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身体挑战政府权威—土耳其政治罪犯的激进反抗运动与生命政治

用身体挑战政府权威—土耳其政治罪犯的激进反抗运动与生命政治 原创： 先锋谷 用身体挑战政府权威— 土耳其政治罪犯的激进反抗运动 与生命政治 作者｜先锋谷 兴趣｜民主理论，批判理论 编辑｜罗兰 前言 Banu Bargu是纽约新学院政治理论教授。她于2014年出版的作品Starve and Immolate用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二十一世纪初土耳其监狱内爆发的一场规模浩大的绝食运动。这场横扫全国各大监狱的运动旨在反对土耳其政府投入使用名为F型监狱的高安全系数现代监禁管理体系，抗议监狱环境的恶化并保障监禁人员的活动自由。2000年10月，数百名土耳其政治犯宣布开始无限期绝食。参与绝食的政治犯起先由三个法外左翼政党发起，很快增加到了十余个组织。最高峰的时候，同时参与绝食行动的人数达到了一千五百人左右。2000年12月19日至20日，政府派遣数千名武装人员，强制转移政治罪犯至F型监狱，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伤亡。随着参与绝食人数和死亡人数激增，土耳其政府实行了强制喂食，并给部分政治罪犯给予减刑和释放，试图从内部瓦解绝食行动的组织凝聚力。到2007年1月22日，所有参与绝食运动的法外左翼组织正式宣布结束抗议活动。这场长达六年有余，总计2286天的不间断的接力绝食抗击积累了数千名的参与人次。其中有122名“烈士”通过绝食，自焚以及其他极端方式献身。 Bargu在该书中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各式各样自我摧毁(self-destruction)，包括绝食，自杀袭击，自焚等极端手段会成为反抗运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手段彻底违反了传统意义上的工具性逻辑，对参与人员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如果仅仅是为了保障个人尊严和自由，抗议手段和目的之间明显存在着矛盾。另外，土耳其政府对绝食行动的不成比例的激烈反应也表明从官方的角度看来，绝食抗议的活动目标远远不局限于监禁条件，而是对国家权力本身的挑战。 生命政治理论 Bargu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做出了补充和修正。Bargu认为，政治罪犯和代表国家权威土耳其政府机关两者的斗争过程中，传统的主权暴力和现代的生命政治权力相辅相成，同时存在。在福柯的分析中，政治权威和生命的关系随着现代政治形态和社会机构的兴起而转变。传统的主权是集中且显性的，本质上是君主“杀戮的权利” （right to kill）。越过法律许可的界限等同于对君主权威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决定生与死的权力通过公开的惩罚表演展示触犯法律的后果。在这一个阶段，权力与生命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权力之外的生活世界是相对独立的。而随着现代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形成，权力逐渐覆盖到生命的各个方面，从决定生死的主权转变成了渗透到生命本身的微观操作。如果说赤裸的景观权力是压迫性的生死大权，那么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是具有生产性的隐形治理术。生命是福柯眼中的现代权力的对象和目标。 Bargu指出，尽管福柯的权力学说在当代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以及福柯的作品本身包含了许多含糊和矛盾之处。Bargu认为福柯并没有对主权和治理术如何并存做出清晰的阐述。如果说规训权力和生命政治是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话，传统的压迫性权力照理来说应该完全让位于生产性的现代权力。然而，传统的主权显然并没有完全被去中心的技术所替代，致力于培育繁荣生命的治理权力也并不能生产完全驯服的个体。福柯对于生命，死亡和权力之间的三角关系的演变的分析尽管极具启发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Bargu把焦点放在了“反抗”(resistance)的问题上。如果生产性治理术无法完全渗透到生命本身且仍旧需要压迫性的合法暴力，各式各样的权力机制应该给日常和政治生活留下了反抗的空间。福柯本人在提出生命政治的命题以后也一直受如何设想反抗的问题而困扰。其后期作品，包括《性史》二、三卷以及1979年以后的法兰西学院讲义都在尝试探讨治理和反治理的关系 (conduct and counter-conduct)。在这些作品中，福柯本人思考反抗的思路已经逐渐脱离了生命政治的视角，把希望寄托在一套生存伦理之上。他的考察对象也相应转变。如“人口”这样从具体的现代化历史情境中出现的的实证概念让位于观念史的谱系学研究。对于福柯来说，生命政治是一个的历史偶然性的产品，仅能作为针对一个特定社会形态的分析框架，不足以提供有关新的政治生活可能性的洞见。Bargu从生命政治在福柯理论内部的矛盾地位出发，探讨了生命在反抗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Bargu教授作品 ”监狱问题“ 凯末尔主义，依土耳其国民运动领袖阿塔图克命名，是土耳其建国的基石和官方意识形态。这套基于共和主义内核的基本国策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在凯末尔主义的设想中，强势的国家应当代表统一的土耳其人民并主导现代化转型，统一的国族认同应该取代宗教以及其他基于信仰的社群，国民应以人民主义的原则寻求团结，超越阶级，宗教或者种族差异，以社会总体进步为重。土耳其军方对国民政府数次干预均以确保凯末尔主义的主导地位为由。因此，各式各样的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包括左翼政党，库尔德工人党，以及各式伊斯兰团体，都被视为威胁国家主权的极端势力。对于反对势力的打压在1980年的军事政变达到了顶峰。根据官方统计，在三年内约有六十五万人（相当于土耳其成年人口的2.6%）遭到逮捕。其中二十三万人被公诉，将近半数（98404人）依从属非法组织成员的罪名被起诉。最终，六万五千人被判刑。随着罪犯人数的急剧增多，土耳其的监狱系统和制度无法在大量超额的情况下运行，经常付诸暴力等非常规措施强制执行秩序。到了90年代晚期，土耳其各地的监狱已经从全国统一标准化的机构变成了独立的抗争场所。通过长期的反抗，政治罪犯在监狱内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并组成了各式各样的自治公社。一方面，监狱官员因为硬件条件和人力资源的缺乏不得不对罪犯社团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监狱内的自治组织的反抗活动愈演愈烈，不但直接动摇了国家权力对于监狱的有效统治，还成为了“恐怖”活动和不法组织的温床，给社会整体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Bargu对狱内公社的描述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这些公社人数大多在30到100个人之间，通过投票或者轮流的形式选出公社委员会。家属给罪犯寄的钱财，食物，药品等由公社负责按需分配。因为政治罪犯拒绝穿狱服，公社还负责保证每个成员都有得体的衣物。如有人得病，会有公社代表与监狱官员交涉，要求送病人去医务室甚至是监狱外的医院。所有的公社成员都一起参与集体制订的日常活动。所有成员都同时起床，做早操，吃早饭。完毕之后，公社分成小组活动，有读书会，写作，甚至表演排练。阅读的内容包括报刊杂志和马列主义经典书籍。小组活动之后有自由活动时间，公社成员各自选择阅读文学，写日记，书信，以及手工，木活儿之类的业余爱好。下午，公社则安排足球，排球等团队运动比赛或者讨论政治。公社还有指定不同的委员会负责烧饭，清理卫生，洗碗，洗衣服等。晚饭过后，如有看电视的机会，由公社代表或集体投票决定观看什么节目。晚上所有人都必须同时就寝。一天中每一个小时都有具体的安排。 土耳其监狱中高度自治的公社生活是数代政治罪犯坚持抗争的结果。绝食抗议是一个常用的手段。对政治罪犯打压的越严重，绝食的长度和人数就越多，甚至会演变成更加极端的自焚或自杀等方式。比如，1984年4月11日，两个土耳其左翼组织的政治罪犯绝食抗议虐囚，并要求自卫权，取消监狱制服，改善生活条件，以及恢复政治权利。在进行到第45天的时候，绝食者宣布斋戒至死(fast unto death）。最后，长达72天的绝食行动导致了四名罪犯死亡，监狱官员不得不做出让步。尤其在1980年代军政府执政期间，监狱绝食行动频繁爆发，抗议监狱内外的不公现象。参与绝食的团体不限于左翼政治组织，也包括其他势力。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罪犯就数次通过绝食或者自焚要求土耳其官方承认战俘身份，以及允许中立国际组织观察员介入监察两方武装冲突。在库尔德工人党Abdullah Ocalan入狱之际，约70人尝试自焚，造成16人死亡。 随着政治犯人数的增加，监狱逐渐变成了延续政治斗争的场所。深受政治罪犯困扰的土耳其政府尝试通过改造监狱建筑空间的方式夺回对监狱的控制。这套改革的核心是名为F型监狱的新型设计。F型监狱直接照搬欧美符合“人道”标准的监狱，可以依据现代行为科学和医学对罪犯按照前科，社会背景，人格心理等指标进行分类，并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执行奖惩机制和纪律指标来实施个人化的改造和再教育。 Bargu认为土耳其议会对“监狱问题”的反应体现了国家威权暴力与温和，人道的治理术之间的冲突。Bargu对议员发言，报纸评论，和官方文件的分析均表明政治罪犯的狱内自治公社活动实际上将主权国家逐出了监狱。本该是国家合法暴力最直接地象征变成了一个非官方的主权空间。监狱的失控表明国家权威甚至无法保证罪犯的驯服和人生安全，直接打击了土耳其官方的“慈父”形象。土耳其政府把监狱改革和推进人权的项目结合起来。土耳其政府特别引用了欧洲理事会的下属人权机构虐待预防委员会的推荐措施，强调了其现代化监狱改革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致性。Bargu表明，欧盟在监狱问题上不但土耳其官方站在一边，还向后者施加压力要求改善囚犯条件。从人权的角度看来，狱中公社的生活缺乏隐私，卫生情况等物质条件无政府保障，集体牢房冒犯了个人尊严，滋生暴力犯罪，不符合现代刑事制度的标准。 对于政治罪犯团体来说，F型监狱不仅侵犯了个体的人身和结社自由，更象征了土耳其官方的社会工程蓝图。新型的监狱空间是一个被市场逻辑全面驯服的原子化社会的缩影。监狱改革的人权话语的实际目的是摧毁所有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和集体生活方式。为了抗议这一行动，1996年5月20日数个监狱爆发了大型抗议。总计超过1500名来自不同组织的政治罪犯参与了这次绝食活动。这次集体绝食联合起了原本分散的监狱公社。不同的左翼组织建立了一个协调机构，集体决定绝食抗议斗争的策略。尽管如此，F型监狱的建造没有停下脚步。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土耳其政府与囚犯之间不断爆发摩擦和冲突。1999年9月，因土耳其政府在一次转移囚犯至新型监狱的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武力，数小时内全国各大监狱爆发了动乱，还有公社全面占领了监狱并绑架典狱人员。最终，司法部与罪犯代表之间达成非正式的协议，承诺不再强制转移罪犯，这场冲突才暂时得以告终。 ▲土耳其政变参与者 公民社会的窘境 2000年初，随着局面的僵持，基于各大监狱的反抗组织决定展开最后一搏。2000年10月，十三所监狱陆续宣布开始绝食抗议，并集体发表公报，表明抗议活动的九项要求。除了扩大囚犯权利和改善监狱条件之外，公报还要求政府停止压迫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反对势力，并全面实行包括修宪等民主化改革。Bargu分析表明，公报的全面性表达了反抗组织的自我定位和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判断。政治罪犯认为只有通过先锋性的激进行动才能促使屈服于政府和市场霸权的大众内部的政治觉醒。到了2000年末，参加绝食的抗议者达到了1596人，其中有432人宣称将绝食至死。 但是这场绝食抗议并没有在监狱外的社会各界激起预期的反响。反抗势力的松散组织也无法有效的建立极端的反抗手段和群众自身的政治诉求之间的联系。随着冲突的升级，如自焚和自杀袭击等极端的暴力手段不但遭到了群众的抵触，还印证了土耳其政府的反恐姿态。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2000年11月21日就“监狱问题”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将狱内公社组织活动定性为一个主权危机和国家形象问题。官方和亲政府媒体一致将反抗者描绘成践踏自身生命权的犯罪分子。一个月之后，土耳其政府以保护生命权为名义全面打压反抗行动。到了2001年5月，罪犯抗议运动发表了新的公报。原有的全面要求被缩减到了改善监禁条件的诉求，推动民主改革的要求也不见踪影。至绝食抗议开始两周年之际，整个运动的力度和规模已经大不如前。尽管如此，绝食运动一直没有间断，接下来数年里，因绝食或自焚死亡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土耳其政府与政治罪犯之间的僵持局面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该年四月，一位在土耳其声望颇高的人权律师Behic Asci宣布参与绝食抗议，造成了媒体轰动。社会各界重新开始关注仍在进行绝食抗议运动。与政治罪犯的激进目标相比，Asci的绝食出于对政治罪犯人道主义的关怀。至此，整个运动的核心已经不再是对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质疑，而转变成了政治过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的人权问题。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记者等人士也更愿意公开出面支持一位更温和的民权运动家。随着Asci身体状况的不断恶化，土耳其政府于2007年1月宣布在F型监狱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绝食运动也就此正式结束。Bargu认为，Asci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给反对势力的抗议带来了合法性。但于此同时，Asci的绝食抗议延续了“人权”，“尊严”一类的生命政治话语，放弃了绝食运动原本的激进理念。虽然公民社会的介入迫使土耳其政府做出了妥协，从政治罪犯的角度看，这场运动实际上以失败告终。F型监狱最终如计划全面投入使用。允许上至10名监禁人员每周10个小时集体活动时间，狱内公社的 夹在国家权力和法外反抗力量的公民社会在这场绝食风波中的处境尤为微妙。律师，工会等社会运动人士和绝食行动者对生命权的解读存在着基本矛盾。公民社会并无法将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政治罪犯的激进手段和国家权力本身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在遵纪守法的公民团体和个人看来，罪犯的政治利益仅仅局限于如监狱条件等与基本人权挂钩的议题，和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并不相关。在Bargu看来，传统公民运动的人道主义逻辑很难跳出基于生命政治的国家权力框架想象新的政治可能性。在抗议运动的过程中，绝食所代表的政治含义也出现了变化。对于政治罪犯来说，绝食和自焚一类残害自身的行为是反抗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手段和目的。对于身处监狱政治犯来说，绝食的政治意图在于从国家手中夺回阐释生命和死亡意义的权力。Bargu提出，韦伯著名的定义没有抓住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国家权力不仅仅是对合法暴力的垄断，而更是对合法牺牲的垄断。正因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阐释生命和死亡的政治意义之上，政府才对非官方的政治献身如此敏感，也不惜使用强制喂食等极端措施应对绝食抗议者。 ▲库尔德人庆祝Newroz节日 结论 Starve and Immolate在政治理论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Bargu细致的民族志考察补充并修正了生命政治理论层面上的不足。相反的，Bargu对冲突双方和历史背景的解读和阐述体现了理论框架的价值。政治斗争参与者本身的视角和观点受具体情境中权力机制的影响，其动机，手段或目的并不是一目了然。正如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意识形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对市场之外的生活世界的扭曲作用，引用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围绕主权，暴力，合法性等议题展开的政治生活的本质。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