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倍人生——戴锦华讲电影》<note>

《窃听风暴》—（2006）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

《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 (2006)

9.2

2006 / 德国 / 剧情 悬疑 /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 / 乌尔里希·穆埃 马蒂娜·格德克

又名《他人的生活》(2006)，这是一部年轻德国导演的处女座。获得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就是他最弱的奖项，也是他最强的奖项。最弱的奖项是因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奖项与奥斯卡的主要奖项所代表着美国主流市场和社会主要价值观念是有所偏差。它更偏移艺术、更有政治性，是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姿态。最强的奖项说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有影院和观众的电影。

"他人的是生活"，是对于卫斯勒而言的艺术家们的生活，德莱曼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成为真正的人。影片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中。以卫斯勒心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剧场，突出了德瑞曼人性的高尚和光辉，终于照进了卫斯勒黑暗的、乏味的和丑陋的警察世界，最终是卫斯勒成为最真正的人。

我们都知道电影处于平行四边形之上视听时间，但是又总说，电影总是瘸腿的艺术，视觉语言总是被发掘，而听觉语音总是被压抑。导演或者编剧本身都没有根据“窃听”的契机来发掘听觉语言的机会。 这是一部奇特的影片，因为影片三个主人公卫斯勒，德莱曼和克里斯汀都不是影片的视觉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主导的出发者。

那么谁在看呢？不在故事语境当中，却弥散在整个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一种力量，那样一种立场，那样一种何为人性，何为人。关于人与机器、人与权利、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这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是1989年和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过程和结果。这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一个高度政治化事情非政治化。德莱曼有一个代号叫勇者，说明在故事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的故事，因为故真正的主角是卫斯勒，最终他成为了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

故事还有一个主题是背叛，20世纪是背叛的世纪，因为20世纪充满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权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边缘人群和为低等级的人民而战斗，相信是在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

这个故事当中是双重的背叛。德莱曼背叛了他曾经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认同了他所属的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敌人。卫斯勒背叛了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朝向了真理。

三个主人给我都经历了背叛，唯独一个背叛，我们不能认同，就是克里斯汀的背叛。克里斯汀不自信，没有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和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她处在古老的女性历史命运位置上，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同时她也是那个肮脏的，代表权利机器的文化部长的欲望客体。

克里斯汀

人物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在，影片开始的那场演出。只有在高处包厢上的卫斯勒拿着望远镜，是观看者。他观看的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从而他发觉了观众席上的德莱曼，两个人物处在浑然不知的被看位置上。故事原本是由代表着肮脏的，强权暴力文化部长与卫斯勒的心理高度重叠，而故事的展开过程却是卫斯勒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从而，卫斯勒的观看欲望因之而升华。

卫斯勒

故事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主导价值，对今天的做为共识和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印证。所以，这个背叛也不具有作为正面反叛的价值含义。

【戴认为:"和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就会面临着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过程。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事。"】

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直，都没有看的能力，所以他们不能，也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验证了在中国80年代极度流行的一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挤压和碾压。

在地下室窃听的场景当中，卫斯勒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机位，大量画面从他背后拍摄。影片好几个场景都是从天花板上拍摄的俯拍镜头，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卫斯勒在有限的自己公寓里，在毫无生气的场景当中，导演都使用了在门外或者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画面构图来拍摄。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框中的画框，通常这种画框是凸显这个人物，这个画面更强调的是镜头前面的前景对人物的遮挡，这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视点镜头的可能，所以卫斯勒也是一个被看的位置。

卫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场景当中，导演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双重造型体系。刚好极为清晰的印证了，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中去想象被西方国家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造型体系。卫斯勒的人物主要是灰色调的，然而灰色调的空间但总带有一种工装效果，说明他只是在这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工作者而已。相当浅显的是导演并不是特别的设计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德莱曼的暖色调和窃听空间的冷调，两种色调的对照，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情感的原创空间与迫害挤压的权利空间。

影片的迷人在于用视听语言对历史中的人物进行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德国总理在影片前一年说过:“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可能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导演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他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部分，完成了对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

在德莱曼叙事的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设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必然达成了一个结果。结果就是它遮住了在冷战年代两个阵营事实上使用的是同样的手段，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的迫害着人，摧残着社会。

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在我们享受娱乐的同时，也必然经历着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轻声细语的告诫。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记忆。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真实的机器。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