面意思的方式向哈贝马斯的社会学家身份致敬，但是评审老师们似乎都肯定了该同学的“理论视野”达到了本科生中的优秀水平。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到底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在此不能说得很准确，不然有贻笑大方之虞。不过结合《人的境况》等相关书籍，在了解了“公共领域”的讨论背景之后，从而将其视之为公-私的政治哲学论题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具体结构的显现和演变，或许是可以接受的。而至于咖啡馆、沙龙或者说广场、公园之类特定场所，则只是这一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物质载体。这位后辈或许本意是完成一个社会史、政治史的题目。就忠实于自己的最终目标和呈现出来的结果来看，这一研究确实得到了较高评价，是优秀的历史学的本科生科研尝试——不过最好还是庆幸自己的只是系级项目。

不过也不能完全责备这位同学。因为就在其报告的前后，一系列讨论“茶馆”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不过这位研究“茶馆”的学者显然要坦诚得多：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而没有讨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因为这并不是本书的出发点，但或许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个个案思考。如果说J.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public sphere主要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我在本书中主要考察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中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研究在这一空间中，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是怎样从事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种日常生活是怎样与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人大出版社，2006年）

不能忽视的是，“茶馆”研究在史料层面的重大意义。以往，“茶馆”作为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一种公共空间形式，被作为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主题是较少的，相关史料也鲜有人收集和运用。而借王笛之功，不仅是“茶馆”研究，乃至于成都地方历史的研究都渐受关注；伴随着成都城市和市民文化的发展，这样的研究也正满足了一种对自身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关切。

（三）

就我目力所及，历史系的同学中很少有人读过历史哲学相关的书籍（这里指的不包括为了应付“史学理论”之类课程的作业而快速浏览的各类“概论”、“导论”型书籍）。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不必论，大毒草，也读不懂；而如席勒的经典演说《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则单凭题目就打消了人去读它的念头——也幸好没读，不然对“为稻粱谋”的学者( der Brotgelehrte) 的严苛指责只能让它被“汲汲于”史料的学生狠狠扔在地上。在这里，同样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断裂：“哲学头脑” ( der philosophischeKopf) 的历史学与实证的历史学的分道扬镳。即使是兰克，他所努力为之确立学科自律性的历史学，按照今天历史学的标准去看，都是弥散在形而上学里的东西；他并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外的人，他只是处于其否定性的阴影之中。也正如“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命运：它在席勒那里本是“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同义替换，一出生就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序列和谱系；而如果将“普遍历史”的展开除去，“世界历史”不过是各民族历史的抽象堆积——这正是“为稻粱谋”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正如京都学派（哲学）的下村寅太郎所言，“作为universalgeschichte（普遍历史）的weltgeschichte（世界历史）” 才是“世界历史”的本来形态。（ 下村寅太郎「世界史の可能根拠について――歴史哲学的試論」、『京都哲学撰書』第十一巻、『世界史の理論』 ）

今天，远离那个形而上学弥散的时代，历史学也已经习惯了“祛魅”后的“世界历史”。而此时矛盾就显现了出来：为什么“去中心化”的世界史共识总是无法形成？为什么被“去中心化”的文明国度里“爱国者”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实证的历史学内部不断持续的讨论，如果不回复到它最初的问题之中，我们很难理解作为学问对象的“世界历史”的最终命运。因此，这一问题的解答呈现出两重面向：

“普遍历史代替了世界公民的哲学千禧年。世界史像波斯的帝国一样，实现了宙斯的视野。普遍历史的翅膀，不仅覆盖了欧亚非大陆，而且伸展到希罗多德笔下世界之外‘无人居住’的美洲和印度以东。

哲学的狂妄! 或许是的。这当然是另一种征服。而‘哲学头脑’的普遍历史之所以能克服时空的自然界限，实现人类的教化，席勒承认，都基于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发现。教化的另一面甚至是事实的征服。”（李猛《西学与我们的“西方”》北大学报，2017年7月）

要回复到问题的源头。这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要求，绝非完全外在的、旁支的、偶然的“理论视野”所能概括。一句“理论视野”，把自身起源的奥秘埋葬在了傲慢与偏见之中。没有“哲学头脑”，在历史研究的碎片汪洋里，指明方向的罗盘不会自动浮出。而如果相信某种“自证”的神话，毋宁是把学问的命运交由他人掌握；“他身处自由的王国，却有着一颗奴隶的灵魂！”（席勒）而当我们真正直面问题的源头：

“当这个想要成为批判者的人，为了使自己的批判变得有分量，对形而上学的意义已有足够透辟的洞察时，他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形而上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抨击只有在因知识缺陷而与之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才能问心无愧。”（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商务，2018年)

回过头来看，我只是想做一个爱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