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的史料价值以及取材小说的争议（读书报告）

最近基友在问我，《晋书》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然而被大家戏称为“魔幻小说”，对于这样一部史书，如何看待它的准确性？史料参考价值？引用小说过多该如何评判？

对此，我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选取了两篇论文资料写了这样一份小报告来讲述我的看法，以供抛砖引玉，请多多指教。

一，晋书的总体评价与研究进展

首先我阅读的是2000年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的《<晋书>的评价与研究》一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朱大渭。

这篇论文论述了历代对《晋书》的研究, 清代为校勘、正误和补表、志的开创时期。民国为《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以及补表、志的最后完成时期。新中国为《晋书》校勘、注释和研究的集大成时期。

1，五个方面的史学成就：完整性；文献丰富；突出大统一思想；对民族关系处理公允；叙事分明。

「80年代以来，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包括五个方面：

（1）对两晋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 能够较为完整系统地表述出来。

两晋156 年, 乃是我国秦汉以降最为混乱的时期。两晋统一仅11 年便发生了长达16 年的八王之乱, 紧接着又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 随之由五胡贵族和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 以后长期形成南北对峙, 政权林立, 分裂割据, 战乱不已的局面。因而两晋的历史, 包容国别繁多, 兴亡无常,各国的族别、地域、时间、人物和史事等等, 可谓千头万绪, 极为纷繁复杂。

《晋书》全书分纪、志、传、载记4 种体例, 对两晋和其他政权的各个方面, 分门别类加以缕述。比起其他诸家晋史来, 更能反映两晋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

（2）在内容上“甚为详洽”。唐初修晋史时距两晋较近, 前人所修晋史及其相关资料足资参考者尤多, 故能参酌群书, 兼综互订而成。加之名家参撰, 领导组织有方, 保证了《晋书》在史事完整、史料详赡等诸方面, 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晋史。

在列传中征引了传主所作的各种类型的大量文献资料, 不仅内容丰富, 史料价值也极高。尤其是列传中大量引用传主所作的疏、表、书、论、箴、教、经、制、释、誓言、颂、诗、词、赋、书势、书状、制图六体等各类体裁的文献资料共约270 余篇。

《晋书》志的内容也很丰富。其十志不仅从汉末写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 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 保存了不少前代重要资料。

（3）突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 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全貌的。它以两晋政权为正统, 以十六国为偏霸的“载记”体的创新, 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著方面的体现, 从而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偏霸政权融于一体的难题。

（4）对民族关系有较公允的处理。

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 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较为公允。虽

然“载记”中有“僭伪”字样, 但在史实叙述中, 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放在同等地位对待。

这就有条件对十六国政权记载较详, 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等。

（5）叙事头绪清楚, 主次分明, 行文言简意赅, 绝少繁冗浮躁之风。这就是赵翼所称的,“爽洁老劲” , “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 。《晋书》列传、载记叙事散文之中, 有不少篇章清新隽永,形象生动, 寓论述于叙事之中, 饶有文学情趣。」

2，但同时，《晋书》的主要缺陷有三点：编者太多导致内容杂乱；错误不少；封建迷信色彩浓厚。

「（1）《晋书》出于20 余人之手, 而无名家作总体性的统一加工修订, 虽有敬播叙例, 实难全面贯彻, 因而有时体例不够规范化, 或前后内容重复。最突出的是纪、志、传、载记史实, 有时（会有一些前后矛盾）。」

可见人多并不代表力量大，如果没有一个主编进行整体校稿修订，则多人写作部分合起来也会显得杂乱。

「（2）史学的核心是考信求实, 要求撰史者有考求信史和实录的识断。《晋书》在这方面也出现不少错误。

（3）《晋书》中封建迷信色彩比较浓厚。」

3，后世中清代学者对于《晋书》的研究最重要和全面。

「清代是对《晋书》进行全面校勘、编纂研究, 以及补志补表的开创时期, 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晋书》打下了基础。

（1）清代学者有20 余人用较大的精力, 对《晋书》作了校勘、补正、考异、商榷等工作。

其中成绩显著者, 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记》、卢文《群书拾补》、张《读史举正》、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等等。如果仅从校勘角度讲,以周、丁、劳三人成就最为突出。

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中, 征引清代学者校勘最多的, 有周氏约166 条, 居首;丁氏83 条, 居第二, 劳氏47 条, 为第三。如以对《晋书》校勘和全面研究而论, 则钱、王、赵用功最勤。

他们三人在校勘的基础上更进一层, 对《晋书》所记年、月、日、地名、人名错误, 掌故释疑, 记事颠倒遗漏, 礼、乐、天文、历律、郡县沿革、侨州郡县迁徙的考辨铨释, 无不涉及, 内容较为丰富。清末以来学人对《晋书》的评论, 不少源自钱、王之说。

（2）《晋书》虽有十志, 但不免阙略。

地理方面：《廿史述要》称:“《晋书·地理志》舛驳特甚, 志中惟武帝一朝, 怀帝以后, 仅掇数语, 东晋则不及。其时侨州郡县, 地异名同, 千易百改, 迁徙无常” , 而《晋书·地理志》皆为空白。艺文方面：至于两晋艺文方面, 则全付阙如。

因而清代学者首先重视对《晋书》的地理、艺文两志的校正和补阙。《廿五史补编》中所收《晋书》校补志11 种中, 清人便有9 种。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 均属《晋书》补志开创之作, 内容丰富, 价值颇高。年表于史提要省繁, 年月史实相系, 聚类汇总而便于寻检。故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撰史)表法既上, 可以文省事多, 而事之脉络也具” 。

清人为《晋书》补《诸王世系表》、《宗室王侯表》、《功臣世表》、《将相大臣年表》、《方镇年表》以及《僭伪十二国将相大臣年表》等共18 种, 除张愉曾《十六国年表》、练恕《西秦百官表》外, 全为万斯同所作。西晋封爵杂乱, 如泰始20 余王, 永嘉48 王, 既未详其胄裔, 更莫辨其名位。这些年表对西晋诸王初步理出头绪, 或关西晋乱起之由, 或涉西晋、十六国职官和政治斗争, 稽检方便, 殊为重要。」

4，民国时期也有许多学者为《晋书》进行资料补充。

「其成就斐然者, 首推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征引前贤校注最多者, 即为《晋书斠注》, 总计近200 条。

艺文方面：黄逢之作《补晋书艺文志》, 用力最多, 覃思博涉, 历时甚久。黄氏之作, 尽管王重民《补晋书艺文志》曾指出其偶有误改或重录之失, 但有关两晋艺文, 黄氏和清代丁氏之作, 互有详略补充, 堪称补两晋艺文之代表作。

释道类：故刘国钧纂成《三国两晋佛典录》, 以补正诸家艺文志于释道类之岐异和不足。又有杨家骆精于目录之学, 踵前人之成绩, 对两晋著作存书与辑本, 别为《两晋遗籍编》上下二篇, 合333 种。通过以上诸人的努力, 两晋经籍艺文, 基本完备。

地理方面：杨守敬以《晋书·地理志》问题最多, 虽有清人补正, 犹未尽意, 故取材而绘为图。其所绘有《西晋地理图》、《东晋地理图》、前赵和后赵等十六国疆域图。据称此乃补毕、方两家之缺陷。此外,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对东晋南北朝地志, 也有整理补遗之功效。程旨云撰《中国历史地理·两晋篇》，其篇首分弁言、晋代行政区域之演变、户口农田水利、都市与交通、边疆民族、民族大迁徙、民族血缘与民族文化、结论, 共8 篇, 附有7 表，偏向于地理相关的史实研究。

职官研究：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与万斯同表体例各异, 一重时序, 依时而列诸镇;一重方镇, 分州列表。体例既异, 则内容记述有别, 而吴表考证之多, 尤非万表所能及, 显见吴氏拾遗补阙之意。

五胡资料：沈维贤《晋五胡表》, 以晋武帝泰始元年(265 年)起表, 迄晋愍帝建兴四年(316 年),每年之下, 再分述有关西晋及诸胡史事。有关五胡之始兴, 及寇乱之情由, 且详为注释, 无论地域、种落、建国史实, 旁征博引, 条理分明。 」

5，新中国五十年来对《晋书》的全面研究, 主要成就可分为三个方面。

「（1）校勘方面有全面总结吸收前人校勘成就的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 不仅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好的, 而且其所出《校勘记》对研究《晋书》和晋史,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晋书》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论《晋书》7 条中, 指出唐修《晋书》之源的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价值颇高;《晋书》“予诸旧作, 收获必多” , 意指其为新创之史著, 而非抄袭前人之作;以及《晋书》“荒怪”之说“正可见当时风气”诸点, 皆为评论《晋书》之高论。

周一良关于《晋书》撰有札记53 条。其中有的实际上是短篇论文, 对晋史多有创见;多数则是关于《晋书》编纂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的考订辨识。由于周氏对魏晋南北朝史造诣很深, 其札记水平颇高。

（2）建国后关于专门研究《晋书》的论文, 大约有30 余篇。其中内容包括唐代重修《晋书》的原因、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参纂人员、起止时间、取材来源、史实正误、《载记》与《十六国春秋》的关系、《晋书》的文学性、对《晋书》的总体评价等等。

（3）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属于

断代史的共有4 部, 论文集20 部, 专著39 部, 中国通史或专史中有关两晋卷共约20 余部。古籍整理7 部。」

基酒小结：总而言之，目前《晋书》的修订和研究在前人的积累基础之上，资料已经较为丰富。对于想要了解《晋书》所记载的基础历史变迁事件，以及人物关系的人来说，也已经有足够多的资料可以参考。比如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二，晋书取材于小说该如何评判？

这里我参考的一篇论文是2008年发表在《文学研究》上的《简论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争议》，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刘湘兰以及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马将伟。

在文章开头，作者写道：

纵观历代学者对《晋书》取材于小说这一史学现象的评价, 可以概括为三大派别: 一是以唐代学者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 二是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 三是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

1，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

「对修史采用小说材料的批判，古已有之。西晋时期的史学家谯周就批评《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

刘知几将《晋书》和《史记》相提并论，对二者的取材问题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晋书》和《史记》的史料来源都不够理想，忽视正典而采逸史，以致造成取材不当，记载肤浅，甚至遗漏了许多重要史实。刘知几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指责, 主要在于他认为小说家之辞皆是“恢谐小辩”，“ 其事非圣”，甚为浅陋，不值得载入史书;同时此类作品多传鬼神怪诞, “其言乱神”, 有违儒家教义。

五代时期, 后晋刘昫纂修《旧唐书》时, 对这个问题也有评论。他意识到文学奖和史学家具有不同的创作气质：文人爱奇，史家尚实。假如史官讲文人习气带入史书的修撰中来，必然造成史书中多述诡异奇谲之事。

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也上承刘知几对《晋书》的评价，其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库馆臣在给《晋书》所做的提要中措辞颇为激烈，可以说对《晋书》采小说入史的做法进行了彻底否定。

然而, 唐修《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 皆弃其旧本, 竞从新撰者焉”。可见,其并非一无可取。四库馆臣的态度过于偏颇。

清代学者钱大昕和晚清学者李慈铭对《晋书》的不满，则侧重于其中记载的神狐鬼怪之事，体现了这些史学家们的唯物主义观念。（“贾充遇司马文王、陆云遇王弼、嵇康阮籍之遇鬼, 甚至载及荒幻,颇伤史体”。）」

2，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中对《晋书》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他认为为《晋书》纪传叙事之所以取得成功, 正是因为撰修官令狐德棻等人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 所以《晋书》纪传的叙事才能做到文字爽洁, 文风老劲, 远胜于同时期撰修的其它史书。更重要的是, 对后世非议颇多的《晋书》中的载记, 赵翼认为其取材详略得当, 丝毫不以其取材小说为忤。而对于《晋书》取材志怪小说, 他特别列出“ 晋书所记怪异”条, 对其中不可理解、荒诞神奇的故事, 进行了思考辩证。赵翼认为非常之人可能有非常之事。因而不管是实事还是传闻, 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曲折反映,不必过分拘泥于求证落实。且“天地之大, 何所不有”, 可见赵翼的史学观较之其他学者要通达得多。

吕思勉在赵翼观点基础上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晋书》中众多的神怪故事正是社会崇尚鬼神风气之所致, 对此类故事的记载, 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倾向, 具有不可否认的史料价值。

李培栋也认为，“殊不知西晋之世, 正是一个‘非圣’ 而又‘怪力乱神’的时代, 舍此而皆不录,更何由见晋代岁月乎? 即如因果报应、天人感应之类, 自今视之, 固不可信, 然《晋书》收录亦未足怪,此类正当时风尚。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史之资料……自有其认识论之价值也”。

还有人从唐代重修《晋书》的政治目的出发探讨这一问题。尹达认为《晋书》中多“采诡谬碎事, 以广异闻”，是“为了维系和神化皇权, 《晋书》还注入了强烈的天命论思想”。」

3，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

「清代开始，有一部分学者从叙事风格和文学特色重新评价《晋书》采小说入史的现象。

清代学者黄宗羲认为史传的撰写不只是罗列史事, 能恰如其分地体现传主的神韵, 方为上乘之作。而小说史料介入史书, 活跃了史书的行文风格, 使叙事生动而不呆板, 于细节处再现历史人物风韵, 其价值自然不可忽视。当然, 这些小说史料并非都是黄宗羲所言

“一二无关系之事”。（他认为写点无关系的事儿可以更生动）

晚清学者章太炎认为，《晋书》将传主的精神面貌与性格风度传神地表现出来, 说明《晋书》能真实地反映两晋时期的社会风气, 而这正是《晋书》采小说入史的结果, 当然不能因为它近似小说而加以忽视。由此肯定了《晋书》采小说入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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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一文中写道: “《晋书》《南北史》喜记琐事, 后人讥其近于小说, 殊不尽然。试观《世说新语》所记当时之言语行动, 方言与谐语并出, 俱以传真为主, 毫无文饰。《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新语》, 固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至其词令之隽妙, 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气者也。”他从《晋书》所采小说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和传真性来考察, 肯定《晋书》采小说入史的做法。而且, 刘氏还将《晋书》与唐后史书进行了比较批评, 他说: “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实者甚多, 非独不及《史记》《汉书》, 且远逊于《晋书》《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说未尝不多, 而《唐书》所以不及《晋书》《南北史》之采用《世说新语》者, 则由文胜于质, 不善写实而已。认为《唐书》作者没有采用小说史料, 是为” 不善写实“, 致使《唐书》的成就远逊于《晋书》。

而梁启超则从史料保存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晋书》的取材问题。他认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了许多杂传与小说中的史料, 对陈书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可见叙事过于精严, 对于修史来说, 并非好事。除了大量史料的遗失外, 史书叙事太过干涸, 也不利于史书的流传。而《晋书》采大量小说入史, 为后代保存了许多可贵的史料, 其功不可没。

台湾学者王国良则对《晋书》是如何采用六朝小说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根据他的统计，《晋书》单从《世说新语》中就采用了多达350则材料。而且王氏还对如何引用小说史料进行了分类: “原文照旧”、“稍加增删”、“多所更易”, 在各类下又引用史书与小说进行文本比较, 直观地再现了《晋书》采小说入史的编辑情况。」

4，进入文学研究的范围

「八十年代以来，对《晋书》的研究不只停留在史学层面，也进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著有《魏晋南北朝史缘》的李培栋从文学的角度对《晋书》进行了肯定。

而对《晋书》采小说入史, 学者的关注点聚焦于《晋书》与《世说新语》的研究上。主要原因是《晋书》采用《世说新语》中的材料远多于其它小说, 而《世说新语》又是一部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相当高的小说作品。

王澧华《唐修<晋书>取材<世说>的是非得失》中写道，“从史料采撰的原则来说,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 不是做错了, 而是做对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 唐修《晋书》之取材《世说》, 往往只是作为材料补充和轶事点缀, 很少作为一种脉络的贯通, 缺少来龙去脉的有机联系, 很少能使人看出传主即时即刻言行举止的逻辑关系和心理活动”。」

5，最后文章作者总结：

「纵观历代学者对唐修《晋书》取材小说的争议, 其实质是文、史观念的斗争。

汉魏之际, 儒学思想开始衰退, 文学与史学渐渐挣脱原有的桎梏, 向独立的领域过渡。至六朝时期, 文、史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宋书》卷九三记载, 宋文帝刘义隆始立/儒学、玄学、史学与文学四科, 正式以官方的性质将文、史分为并立的两科。而刘知几对《晋书》取材小说的修史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正说明六朝以来文、史观念的逐步分化, 至唐代已泾渭分明了。此后一些学者对《晋书》取材小说的批评, 皆源于他们执着于正统高贵的史学传统,不容许九流之外的小说侵犯其神圣地位。

从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六朝小说的写作手法用于史学也是必然，在当时，记小说者同样具有记史的意图，他们的作品从另一种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而且，六朝小说崇尚实录，这是当时社会对小说的普遍要求。同样，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对自己记录的那些神仙鬼怪的荒诞故事，也本着一种实录的态度和原则。干宝撰《搜神记》的目的是“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可见, 真实性是当时文人对小说最基本的审美要求。

某种意义上来说，六朝文人所做的小说其实是另一种历史叙述。因此，六朝小说与史传的叙述都属于“史官式”的叙述。如果生硬割裂六朝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必须造成史料的缺失。

刘叶秋甚至认为: “按照一般的常识谈, 小说并非历史,可是魏晋南北朝小说, 无论内容和形式, 都受到先秦两汉史传的影响, 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既然六朝小说是史传的一股支流, 那么《晋书》采小说入史, 并没有违背史法, 自然是合理的。” 」

三，其他资料补充

《中国文献学》张舜徽著，2019年版，P28-29：

「再就唐初修史的工作而言，在唐以前写晋史的，有十八家之多。唐太宗认为他们的书都不够好，于是吩咐房玄龄等改编一部。自重修一百三十卷的《晋书》出，而诸家之书皆废。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过：

“《晋书》作者最多，王隐则有《晋史》，虞预则有《晋书》，孙盛则有《晋阳秋》，干宝则有《晋纪》，邓粲则有《元明纪》，谢沈则有《晋书》，习凿齿则有《汉晋春秋》，徐广则有《晋纪》，郗绍则有《晋中兴书》。其后齐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凡百一十卷；梁沈约亦作《晋书》百一十卷。夫王隐等以晋人记晋事，载录未全，固必须改作；即沈约在臧荣绪之后，卷数又同，谅不过润色臧书，亡佚尤未足惜。若荣绪既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具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垂世，有何不可。乃唐贞观中，重修《晋书》成，而荣绪之书竟废，吾为荣绪愤之。”

这自然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统治者在当初虽没有消灭其他《晋史》的企图，但事实却招致了这样不好的后果。这和修《五经正义》时所引起的后果一样，虽同属于“无意识的摧毁”，但诚然是古代文献散亡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实很多，在这里不过举出唐初修书之事以示例而已。」

基酒小结：

实际上对于这篇论文的架构，我是存有疑惑的。与其说在讲述对《晋书》取材小说的争议，不如说在讲述《晋书》如何进入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以及《晋书》在文学领域的研究价值。

根据文章中罗列的资料来看，以刘知几为首的否定派是在切入重点地讨论《晋书》作为史书引用小说材料该如何评判，而后面以赵翼为首的学者们的态度则已经不再是《晋书》到底该不该引用小说，而是以《晋书》已经取材小说为前提来讨论《晋书》为什么会广泛取材小说内容，以及该如何去研读这样的《晋书》。

简单讲就是，既然《晋书》已经添加了那么多小说内容，那么我们何必争执它是否该取材呢，不如来讨论下他的文学价值吧。颇有一种“写都写了，还能撕了不看吗”的感觉……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比较赞同吕思勉和李培栋的观点。《晋书》各种添加小说内容，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两晋南北朝战乱不断，社会异象屡现，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发生一些和平时期可能不会发生的事儿，也是常见的。因此此时小说和事实有一种天然的重合度。加之社会动荡，政权交替频繁，记录历史可能也比和平时期要更为复杂。这就导致在唐朝时修《晋书》进行取材，怪力乱神的东西太多。

而结合前面讲述的晋书的优点和缺陷，由于没有主编进行统一地总体编纂，使得《晋书》内容就好似多人拼凑而成，如果有人能够重新将材料进行一一联系比对，并加以订正和补充，相信在完善度上也会比现行的版本要好很多。也就是王澧华提出的“缺少来龙去脉的有机联系”。如果将小说故事进行分析并整合，相信成书也不会让人感觉是一本普通的《故事会》了。

另外，梁启超的观点也十分独特。实际上在《三国志》的研究中，确实后世会采纳裴注资料，而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裴注，确实原文就太精简了。史料多未必是件坏事，虽然相互论证进行分析也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如果连材料都没有，历史研究又从何谈起呢。

当然，历史是建构而成的。我们现在只有这么一本《晋书》可以读，假如在一个平行宇宙里，唐朝的团队换了一批人，他们的工作或许更加细致，或许更加出色，而出品了一个无论语言、内容都更精良的《晋书》版本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无从得到这样的资料了。那么就还是依照“写都写了，还能撕了不看吗”的态度，安心地就这本《晋书》读下去吧。

不管怎么说，《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写道,唐修《晋书》问世后, “自是言晋史者, 皆弃其旧本, 竞从新撰者焉”。唐朝人都选择了这本《晋书》，那么我们后人也追随唐朝人的脚步也不为过~

仓促成文，见识短浅，还望大家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