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马西莫丨艺术并非天使的产物,众人皆为天使
(本文同时发于我们的微信号拜德雅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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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本文是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写给马西莫·卡奇亚里的一封信,选自拜德雅出品的《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一书。我们近期与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联合出品卡奇亚里的代表作《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微店预售中(书正在印制,近期入库即可发出)。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1944—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建筑大学和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其研究深入西方思想与宗教传统,并涉及诸多文化领域,代表著作有《否定性思想与合理化》、《法律的圣像》、《必然的天使》、《论开端》、《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最后之物》、《哲学迷宫》等。“否定性思想”是卡奇亚里最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它来自对尼采、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著作的反复阅读和重新阐释。否定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情势与当代生存的根本特征,它概括了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合理性与辩证逻辑在现代社会实存面前遭受了彻底挫败这一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卡奇亚里的思想和著作朝着两个方向不断伸展:一方面是重估现代生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是追忆西方思想的存在论与神学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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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致马西莫
安东尼奥·奈格里 / 文
尉光吉 / 译
1988年12月15日
亲爱的马西莫:
的确,在根本上,整个的难题在于定义:这构成美(le beau)的存在之超脱(excédence)来自何处。它来自人类劳动的集体过程的外部还是内部?显然,在定义存在之超脱时,我们可以在放任和喜悦中达成统一;可一旦我们回答赞美所激发的种种问题,我们也可以分开。历经千辛万苦,忍受同市场、同生命之千篇一律的决裂所带来的痛楚,我们走完了这条把我们引至此处的路,我们精疲力竭。美,及其对生命的超脱,在我们身上引发了一种巨大的情绪释放,它把我们同时推入了静思和暴怒,将我们引向道德生活的两个极端——乐观与悲观。存在的这一超脱,碾碎了我们,正如它在我们经验的贫苦和匮缺中抬高了我们。存在的潜能,一旦揭示自身,就把自身给予了我们,同时,它也想让我们变得无力。就这样,每一次,我们注定要重走这条路,再次发现我们自己和美,再次建构这集体经验的另类可能,它允许我们把存在的超脱变成美。所以,在我们重获欢乐的奖励之前,我们发觉自己深陷苦海;反之亦然。那么,不再知道美从何而来是多么地简单!一旦承认了它,我们就被它的潜能所震惊,要说出这话是多么不容易:这美就是构成我的存在,而这神,就是我们!
你断定:内在性和唯物主义绝不会解释美。美来自天空,它诞生于那产生了世界的崇高漂移内部,其力量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描述——它如此地巨大,如此地神秘。唯有否定神学能够对我们述说美。我们可对之进行语文学的研究,做出十分有效的描述和再现,但这神圣的时刻,它把形式赋予了一切质料,将它们转变为一个新的存在,转变为现实和情感的超脱,这神奇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从来没法理解——除非这恰好是一次对我们之所是的否定性反思,随着思想靠近创造的不可思索的源头——存在的一切可能之超脱的源头——这反思也变得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我们怎能声称,我们生命的悲惨,以及一般人类生命的悲惨,可以构成创造的一个充分基础呢?我们怎能认为,这样一件礼物,可被归于存在的空虚呢:在那空虚里,我们动摇了我们被造的本质?除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当我们的革命近来遭受的挫败也给出了虚无之不可抗拒性的证据时,我们怎能认为一个创造的活动是可能的呢?当然了,希望和享乐的幻觉没有因这一切而消失;但唯有一个天使,或来自另一国度的某个人,会给我们的这肚子带来某种滋养。为了肯定这个真理,不必成为一个信徒或一个唯灵论者:记住一点足矣,即世界充满了神秘的潜能——我们活在神秘(le mystère)之中。美就是神秘。
所以,建制得到了满足。那么,谁会完全赞成这样的神秘?一个把它变成市场上的货币的人,一个把神秘变成一种稀有品,又把稀有品变成现款的人?但你回答到,日常使用的粗俗没有摧毁神秘。你甚至补充说:它赞成神秘,它迫使我们在生存的泥潭中追求美,进而用最为否定的观念建构其定义,以便强加差异,也就是,沦入尘世的天使和他周围的苦难之间的巨大差异。规定(détermination)和事件的本质就在于这样的否定性。
所以,马西莫,我们之间初看起来浅薄的这一差别,渐渐地,就成为了一次分道扬镳。那是我们在理性和信仰、希望和仁慈上的分道扬镳。因为,如果存在之超脱(当它在美中揭示自身时)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性质,这不是一个神秘,而是一个奇迹。规定不是空虚中一道闪电的火光,而是抽象的普遍劳动之累积的转变、实现。唯物主义把规定的概念作为存在之超脱引入了本体论。不只是什么性(quidditas),不只是例外性、独一性,甚至也不只是典型性(个体化的普遍性)。这样的超脱是从劳动中涌现的创造之事实。它是人类劳动的累积整体,它规定了价值——超脱。艺术就是这些价值之一:它最具建构性,既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独一的,它是所有人,是行动的诸众,能够享受的价值。艺术并非天使的产物,而是肯定了——每一次重新发现了——众人皆为天使。
让我们更为确切地跟随这一非凡的生产模式。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如何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授出世界——精神和自然——并重新生产一切,作为抽象的第二自然。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崭新的、可塑的、柔韧的现实。在这现实里,越来越复杂和广泛的持续积累,得到了规定。新的面相,新的形象,新的世界,正在持续地建构自身。一个单子的世界——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建构的——人造的却真实的世界。所以,艺术首先是这一过程的再现。但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更为本质的反驳。如果艺术被嵌入了生产模式,那么,相对于集体劳动的其他产物,其特殊性何在?或许,艺术类似于剩余价值?所以,它是一种剩余价值?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它在何处区分出自身?就艺术劳动是一种解放了的劳动而言,艺术能够和剩余价值区别开来,所以,价值也就是一种自由生产出来的存在之超脱了。
回击由此而来。面对这个摆脱剥削的解放过程,资本作出了回应,并投入艺术价值,试图为市场而承认它们。它们在生产中逃避了资本,所以,它们不得不在分配中有所屈从。资本焦虑地组织并支配一切,绝不让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种另类生产的原则,从它眼皮底下溜走,它试图把艺术变成其自身的一个生产力——但与其说它实现了这点,不如说它总在实现一种巨大的模糊性:这就是装饰艺术的历史,设计的历史,艺术复制品之发展的历史……从这疑难之结出发,艺术,事实上,把我们径直带向了那个就其原初本质而言构成了劳动的创造行为,并且,要把它留在其工业再生产的技术栅栏后面,也是十分困难的。它摧毁了一切牢笼;它显现为一种真实的力量。当马克思惊讶于希腊艺术如何让我们挣脱了现代性并用其永恒的古典主义取悦我们时,他从中错误地得出:艺术超越了历史的发展。他应推断出:艺术劳动是人类呈现超脱之存在的无穷无尽的能力,是解放了的劳动(le travail libéré)。但解放了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摆脱剥削之义务、摆脱雇主之异化、摆脱奴役的劳动。它意味着一种由欲望所诞生的劳动。欲望和自由作用于抽象劳动的累积整体,迫使它超脱并发展出新的意义,存在的剩余。解放了的劳动是语言,是存在之超脱的集体本质。
所以,美是新的存在,是集体劳动所建构的一种超脱,它产生于劳动的创造性潜能。这种规定了美之事件的生产,这种美的生产,是从权力中解放了的劳动。劳动越抽象,它就越能够生产存在之超脱。这些是美之定义的首要元素。
然而,这些定义及其推论会显得不充分且模棱两可——也就是说,它们会为美和自由之难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幻觉空间。例如,当我自己遭受1970年代的政治挫败,在至深的绝望中,请求艺术帮助我忍受并寻找抵抗和救赎的个体之路时,我一度走到幻觉和沮丧的边缘。当我试着把诗性的情感体验为一种脱离恐惧和苦恼的手段时,我高估了艺术的能力。痛苦要求伦理,而伦理向诗歌敞开——这诚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摆脱危机(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那么,我们需要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踏上团结的道路并为转变而斗争,因此再度发现自由——以及美——之生产的集体维度。我们不得不克服恐惧,并用狂热的主动回击,用重振的战斗精神来反对它,我们不得不再次意识到我们正在亲历的这段历史的集体维度。在此框架内,艺术和审美救赎,通过解放了的集体劳动的重新发现,再度变得真实。我们的经验,只有通过诸众,才能得到再次的解放——只有诸众能够抚慰我们,并建构生产和存在之超脱所必需的大众基础。孤独给我们强加了专制,而恐惧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生产存在之超脱的可能。艺术只能活在一个解放的进程中。艺术,可以说,总是民主的——它的生产机制是民主的,因为它生产的语言、言语、色彩和声音凝聚为共同体,新的共同体。为了避开审美的幻觉,我们必须远离孤独;为了建构艺术,我们必须在其集体的形象中建构解放。
艺术当然也可以在专制的体制下建构起来,但那是对敌人的见证——抵抗、自由和希望之诸元素的奇迹般的幸存。那甚至无尽地证明了,自由、颠覆行动、对根本变革的热爱,是不可化约的。艺术世界不是“天才和错乱”的世界。它不是一种灵晕的能量,它不必接受市场,更确切地说,学院和批评的管控。艺术家不是上帝之子,他不必重返世界的规则:如果他的学习时代充满扭曲和矛盾,那也未必,像威廉•迈斯特那样,结出平息的积极果实。不,艺术,相反地,是实现了的颠覆和解放了的自由的象征。我们把真正的艺术家视为一个高超的存在——但任何一个高超的存在都是集体的存在,为共产主义的存在。在艺术家身上,集体(le collectif)解放了存在的超脱并使之独一化:艺术家本人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如果存在是抽象的和人造的,那么,艺术家自己会是存在的一次重塑。
最后,让我们返回对美的“共和国的”定义,我把它和“天使的”定义对立起来。我所谓的“共和国的”定义是指这样的传统,它把集体当作存在之自由生产的基础。并且,我把“美”理解为一种超脱,一种革新,一种解放了的自由,一种越来越自如、越来越强大的自由。而天使是亏缺的象征,它代表了一种从来都无法解决的关系,一种存在之困惑的意想不到的启示,但和存在的建构,和存在的集体澄明相对立。天使口中有怎样苦涩的滋味,他表达了怎样的无力。在根本上,天使仍是一种幻灭了的糟糕权力的证明。
→文章选自《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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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
经由此书,真正理解建筑这门艰深技艺
超越一切时髦的思潮,超越一切僵死的学院教条
当今意大利思想界独当一面的哲学家
马西莫·卡奇亚里
重申海德格尔关于栖居的追问
挖开建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审视大都市条件下的现代生存
●微店预售中○
【书正在印制,近期入库即可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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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本文是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写给马西莫·卡奇亚里的一封信,选自拜德雅出品的《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一书。我们近期与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联合出品卡奇亚里的代表作《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微店预售中(书正在印制,近期入库即可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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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1944—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建筑大学和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其研究深入西方思想与宗教传统,并涉及诸多文化领域,代表著作有《否定性思想与合理化》、《法律的圣像》、《必然的天使》、《论开端》、《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最后之物》、《哲学迷宫》等。“否定性思想”是卡奇亚里最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它来自对尼采、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著作的反复阅读和重新阐释。否定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情势与当代生存的根本特征,它概括了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合理性与辩证逻辑在现代社会实存面前遭受了彻底挫败这一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卡奇亚里的思想和著作朝着两个方向不断伸展:一方面是重估现代生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是追忆西方思想的存在论与神学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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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致马西莫
安东尼奥·奈格里 / 文
尉光吉 / 译
1988年12月15日
亲爱的马西莫:
的确,在根本上,整个的难题在于定义:这构成美(le beau)的存在之超脱(excédence)来自何处。它来自人类劳动的集体过程的外部还是内部?显然,在定义存在之超脱时,我们可以在放任和喜悦中达成统一;可一旦我们回答赞美所激发的种种问题,我们也可以分开。历经千辛万苦,忍受同市场、同生命之千篇一律的决裂所带来的痛楚,我们走完了这条把我们引至此处的路,我们精疲力竭。美,及其对生命的超脱,在我们身上引发了一种巨大的情绪释放,它把我们同时推入了静思和暴怒,将我们引向道德生活的两个极端——乐观与悲观。存在的这一超脱,碾碎了我们,正如它在我们经验的贫苦和匮缺中抬高了我们。存在的潜能,一旦揭示自身,就把自身给予了我们,同时,它也想让我们变得无力。就这样,每一次,我们注定要重走这条路,再次发现我们自己和美,再次建构这集体经验的另类可能,它允许我们把存在的超脱变成美。所以,在我们重获欢乐的奖励之前,我们发觉自己深陷苦海;反之亦然。那么,不再知道美从何而来是多么地简单!一旦承认了它,我们就被它的潜能所震惊,要说出这话是多么不容易:这美就是构成我的存在,而这神,就是我们!
你断定:内在性和唯物主义绝不会解释美。美来自天空,它诞生于那产生了世界的崇高漂移内部,其力量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描述——它如此地巨大,如此地神秘。唯有否定神学能够对我们述说美。我们可对之进行语文学的研究,做出十分有效的描述和再现,但这神圣的时刻,它把形式赋予了一切质料,将它们转变为一个新的存在,转变为现实和情感的超脱,这神奇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从来没法理解——除非这恰好是一次对我们之所是的否定性反思,随着思想靠近创造的不可思索的源头——存在的一切可能之超脱的源头——这反思也变得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我们怎能声称,我们生命的悲惨,以及一般人类生命的悲惨,可以构成创造的一个充分基础呢?我们怎能认为,这样一件礼物,可被归于存在的空虚呢:在那空虚里,我们动摇了我们被造的本质?除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当我们的革命近来遭受的挫败也给出了虚无之不可抗拒性的证据时,我们怎能认为一个创造的活动是可能的呢?当然了,希望和享乐的幻觉没有因这一切而消失;但唯有一个天使,或来自另一国度的某个人,会给我们的这肚子带来某种滋养。为了肯定这个真理,不必成为一个信徒或一个唯灵论者:记住一点足矣,即世界充满了神秘的潜能——我们活在神秘(le mystère)之中。美就是神秘。
所以,建制得到了满足。那么,谁会完全赞成这样的神秘?一个把它变成市场上的货币的人,一个把神秘变成一种稀有品,又把稀有品变成现款的人?但你回答到,日常使用的粗俗没有摧毁神秘。你甚至补充说:它赞成神秘,它迫使我们在生存的泥潭中追求美,进而用最为否定的观念建构其定义,以便强加差异,也就是,沦入尘世的天使和他周围的苦难之间的巨大差异。规定(détermination)和事件的本质就在于这样的否定性。
所以,马西莫,我们之间初看起来浅薄的这一差别,渐渐地,就成为了一次分道扬镳。那是我们在理性和信仰、希望和仁慈上的分道扬镳。因为,如果存在之超脱(当它在美中揭示自身时)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性质,这不是一个神秘,而是一个奇迹。规定不是空虚中一道闪电的火光,而是抽象的普遍劳动之累积的转变、实现。唯物主义把规定的概念作为存在之超脱引入了本体论。不只是什么性(quidditas),不只是例外性、独一性,甚至也不只是典型性(个体化的普遍性)。这样的超脱是从劳动中涌现的创造之事实。它是人类劳动的累积整体,它规定了价值——超脱。艺术就是这些价值之一:它最具建构性,既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独一的,它是所有人,是行动的诸众,能够享受的价值。艺术并非天使的产物,而是肯定了——每一次重新发现了——众人皆为天使。
让我们更为确切地跟随这一非凡的生产模式。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如何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授出世界——精神和自然——并重新生产一切,作为抽象的第二自然。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崭新的、可塑的、柔韧的现实。在这现实里,越来越复杂和广泛的持续积累,得到了规定。新的面相,新的形象,新的世界,正在持续地建构自身。一个单子的世界——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建构的——人造的却真实的世界。所以,艺术首先是这一过程的再现。但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更为本质的反驳。如果艺术被嵌入了生产模式,那么,相对于集体劳动的其他产物,其特殊性何在?或许,艺术类似于剩余价值?所以,它是一种剩余价值?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它在何处区分出自身?就艺术劳动是一种解放了的劳动而言,艺术能够和剩余价值区别开来,所以,价值也就是一种自由生产出来的存在之超脱了。
回击由此而来。面对这个摆脱剥削的解放过程,资本作出了回应,并投入艺术价值,试图为市场而承认它们。它们在生产中逃避了资本,所以,它们不得不在分配中有所屈从。资本焦虑地组织并支配一切,绝不让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种另类生产的原则,从它眼皮底下溜走,它试图把艺术变成其自身的一个生产力——但与其说它实现了这点,不如说它总在实现一种巨大的模糊性:这就是装饰艺术的历史,设计的历史,艺术复制品之发展的历史……从这疑难之结出发,艺术,事实上,把我们径直带向了那个就其原初本质而言构成了劳动的创造行为,并且,要把它留在其工业再生产的技术栅栏后面,也是十分困难的。它摧毁了一切牢笼;它显现为一种真实的力量。当马克思惊讶于希腊艺术如何让我们挣脱了现代性并用其永恒的古典主义取悦我们时,他从中错误地得出:艺术超越了历史的发展。他应推断出:艺术劳动是人类呈现超脱之存在的无穷无尽的能力,是解放了的劳动(le travail libéré)。但解放了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摆脱剥削之义务、摆脱雇主之异化、摆脱奴役的劳动。它意味着一种由欲望所诞生的劳动。欲望和自由作用于抽象劳动的累积整体,迫使它超脱并发展出新的意义,存在的剩余。解放了的劳动是语言,是存在之超脱的集体本质。
所以,美是新的存在,是集体劳动所建构的一种超脱,它产生于劳动的创造性潜能。这种规定了美之事件的生产,这种美的生产,是从权力中解放了的劳动。劳动越抽象,它就越能够生产存在之超脱。这些是美之定义的首要元素。
然而,这些定义及其推论会显得不充分且模棱两可——也就是说,它们会为美和自由之难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幻觉空间。例如,当我自己遭受1970年代的政治挫败,在至深的绝望中,请求艺术帮助我忍受并寻找抵抗和救赎的个体之路时,我一度走到幻觉和沮丧的边缘。当我试着把诗性的情感体验为一种脱离恐惧和苦恼的手段时,我高估了艺术的能力。痛苦要求伦理,而伦理向诗歌敞开——这诚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摆脱危机(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那么,我们需要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踏上团结的道路并为转变而斗争,因此再度发现自由——以及美——之生产的集体维度。我们不得不克服恐惧,并用狂热的主动回击,用重振的战斗精神来反对它,我们不得不再次意识到我们正在亲历的这段历史的集体维度。在此框架内,艺术和审美救赎,通过解放了的集体劳动的重新发现,再度变得真实。我们的经验,只有通过诸众,才能得到再次的解放——只有诸众能够抚慰我们,并建构生产和存在之超脱所必需的大众基础。孤独给我们强加了专制,而恐惧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生产存在之超脱的可能。艺术只能活在一个解放的进程中。艺术,可以说,总是民主的——它的生产机制是民主的,因为它生产的语言、言语、色彩和声音凝聚为共同体,新的共同体。为了避开审美的幻觉,我们必须远离孤独;为了建构艺术,我们必须在其集体的形象中建构解放。
艺术当然也可以在专制的体制下建构起来,但那是对敌人的见证——抵抗、自由和希望之诸元素的奇迹般的幸存。那甚至无尽地证明了,自由、颠覆行动、对根本变革的热爱,是不可化约的。艺术世界不是“天才和错乱”的世界。它不是一种灵晕的能量,它不必接受市场,更确切地说,学院和批评的管控。艺术家不是上帝之子,他不必重返世界的规则:如果他的学习时代充满扭曲和矛盾,那也未必,像威廉•迈斯特那样,结出平息的积极果实。不,艺术,相反地,是实现了的颠覆和解放了的自由的象征。我们把真正的艺术家视为一个高超的存在——但任何一个高超的存在都是集体的存在,为共产主义的存在。在艺术家身上,集体(le collectif)解放了存在的超脱并使之独一化:艺术家本人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如果存在是抽象的和人造的,那么,艺术家自己会是存在的一次重塑。
最后,让我们返回对美的“共和国的”定义,我把它和“天使的”定义对立起来。我所谓的“共和国的”定义是指这样的传统,它把集体当作存在之自由生产的基础。并且,我把“美”理解为一种超脱,一种革新,一种解放了的自由,一种越来越自如、越来越强大的自由。而天使是亏缺的象征,它代表了一种从来都无法解决的关系,一种存在之困惑的意想不到的启示,但和存在的建构,和存在的集体澄明相对立。天使口中有怎样苦涩的滋味,他表达了怎样的无力。在根本上,天使仍是一种幻灭了的糟糕权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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