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凝视：艺术作品与史学家“相爱相杀”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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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艺术史家、视觉文化研究学者迈克尔·安·霍利及其专著《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的一则简介。我们去年出的《视觉文化面面观》一书中收录了她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访谈。此外，她与诺曼·布列逊等人合编的《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一书【新译本】也将由拜德雅出品，敬请期待。
感谢作者段炼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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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安·霍利是艺术史学家，也是美国著名的视觉文化研究学者。上世纪70年代她在康乃尔大学和英国瓦堡研究院研习欧洲艺术史，1981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霍利在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对这一学术领域里的潘诺夫斯基及其图像学也深有研究，1984年出版专著《潘诺夫斯基与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此书有中译本行市。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霍利与布列逊等人合编了美国第一批视觉文化研究文集【编按：即《视觉文化：图像与解释》一书，此书的新译本将由拜德雅推出，敬请期待】。由于霍利有历史和美术的双重学术背景，所以她对美术和视觉文化的研究以历史视角见长。除了在美国一些著名美术馆任职外，霍利长期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艺术史系任教，并开设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美国高校最早讲授视觉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
《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一书是对史学方法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关注治史者的“此时此在”与被研究者之“彼时彼在”的时间关系，这时间之两极的往返互动，是艺术史研究的重心。学者们通常认为，就“此时此在”的研究者而言，对往日艺术和历史的阐释，往往具有主观性，否则，若强调客观性就会抹除研究者自身的作用和价值。但是，霍利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她写作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学术界的这一主导思想。霍利认为，历史上的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在往昔产生之时，就有为后人而存在的意向，尤其是再现式的艺术，仿佛是为后人的研究而开放自身的。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对往日艺术的研究，不是“此时此在”的主观阐释，而是对“彼时彼在”探讨，是主观和客观的互动。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霍利在本书中对一系列艺术史研究个案进行了研究，例如伯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共时研究、沃尔夫林对巴洛克艺术的个案研究、夏皮罗就达芬奇绘画而对弗洛伊德的批驳、潘诺夫斯基对北方文艺复兴艺术之象征性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的要义，都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即时间上此时此在与彼时彼在的互动关系。当然，尽管是对往日艺术进行研究，但霍利从事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却是当代的，她称之为“动力阐释法”（dynamic interpretation），既强调研究者对被研究者所施与的作用，也强调被研究者对研究者所具有的启示，而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则是二者互动的结果。
在本书的上述理论语境中，我们阅读该书第3章便知道了作者的着眼点，即以研究者此时此在的主观眼光去回望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艺术，去与彼时彼在的艺术互动，去进行动力阐释的实践。
在此，时间上主观与客观两极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也就是历史的凝视，或历史学家与史实的相互凝视。凝视原本是一个视觉概念，拉康赋予它心理学意义，福柯赋予它政治和哲学意义，霍利则赋予它史学意义。这三种意义都是凝视概念的升华，虽然都建立在视觉的基础上，但都超越了视觉的局限，而进入意识形态的方法论领域。正因此，作为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本章既有形而上的玄谈，又有形而下的具体探讨。
实际上，霍利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属于新历史主义的话语系统，只不过霍利没有将新历史主义的称谓明确地说出来。这可能是因为她不认同新历史主义对历史采取横向切片的研究理念，而她主张的是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互动。无论究竟是何原因，霍利的历史观所涉甚多，但她都没有从理论渊源处进行考察。就现代史学观而言，霍利关于此时此在与彼时彼在之历史凝视的概念，至少涉及了20世纪前期的科林伍德和20世纪中期的伽达默尔的历史哲学。
虽然霍利未在自己的书中提到科林伍德，但她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却与之大有瓜葛。科林伍德（1889—1943）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美学家，其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名著《艺术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科林伍德提出过著名史学观“重演”，即“情景再现”。他认为历史学家所重构的历史，面临着可靠性的质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大脑中借助想象来重演历史事件，这样方能用语言文字来再现过去的历史情景。这样的“重演”方法，听起来像是玄谈，但今日的历史文献电影和纪录片却是对这一方法的有效实践，也印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科林伍德去世后半个世纪，霍利关于在此时此在与彼时彼在之间进行历史凝视的观点，可以说是“重演”论的发挥。一方面，这是因为“重演”既须彼时彼在的历史走向此时此在的研究者，也须此时此在的研究者走向彼时彼在的历史。另一方面，彼时彼在的历史在此时此在的研究者眼前重演，这是研究者导演的结果，与霍利之“历史为研究者展开”的说法不谋而合。
该书第3章并未提及伽达默尔，但霍利在《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的其他章节里却对之有所讨论。在第2章中，霍利言及伽达默尔关于艺术研究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凝视问题，虽然未提“历史凝视”，但重点却是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和被研究者的客观存在之关系。在第5章中，霍利再次论及伽达默尔关于看画者和被看者的互动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尽管霍利对伽达默尔的讨论仅此而已，但她的“历史凝视”之说却与伽达默尔关于“视界的融合”之说大有干系。伽达默尔所说的是观察者的视角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观察点不变的话，视域也是固定不变的，而改变视点，视域也相应变化，视界也就扩大了。所谓“视界的融合”即是不同视点的连接、不同视界的相加，这使观察面得以增加，使理解得以更为全面。在这当中，便暗含着看与被看之两个视界的融合。
当然，若说科林伍德的历史“重演”是纵向的，那么相对而言伽达默尔的“视界的融合”应该是横向的，而两者之和，则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纵横坐标系，这为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语境中理解霍利的“历史凝视”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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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道消息：书摊、书单、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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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艺术史家、视觉文化研究学者迈克尔·安·霍利及其专著《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的一则简介。我们去年出的《视觉文化面面观》一书中收录了她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访谈。此外，她与诺曼·布列逊等人合编的《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一书【新译本】也将由拜德雅出品，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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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安·霍利是艺术史学家，也是美国著名的视觉文化研究学者。上世纪70年代她在康乃尔大学和英国瓦堡研究院研习欧洲艺术史，1981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霍利在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对这一学术领域里的潘诺夫斯基及其图像学也深有研究，1984年出版专著《潘诺夫斯基与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此书有中译本行市。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霍利与布列逊等人合编了美国第一批视觉文化研究文集【编按：即《视觉文化：图像与解释》一书，此书的新译本将由拜德雅推出，敬请期待】。由于霍利有历史和美术的双重学术背景，所以她对美术和视觉文化的研究以历史视角见长。除了在美国一些著名美术馆任职外，霍利长期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艺术史系任教，并开设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美国高校最早讲授视觉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
《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一书是对史学方法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关注治史者的“此时此在”与被研究者之“彼时彼在”的时间关系，这时间之两极的往返互动，是艺术史研究的重心。学者们通常认为，就“此时此在”的研究者而言，对往日艺术和历史的阐释，往往具有主观性，否则，若强调客观性就会抹除研究者自身的作用和价值。但是，霍利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她写作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学术界的这一主导思想。霍利认为，历史上的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在往昔产生之时，就有为后人而存在的意向，尤其是再现式的艺术，仿佛是为后人的研究而开放自身的。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对往日艺术的研究，不是“此时此在”的主观阐释，而是对“彼时彼在”探讨，是主观和客观的互动。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霍利在本书中对一系列艺术史研究个案进行了研究，例如伯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共时研究、沃尔夫林对巴洛克艺术的个案研究、夏皮罗就达芬奇绘画而对弗洛伊德的批驳、潘诺夫斯基对北方文艺复兴艺术之象征性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的要义，都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即时间上此时此在与彼时彼在的互动关系。当然，尽管是对往日艺术进行研究，但霍利从事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却是当代的，她称之为“动力阐释法”（dynamic interpretation），既强调研究者对被研究者所施与的作用，也强调被研究者对研究者所具有的启示，而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则是二者互动的结果。
在本书的上述理论语境中，我们阅读该书第3章便知道了作者的着眼点，即以研究者此时此在的主观眼光去回望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艺术，去与彼时彼在的艺术互动，去进行动力阐释的实践。
在此，时间上主观与客观两极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也就是历史的凝视，或历史学家与史实的相互凝视。凝视原本是一个视觉概念，拉康赋予它心理学意义，福柯赋予它政治和哲学意义，霍利则赋予它史学意义。这三种意义都是凝视概念的升华，虽然都建立在视觉的基础上，但都超越了视觉的局限，而进入意识形态的方法论领域。正因此，作为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本章既有形而上的玄谈，又有形而下的具体探讨。
实际上，霍利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属于新历史主义的话语系统，只不过霍利没有将新历史主义的称谓明确地说出来。这可能是因为她不认同新历史主义对历史采取横向切片的研究理念，而她主张的是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互动。无论究竟是何原因，霍利的历史观所涉甚多，但她都没有从理论渊源处进行考察。就现代史学观而言，霍利关于此时此在与彼时彼在之历史凝视的概念，至少涉及了20世纪前期的科林伍德和20世纪中期的伽达默尔的历史哲学。
虽然霍利未在自己的书中提到科林伍德，但她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却与之大有瓜葛。科林伍德（1889—1943）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美学家，其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名著《艺术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科林伍德提出过著名史学观“重演”，即“情景再现”。他认为历史学家所重构的历史，面临着可靠性的质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大脑中借助想象来重演历史事件，这样方能用语言文字来再现过去的历史情景。这样的“重演”方法，听起来像是玄谈，但今日的历史文献电影和纪录片却是对这一方法的有效实践，也印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科林伍德去世后半个世纪，霍利关于在此时此在与彼时彼在之间进行历史凝视的观点，可以说是“重演”论的发挥。一方面，这是因为“重演”既须彼时彼在的历史走向此时此在的研究者，也须此时此在的研究者走向彼时彼在的历史。另一方面，彼时彼在的历史在此时此在的研究者眼前重演，这是研究者导演的结果，与霍利之“历史为研究者展开”的说法不谋而合。
该书第3章并未提及伽达默尔，但霍利在《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的其他章节里却对之有所讨论。在第2章中，霍利言及伽达默尔关于艺术研究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凝视问题，虽然未提“历史凝视”，但重点却是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和被研究者的客观存在之关系。在第5章中，霍利再次论及伽达默尔关于看画者和被看者的互动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尽管霍利对伽达默尔的讨论仅此而已，但她的“历史凝视”之说却与伽达默尔关于“视界的融合”之说大有干系。伽达默尔所说的是观察者的视角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观察点不变的话，视域也是固定不变的，而改变视点，视域也相应变化，视界也就扩大了。所谓“视界的融合”即是不同视点的连接、不同视界的相加，这使观察面得以增加，使理解得以更为全面。在这当中，便暗含着看与被看之两个视界的融合。
当然，若说科林伍德的历史“重演”是纵向的，那么相对而言伽达默尔的“视界的融合”应该是横向的，而两者之和，则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纵横坐标系，这为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语境中理解霍利的“历史凝视”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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