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昆铁路上的孤寂小站，他守了20年

配图 | 作者供图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看不出罗云山有一丝的埋怨。蜜蜂、乐器、砚台……在这苦地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在认真地雕琢，尽力过得有些滋味。

作者：垒土

成昆铁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有一座不起眼的小站，快速旅客列车一闪而过，车上的旅客甚至连站名都看不清楚。

虽然不起眼，但这些小站在单线铁路运输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站内一般设有3条股道，最简单的也有2条，如果哪天有两趟相向而行的列车在轨道上狭路相逢，其中的一趟列车就要到小站去停靠避让。

新江站是众多小站中的一个，它位于金沙江河谷，气候炎热，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只有站站停的小慢车才会在这里停上几分钟。由于不通公路，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地方——外出营生、娃娃上学都要从此出发。

也就在前几天，下游的乌东德水电站完成第二梯级蓄水，正式投产发电，这意味着新江站很快将被淹没，而车站的副站长罗云山也不得不告别这个守了20年的小站，去别的地方上班。

“我已经说服自己愿意在这里干到退休。以前想走，走不了，现在要走，却舍不得了。”

背靠着金沙江的新江站（作者供图）

1

2015年年底，我乘坐一趟小慢车前往新江站，一过元谋，就进入了燥热的金沙江河谷。金沙江像一条绿色的带子，铁道沿着江岸蜿蜒，两岸高山陡峭，巨石遗落在江边，是山体泥石流和滑坡留下的痕迹。偶尔会见到几株耐旱的剑麻，算是周围难得一见的绿色植物了。

这条铁路穿越的地方被称为“筑路禁区”、“露天地质博物馆”。沿线经过几个小站，周围散落着零星几户人家。除了车站有四五个旅客背着背篓上车，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

慢悠悠地摇了6个多小时，下午1点多我到了新江站。车站背靠金沙江，对面是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腰上有两户人家。虽然是冬天，但依旧热浪滚滚。

一下火车，一条小狗就摇着尾巴朝我们冲了过来，我赶紧用双肩包挡住腿，车站的保安却说：“不怕，它不咬人，只想和你们玩。见了生人，它就高兴。”小狗蹭蹭我的腿，闻闻我的包，我弯下腰拍拍它的头，它果然吐着舌头安静了下来。

我要见的人是新江站的副站长，叫罗云山。那天我看到他时，他正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站在接车亭下送车。当出站的信号灯变成绿色，罗云山就举起绿旗，列车一声鸣笛缓缓启动，离开了这座小站。

罗云山四十多岁，头发已经掉了许多，操着一口浓重的滇西方言说：“饿得耐不住了吧？我现在值班，让老李给你们拿点吃的。前天杀羊，你们没赶上，只剩一点，不多了。”

狭小的食堂里，老李从锅中端出一小盆热腾腾的羊肉，又端出一碗白菜汤，“你们前天来就好啦。随便吃点，小站生活就是这样。”

老李在成昆铁路上好多个车站待过，趁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向我们打听了几个人，全是他的老同事，可惜我们都不认识。老李摇摇头，“唉，这里信息闭塞，信号都没有，时间一长，这些老朋友的动态都不知道啦。”说罢，他就起身去宿舍睡觉了，晚点他还得接罗云山的班。

下午4点多，罗云山下班了。他从宿舍里拿出一顶带着网兜的帽子说：“来来来，尝尝我养的蜂蜜。”

在宿舍旁边的墙角，有两个蜂箱，是罗云山的“私人财产”。他打开其中一个，拨开密密麻麻的蜜蜂，撇下两块，“尝尝，这是老蜜，可以连着蜂巢一起吃。”

罗云山用蜂蜜待客，我尝了一口，很甜。他把蜂箱门关上，还找来一坨牛粪把蜂箱门缝糊得严严实实，说如果不糊上，马蜂、害虫都会来吃他的蜂蜜。

正在用牛粪糊蜂箱门缝的罗云山（作者供图）

天近傍晚，热气有所消退，我们坐在站台上聊天。我随口问罗云山：“这座山叫什么山？”他抬头看了对面一眼，表情变得有点复杂，“苦拉山。”

我又问为什么叫这名字，罗云山说他也不知道，“开始上班时候，这座山就叫苦拉山了。”

后来我才从别处了解到，从新江站出发，沿金沙江往北行数公里，有一个叫“迤布苦”的小村庄。50年前，一群铁道兵来此地修筑铁路，他们就叫这里“一步苦”——金沙江江水滚滚，附近山势险要，塌方、泥石流频发，想在这里修出一条铁路，的确是无法想象的苦了。

如今，列车已经通行，那些铁道兵也不知所踪，空旷的站台上依旧还能听到金沙江水的拍岸声。罗云山也不紧不慢地，将他与这条铁路的故事讲给了我。

2

罗云山是彝族，老家在云南省南华县的一座大山上，只有一条连汽车都无法通行的土路与外界相连。1990年，他中专毕业后被铁路部门录取，父亲很高兴，觉得一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山沟沟里走出了一名国企职工，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30年前的一个夏日，懵懂的罗云山在村里人的赞美声中到单位报到，培训3个月后，被分配到位于金沙江边的大湾子车站。当时，单位的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先到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先苦后甜嘛，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罗云山信心满满地背起行李，带上了一件彝族服装，坐着一趟小慢车到达了大湾子车站。尽管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那里景象还是令罗云山傻了眼。至今想起，他记忆犹新，“除了铁路职工外，大湾子只有四五户人家在那里烧石膏。虽然我老家在山上，但也比这里热闹。”

以前，滇中滇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只有一些交通重镇才有人流物资集散。那些镇的火车站旁，餐饮业、歌舞厅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热闹非凡。

可这样的车站是少数，只有表现突出的、年纪大、资格老的职工才有到大站工作的优待，多数新人只能被分配到荒无人烟的小站上班——大湾子车站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站”，年轻职工多。当时的站长很了解年轻人的心思，对罗云山说：“好好干，我们这里是‘站长的摇篮’，沿线99%的站长都是从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沿线的好多站长确实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罗云山也知道。

罗云山进入大湾子车站时候，成昆铁路还是内燃机车时代。

当时，车站还承担着石膏运输业务，由于线路等级不高，道岔需要人工扳道。新人罗云山便从扳道员开始干起，“道岔千万不能扳错，扳完之后要确认，否则列车进错股道撞到停着的车，那就闯大祸了。”

这里的气温常年在30摄氏度以上，夏季更是高达40多摄氏度，上班时奔来奔去，下班倒头就睡，罗云山没时间考虑太多的事情。可一到休班的时候，想的就多了。

“最困难的是休息四五天都回不了家，老家公路不通，回家一趟路上就要花三四天。”罗云山很少回家，休班时他无处可去，要么和同事一起坐车到元谋赶集吃饭，要么就只身一人在金沙江边听水声。

罗云山想起在家乡的日子——每逢大节小节、结婚盖房，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碗喝酒，弹弦子、拉二胡、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左脚舞……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趁一次年假回家，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

不料父亲大怒：“好好干，不要想太多，工资也不低，你看看我们这地方，哪还有比这更好的活儿？你从我们这山沟沟去到国企工作，容易吗？”从此，罗云山再也不敢和父亲提这茬儿了。

在大湾子站待久了，罗云山注意到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早上坐火车来这里捡石头，晚上又坐火车回去——这些城里人是来江边捡奇石的。

罗云山见到生人就高兴，主动和那些人说话，听他们讲外面发生的事，还帮他们把石头从江边搬上火车。有段时间，他也跟着捡石头“上了道”。再之后，罗云山就学会了独处。

1998年，罗云山回家结婚了。妻子没有工作，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说起妻子，罗云山显得有些难过：“这么多年，就是她一个人在家操持，难为她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提起“家人”这个话题，罗云山明显不想再聊下去了，“走，我带你们跳舞去，感受一下我们小站的娱乐生活。”罗云山套上了一件彝族服装，背起一把弦子，又骄傲地说：“这把弦子是我自己做的。”

罗云山的手很巧，不仅会做弦子，还会做二胡、月琴。车站附近的线路养护工区的电器坏了，也都是找他维修。

我们沿着铁轨走了不远，到了负责养护线路的工区。站在工区楼房前的院子，四下静悄悄的，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可罗云山站在外面只弹了几下弦子，就听见楼里有人喊起来：“老罗来了！”

转眼间，一群年轻人依次冲出宿舍、办公室，来到院子里，围着罗云山绕成一圈，罗云山和他们聊了几句，就弹起弦子，大家随即跳起左脚舞来。

比起车站，线路维修养护工区的职工明显更多，年轻人也多，罗云山喜欢和他们一起跳舞，觉得年轻人有朝气。他弹的曲子都是家乡民歌，欢快又热情，他半闭着眼睛，全情投入地舞动着身体。

一曲完毕，罗云山邀请我们加入，我推说自己不会，他就笑，“不要紧，跟着来就行。”我和同事只好跟着他们，笨拙地跳了起来，一时间，院子热闹得让人全然忘却了这里原本的荒凉和孤寂。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工区的宿舍里，受狭长的地形限制，这里的宿舍只能紧挨着铁路。只要火车通过，床就会剧烈地晃动起来，好不容易再次合上眼，不久又会被另一趟呼啸而过的列车吵醒。

3

从1993年开始，成昆铁路开始分段进行电气化改造。到了2000年，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毕，罗云山感觉自己身上的活计轻松了许多，“不用人工扳道，在室内就能确认信号、道岔是否正确”。

活虽轻松了，肩上的担子却更重了。孩子越来越大，老人日渐年迈，一家老小都指着他的收入生活。他不敢再有辞职的念头，只期望能调到离家近一点的车站，方便有时间回去看看。

为此，他工作更卖力了。

2000年，罗云山终于接到调令，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要去离家更近、交通便利的大站了，但打开一看，傻了眼——调令上的“新江”二字格外显眼。

新江站和大湾子车站仅隔一站，但那里人更少、更荒凉、离家也更远。罗云山叹了口气，觉得10年都熬过来了，又何必在乎再熬几年。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新江站一待就是20年。

俯瞰新江站和金沙江（作者供图）

在新江站，罗云山的工作是安排列车进出车站。在行车室的电脑前，他和一名值班员时时盯着屏幕，上面有三条线，代表着站内的3条股道，列车停在股道上，线就显示红色；没车的股道，线就显示绿色。

罗云山时不时拿起电话，对进出站的列车下发指令：

“某次列车某道停车！”

“某次列车出站信号好了！”

“某次列车某道通过！”

罗云山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列车进错股道，进错股道就闯大祸了。”更何况，除此以外，面对高耸的苦拉山，未知的凶险同样难以避免。

2008年8月30日，罗云山正在站里值班，下午4点多，一阵巨大的隆隆声突然响起，大地剧烈地摇晃，连桌上的电脑都倒了。

当时，同事老李正在宿舍睡觉待班，罗云山想站起来喊老李，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感觉自己就像在簸箕里的豆子滚来滚去，根本找不到着力点。”

空气中灰尘弥漫，大大小小的石头正从苦拉山上往下滚。老李从宿舍里爬了出来，一头灰土地跑到窗前大喊“快跑”，把罗云山吓了一跳。罗云山让他先去江边躲躲，“我打个电话马上就来！”

线路断了，罗云山要通知邻站，不能放列车进来。他焦急地拨打邻站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他只好拿起手机碰运气，边打电话边往外跑，好不容易有了信号，却依旧无法接通。

室外灰尘漫天，罗云山看到接触网（铁路上方搭设的向电力机车供电的输电线路）已经塌了，电断了，列车进不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名同事已经躲到金沙江边的一片开阔的芭蕉林里，短短的几分钟，就像过了好几年。等到山上的大石头不滚了，时不时还有松动的小石头往下落，罗云山这才想起负责线路养护、电务设备养护的职工还没见到人，他又冒险赶到电务职工的值班室，一名女职工待在里面，惊魂未定。

女职工说自己出去躲了一阵，因为不放心设备，又返回来了。罗云山说火车进不来，让她不要怕，先去安全地带，又独自往前走了几百米去喊其他人。

那天，新江站就像打过一场仗，满目疮痍——从苦拉山滚下的石头最大的一个有卡车车箱那么大，把山脚的地生生砸出了一个大坑；堆放在山脚的废弃钢轨被石头砸弯、砸断；站台上满是灰尘、草屑和小石头，站房也受损严重。

由于不通公路，救援队伍一时半会儿进不来，大家人心惶惶，罗云山就组织他们把被子搬到芭蕉地里过夜。安顿好职工，自己再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向单位报平安，汇报受灾情况。忙完这一切，罗云山瘫坐在地上。

夏夜，天气闷热，大家身上都是汗，芭蕉地里的蚊虫密密麻麻的，没人睡得着。几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感叹地震得厉害。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次地震的震级为6.1级，之后的几天，还不时有余震发生。

“露天地质博物馆可不是吹出来的。”说起这段往事，罗云山感慨道。

我坐在他身旁，又看了一眼横在眼前的苦拉山——如同一面天然的墙壁，苦拉山几乎垂直矗立在铁路线的旁边。半山的崖壁居高临下，对着底下的轨道虎视眈眈。

地震后，上级部门决定在苦拉山下修建棚洞，为铁路线搭建一个挡住滚石的“顶棚”。2009年7月，在通车状态下，施工进行得如火如荼。

7月4日晚，雨下得紧，罗云山正在宿舍睡觉。突然，一阵巨响把他惊得从床上跳起来，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冲出门去。原来，地震让苦拉山的山体岩石结构变得松散，加上连日的暴雨，泥石流瞬间淹没了站内的股道。

站台上的人赶紧撤离，值班员抓紧时间给邻站和单位打电话，封锁了线路，待泥石流不再有往下滑落的迹象，铁路部门和附近的施工单位迅速组织抢险队清除障碍。

亲历过此前的那场地震，罗云山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他和抢险队一起干活儿，14个小时之后，线路抢通了。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大家都很累，但不能离开。

那天晚上，电话打不通，又遭蚊虫叮咬，守在站台上的人都陷入了低落的情绪。一位领导突然提议：“老罗，来弹一曲吧，让大家解解乏。”

罗云山没有推辞，他穿上那件压箱底的彝族服装，抱出弦子，弹起了家乡的曲子。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到他的身上，罗云山在众人的注视下弹着、跳着、蹦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在站台上跳了起来。

我问罗云山为什么要穿上那件衣服。他若有所思，“穿上这件衣服，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跳舞才有感觉。”

其实，这场地震和泥石流，并不算新江站遇到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1991年的一个夜晚，泥石流袭击了新江站，站房不见了、养路工区不见了、铁路也不见了。

2名铁路职工被泥石流掩埋，同事们徒手挖，后来上千人投入抢险工作，57小时之后，线路才恢复通车。小站的保安目睹了这场灾难，他说：“现在想想，还是害怕得很呐。”

然而，命运坎坷的新江站，只是成昆铁路上众多小站的一个缩影。不知不觉，守在这里的罗云山也不再年轻，甚至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新江站上的线路保护棚（作者供图）

4

20年很长，尽管一开始讨厌小站，有时候做梦都想到热闹的地方去，但适应以后，罗云山说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了，“我已经习惯了。”

起初，罗云山只是觉得，既然来了，就该把这地方变得开心一点——他开始自己琢磨着做弦子、二胡、月琴等乐器，“这是家乡人天生的本领”。

孤独的地方，大家都需要音乐的抚慰。慢慢的，会弹弦子、弹月琴，拉二胡的罗云山就出了名。他做二胡用的蛇皮都是巡道工、线路养护工们帮忙找来的——新江站附近有很多眼镜蛇出没，偶尔有蛇被火车压死，大家看到就会帮罗云山收集起来。

此外，新江站附近还是苴却砚的产地，偶尔，罗云山会在江边捡到一些原石，回来就自学雕刻，“如果不给自己找点思考的空间，在这个地方人会崩溃的。”

蜜蜂、乐器、砚台……在这苦地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在认真地雕琢，尽力过得有些滋味。20年间，身边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他不动如山。

2012年的一天，罗云山看到巡视线路的保安带回了一条米黄毛色的小狗。这条小狗流浪到新江站附近，看见人就像看到了救星，怯生生的，不远不近地跟着，一直跟到了车站。给它一点饭，小狗就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离开。

同事们问保安准备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就叫苦拉。”

苦拉给枯燥的小站带来了一丝欢快的气息，列车进站的时候，它会和工作人员一起“接车”，列车出站，它会跟着车跑一截。见到生人，苦拉非常高兴，有时罗云山在站台上拉二胡、弹弦子，它就躺在地上认真地听。新江站的人都说：“苦拉通人性。”

2013年，新江站又难得一见有了年轻的活力——单位分来了一名大学生，叫小陈。来之前，小陈做足了功课，一到这里就跟着老师傅们四处查看设备。他性格活泼，爱和老师傅们聊天，很快掌握了车站的情况，若是哪里发生故障，他立马就能解决。

罗云山也对小陈赞不绝口：“一名真正的大学生，技术那叫一个一流。我们这些老倌儿记不住的，他一下就记住了，是个人才。”

新鲜劲儿一过，真正的考验来了。新江站的手机信号极差，电话时而打得通，时而打不通，上网就更困难。对于年轻人来说，待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无疑是一种煎熬。

小陈开始变得心事重重，休班时就在站台上看着苦拉山发呆，像在思考着什么。罗云山问他怎么了，小陈只是笑笑，礼貌地说没事。

几个月后，小陈就辞职了。

罗云山理解那些陆续离开小站的年轻人，毕竟他自己也曾年轻过。只是如今，他的苦恼很难对外人言说，这是属于中年人的苦恼，很重，很实际。

2018年年底，罗云山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病危。罗云山火急火燎地爬上一列货车的驾驶室，又转汽车赶回家乡，可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

没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成了罗云山人生中的一个遗憾。另一个遗憾就是儿子的教育，由于他常年不着家，儿子缺了父亲管教，初中毕业就不读了，现在四处飘零打工。

我问罗云山：“和领导申请过调走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

“从来都没有？”

“自己想过，但从来没有申请过。”

20年，从大湾子车站这个“站长摇篮”走出来的罗云山，并没有当上站长。可他眼见着新江站换了不少站长，他扳起指头给我数：“1个、2个、3个……9个。”

罗云山说，好多老站长已经退休了，新江站最后的一任站长叫王定春，是个不错的年轻人。这个年轻的站长我也见过一面，是在这段铁路停运的头一天。

那天，我再次坐着小慢车来到新江站，恰好遇到王定春在行车室里指挥列车进站。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他解释说：“昨天下午，最后一趟旅客列车开走后，这段线路就停办客运业务了。还有一些货车要运行，我们要把这些货车安全送走，就算完成了这段铁路的使命。”

王定春33岁，在小站的5个职工当中，是最年轻的。他理着一个小平头，工作时动作麻利，不拖泥带水。

小站的站长不算官，要费心才能管好一个小站。职工生活起居，站长要照顾；职工生病、家里有事，站长也要随时准备顶上。2018年10月，新江站的炊事员因家事离开，2000来块的工资根本招不到人。休班的职工轮流做了一个月的饭，最后王定春没办法，不得已联系了自己的父亲。

王定春的老父亲是公务员退休，不缺钱，他二话没说，来新江站煮了一年多的饭，直到他们找来新的炊事员才离开。讲起这件事，王定春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本该在昆明享清福的，却被我拉来这里。”

可在新江站工作的人，谁能保证对家人一点愧疚都没有呢？

我最后一次到新江站，运行的列车明显减少了，次日晚上，列车就要彻底停运，新江站的使命就到此结束。由于下游的国家重点工程乌东德水电站开始蓄水，不久之后，新江站会被江水淹没。

一条崭新的成昆铁路即将问世。新线为双线铁路，设计时速是160公里/小时，通车后，从昆明到成都只要7小时左右，过去走老线要将近20小时。

那天，我一直没见到罗云山，就问站长他去哪儿了。站长说老罗已经回家了。站台上，我又看到了摇着尾巴的苦拉，或许它已经不记得我了，还是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热情地欢迎我这个“生人”。

“站要拆了，苦拉怎么办？”我问车站的保安。

保安说，等他站完最后一班岗，再把自家地里的芒果摘完，就带着苦拉一起走。他家住在附近，和其他居民一起迁到了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一家老小都已经搬进了新房子。

“好多人都担心苦拉，放心，苦拉是条好狗，我丢掉啥子东西，都舍不得丢掉苦拉。”

后记

罗云山不得不离开他待了20年的新江站，回到老家云南，可无论他去哪个火车站，都少有比新江站的环境更恶劣的了。

罗云山告诉我，离开小站的那天下午，他的心情很低落。和同事们合影之后，他走上了站台，走走停停，最后来到蜂箱前。那些进进出出的蜜蜂，他无法带走，全部交给保安处置，“如果他不要，就让它们自己飞走吧。”

回到宿舍，罗云山开始收拾行李，那一架子石头，他只捡了两块最喜欢的，“剩下的送人也没人要，就由它们沉入水底吧。”

一把二胡，一把月琴，一把弦子，一件彝族服饰，是罗云山的另一条生命。他穿上了那件彝族服饰，拿起月琴来到空寂的站台上，对着苦拉山，弹起了一曲彝族调：

要走了啊，老表呀 要走了啊，表妹呀 走一步是望两眼 哪个舍得你呀 走一步是望两眼 哪个舍得你呀 走是要走了 舍是舍不得呀 ……

一曲完毕，罗云山收好东西，就在站台上等车。一趟小慢车缓缓进站，同事们都来与他告别。

罗云山摸摸苦拉的头，就上了车。一声鸣笛，列车缓缓驶出新江站，苦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它翘着尾巴追着列车，一直追出了好远好远。

罗云山在新江站（作者供图）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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