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谨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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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谨伯（李之楠），这位人体科学界广为人知的大德，从一个投身中国解放事业的革命者到一个政界领导，再到一个人体科学界的领导，最后成为一位国宝级学者、传道者，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质变升华，蔚为传奇。

出身名门

李谨伯原名李之楠，1921年1月23日生于一个有着蒙古血统的家族中，祖父特像蒙古人。家谱上说是李白后代。其家一度在扬州非常富有，财宝把二层楼都压塌了。到祖父时已经败落，在南京郊区只有几亩薄田。父亲这一辈开始也很穷，念书时家里没有钱给父亲做制服，用祖母的裙子给他做了一条裤子，把雨伞的黑布拆下来做制服。祖父这一代三弟兄共生下十二个男孩，都很奋斗，有的和李之楠一样参加革命，后来还掩护过他。在他们共同奋斗下，这一辈东山再起，又兴旺起来，弟兄几个在南京开起了绸段庄。北洋政府筹建时，梁司仪带了三个学生到北京，其中就有李之楠父亲。开始是给梁司仪当秘书，后来梁司仪当了财政部长兼实业部长，李之楠父亲做了民国重庆交通银行经理。李之楠家里兄弟姐妹一共六个，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夭折，剩下李之楠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李之楠是很受宠爱的宝贝男孩。

投身革命

李之楠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先在西南联大搞学运，后又在广西和重庆等地搞地下工作，建国前夕被派到平津领导学运迎接解放。

李之楠早年在天津、上海读书，日军入侵后辗转杭州、武汉最后到了重庆，考上复旦大学。教中文的是文化名人方令儒，这位教授后来成了李之楠的岳母。这是地下党办的夜校，在这里经沈钧介绍李之楠加入共产党。沈钧是小说《红岩》里许云峰的前任——沙坪坝区这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象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当时李之楠向往去延安，沈钧说你不能去，你们有很好的社会关系，留下来可以做更重要的工作，这是组织决定。因为李之楠的父亲是重庆交通银行经理。组织上派李之楠去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发展学生地下党。去后被选为小组长，后来又当组织委员、总支书记。开始是在中学部发展党员，后来又领导大学部，当了云南省青委。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被派到大理工作。

李之楠到大理后找到一个姓李的地下党员接上头，被安排到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李之楠利用工作之便迅速发展了十二个党支部，大理中国银行也发展了地下党。重庆当局派来一个姓穆的人检查工作，两人关系搞得不错，李之楠一高兴无意中说出了“富农”两个字，引起对方怀疑。回到重庆后一查，发现李之楠是从重庆学校逃出来的可能是共产党，马上写信给工业合作社的头子让把李之楠看住不要跑了，要抓起来。李之楠是合作社头子儿子介绍来的，儿子和姓李的地下党是同事，头子怕自己受牵连，让李之楠赶快逃走。李之楠当天向所有党员交待了接头暗号后就坐着银行的车逃到下关，躲在他十一叔当库管的仓库里。十一叔当年在上海闹革命被人追捕时李之楠把他藏到学校里，没想到现在反成了自己的掩护人。仓库不能久待，躲了几天风头后他又逃往昆明。

没想到昆明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李之楠又逃往广西。广西的电台原来建在桂林到阳朔的船上，被破坏掉了。特委只给了一些老旧零件让李之楠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叶挺刚被捕，需要马上向延安通报情况。延安派申光（解放后当了邮电部副部长）来帮助建台，申光带着老婆孩子住在李之楠家，老婆当发报员。申光写了一个所需零件清单。当局管制很严格，没有警备司令部的批准任何无线电零件都不能买。李之楠找交通银行电台台长交朋友，说自己爱玩无线电，台长见是银行经理的儿子就给开了一批零件单子，李之楠拿这个单子以银行电台的名义去警备司令部申请，结果批准了。零件几乎买全了，只剩下一个买不到。在一家很小的铺子里终于找到这个零件，店主要申报单，李之楠说给了上一家店，明天补给店家。这就引起了店家怀疑，店家是暗探。结果当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李之楠父亲，问家里住了什么人，怎么买这些东西？李之楠父亲并不知道李之楠是地下党，责问李之楠怎么回事？其实电台已经做好刚和延安通过报，李之楠正高兴呢，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灵机一动突然捂住肚子大喊肚子疼，装着说不出话。李之楠母亲见状上前阻止了问话。李之楠装着拉肚子一次次的跑厕所，把那些老旧无线电零件藏在身上全扔了出去。收报机是台旧收音机做的，看不出什么，发报台很小，就把楼梯台阶下的木板拆开藏在下面。碰巧这时日本飞机来轰炸，借着慌乱，申光夫妻抱着孩子逃跑了。第二天特务就来查，李之楠已躲起来了。一看是银行经理家，客厅里摆着收音机，只有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其他地方也没搜出什么只好走了……这个电台后来李之楠又带到重庆，作为周恩来和延安联系用，李之楠也留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在平津领导学运时，由于一个地下党员行动不慎，被特务用吉普车跟踪，采用分片停电的方法，发现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随即大批共产党员被抓被杀。北平领导人王汉斌开会迟到幸免一难，马上打电报给上海的钱英汇报，钱英化妆成女工跑到天津李之楠家，让他赶快去北平摸清情况，营救同志。危急情况下李之楠跑到北平把王汉斌带回天津藏到家里，那时李之楠的父亲是天津银行会主席，李之楠被父亲安排到证卷交易所当代理秘书主任。李之楠利用招聘机会安排王出来工作。招聘考试王只考了59分，不够格，李之楠利用职权之便把成绩偷改成89分，把5改成了8字。面试由一个特务副经理管，见王穿戴破旧，特务突然厉声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王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李之楠急得一身汗，忙说：问你呢，是共产党吗？王这才回过神来连说不是。李之楠就说，这人成绩不错89分！副经理分了神看考分去了，总算过了关。若稍有破绽，两人也是性命难保。后来当局搞全民除“奸”，李之楠竟被所在的银行公推为除奸组长，那时他的真实身份是工委委员。李之楠立即向工委请示，工委指示他利用这个公开身份护厂护校。有的工厂原来的护厂队是反动分子和工头打手把持，地下党派出工人积极分子打进去进行改造，然后揭露护厂队镇压工人，最后这些护厂队都被地下党控制了。

新中国建立后李之楠任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后又在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等部门任职。

再经磨难

和很多老革命的经历相似，文革中李之楠也受到路线斗争牵连。白天捣大粪，夜里一两点被揪起来批斗，根本没法休息，一斗就是七十多场。他亲眼看着一同挨斗者站在很高的橙子上跌下来摔死，有的被从楼上推下来摔的半死反而说是要自杀。斗他的理由是曾在天津提拔过杀人犯，（当时李之楠提拔过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王光英下面有个工厂出过事故死了人）叫他交待。李之楠看与其挨斗死掉不如先承认是特务，这样就不斗他了。批斗者又追问当特务受谁领导？李之楠交待说是周恩来。这下子没法斗了，只好先把他关起来。他偷偷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揣在身上，乘工人修理宿舍看守不在时，拉住一个小孩让帮着把信投到邮箱里，也不知小孩投了没有。由于搞不清李之楠的话是真是假，他被关进监狱。

这个监狱里关有国务院的秘书长，副秘书长，还有少将、西藏法师，小偷，杀人犯。十八、九平米的一个房间地板上要睡二十个人，中间还放一个马桶。房顶一个天窗，一年四季都开着，冬天雪花飘进来，夏天蚊子飞进来。每天两顿饭就两个窝头，一天两次“放茅”拉大便，每次三分钟，半年放一次风……这还不算，最难忍受的是有段时间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个说毛泽东是马克思的叛徒的人，毙了。有个人偷了桌上一个象棋子儿，回来一看是个炮，他就跟同行说我偷了公家一个炮，也给枪毙了……谁都不知道下一个该轮到谁。半夜里突然灯亮，一声大喊“某某某号！”接着是一片脚步声和镣铐声，有的人被叫起来已经被吓得不知道门在什么地方了……严酷的心理折磨和非人的生活摧残着人体，李之楠房里有个人吓的得了精神病，狂喊“毛主席万岁！刘少奇万岁！彭德怀万岁！”同房的人按都按不住，必须要马上敲门向外报告大喊“反革命！”谁不喊不揭发这个犯人，就是同案犯，要挨打。

就在这样非人生活中，李之楠没有被吓倒，没有自暴自弃，坚持修炼，并钻研医道。他在地上找到一段细铁丝，把它磨成一根针灸针，谁有病就给谁扎针。一次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求李之楠治病，李之楠给他扎肾腧，一针下去对方就没了气，有的人吓得要敲门向外报告被其他人止住了。李之楠赶紧猛掐人中，对方总算缓过来了。若缓不过来，李之楠也在劫难逃。

1975年监狱开始放人，周恩来写的名单上有李之楠，没想到当初写的信周恩来真的收到了。李之楠七年的囚徒生活这才结束。七年哪，人生有几个七年！他从不惑而达知天命的过程是在炼狱里完成的。

接触养生

李之楠27岁搞地下工作时过于紧张劳累，失眠一周。由于长期透支体力，患了严重的胃病，整天肚子疼，吃什么吐什么，人瘦得皮包骨，天津的中西医都看了无效。那时条件很艰苦，工作又累，真是痛不欲生。幸遇一位民间奇人给他用传统的“导引布气法”治疗。每次手隔着衣服按在肚子上不动三五分钟，再让他睡三五分钟，反复这样前后半小时，不吃药不打针。没想到他的病一天天好起来，经过一个半月的治疗，竟奇迹般痊愈了。李之楠去时还见过一个嫁到中国的德国女人，52岁了还没有孩子，也是用这种方法治疗，居然也能怀孕生子。还有一个患心脏病的大胖子，治了一段心脏病也消失了。这使李之楠感到十分神奇，从此开始关注研究中国传统修炼养生之术。

新中国建立初期，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需要，缺医少药情况极其严重，大多数老百姓有病不能住进医院治疗。即便这种情况下，中医还不能合法的行医，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有的老干部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情况下，向民间寻求修炼救治方法取得了惊人的疗效，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当时把这种方法叫做气功治疗。经批示同意的一批官方气功医疗机构开始出现，最多的时候发展到几百家，气功疗法、养生、健身等著作不断问世，古书再版，举办各种气功医疗培训班，中药、针灸、推拿、拔罐、挑治、验方、单方等，也得到了空前推广与发展。1959年9月还在北戴河召开全国首届气功学术交流会。国际友好人士开始来华访问、交流气功学术。第一个气功高潮出现。然而文革一闹，这些都被当作“封、资、修”扫进垃圾堆，气功师受到迫害，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李之楠从监狱出来，被开除党籍，从干部行政9级降为13级。大半生出生入死闹革命竟落得如此结局。虽然安排了工作，李之楠内心觉得仕途沉浮，过眼烟云，再也不想当官了。干什么呢？李之楠没有沉寂，他的心仍然还象一个热血青年，涌动着想为社会出一份力的激情。文革后期，全国缺医少药的情况依然如故，如果能以不吃药不打针的方法提高人民的体质，那真是功莫大焉。自己亲身体验的导引布气—气功，不仅当年治好了自己的顽疾，修炼还使自己在狱内免于一死。如果把这中华民族的宝贵方法挖掘出来发扬光大，不也是一种贡献吗？于是他开始走访民间高人，四处寻访明师，联络奇人异士，修道炼意，走上探究人体科学之途。

再任领导

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一个人能力再大也不足以成势，不能推动全民健康观念的转变。象搞革命一样，要成势必须依靠组织建立组织。于是，成立一个全国性气功组织的构想慢慢萌发并日渐成熟。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老领导王汉斌，王汉斌把李之楠推荐给崔月黎、吕炳奎等卫生部门领导。英雄所见略，这二位都是中医出身，正想搞气功找干部呢。在他们直接组织领导和推动下，一些气功组织开始出现。崔月黎曾经宣布成立中华气功研究所，所长吕炳奎，李之楠是常务副所长，钱学森是顾问。1979年中央领导人接见气功汇报团并观看气功。1980年11月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落实政策恢复名称，恢复全国医疗气功师资班并招生；1981年，中国中医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但是各种气功会互相争斗缺乏统一管理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中华气功会被取消，气功研究所也取消了。

李之楠觉着应该成立一个权威性的全国气功领导机构。

当时有位领导太太得了病，嘴歪了，通过人找到李之楠，李之楠骑自行车带着人到他家治病，一个星期病就好了,连病人碰都没碰。领导感到十分神奇，问他有什么要求？李之楠说要成立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并请他帮忙把张震寰、钱学森这些人请出来任职（之前曾联络过二人，钱学森还推荐过李之楠去办气功杂志），这样才能形成有影响力的权威形象。在李之楠直接参与推动下，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国防科工委张震寰将军任理事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名誉理事长，李之楠任学会秘书长。这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气功组织。张震寰的热诚支持，钱学森的系统理论引导，李之楠的亲力施为，其他气功组织的相互呼应，各界领导的公开表态，使气功师成了令人瞩目一时的职业，特别是一些高功能气功师的出现，更是把气功推向了一个近乎神话的境地。气功医疗、健身书籍大量出版，气功古代经典文献大量重印，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使人们对气功从蒙昧神秘到逐渐认识，许多医学界、科学界重量级人物投身研究队伍，科研成果和科研论文越来越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全国范围“气功热”，掀起了一个人体科学研究高潮。

这一时期李之楠多年多届一直连续担任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还担任亚太气功协会会长，海峡两岸医学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预测（易经）研究会会长等诸多社会团体领导。

热流中难免泥沙俱下。伪气功师故弄玄虚的圈套欺骗，气功会内部以权谋私的争权夺利，医托和骗子结盟、无良媒体给气功师披上神医外衣耽误医治谋取暴利，甚至完全没有气功实践的人竟能编出不少气功新功法……这一切严重损害了气功的声誉，不少气功医疗逐渐演变为一种充满铜臭的商业行为。而复杂的人际背景关系、互相牵制的体制和跨行业的管理使谁再用力一时也无法扭转乾坤。各种人物一时粉墨登场，互相捧、砸、闹矛盾更是常事。成立一个组织，争席位争权利各派互斗互不服气，然而只要李之楠到场协调，没有不服的。

很多气功师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李之楠，李之楠还是过去的革命老传统，让他们住在家里，有的一住就是一两个星期。李之楠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安排工作，协调组织关系，甚至帮助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全世界弘扬这种无毒副作用安全有效的自然疗法。李之楠从那时起应邀经常在公众场合讲话、讲课并深受尊敬和欢迎，“李老”渐渐成为李之楠的代称，成为气功界口口相传的名字。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到2000年之间，李之楠是气功界无人不知的名字。很多人以能见到他、认识他为荣，大有“生不用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意味。

遁身修炼

2000年80高龄的李之楠不再参与气功界的领导活动，转而潜心修炼。多年来他屡遇奇人，他又从不居高临下，每每以小学生的姿态自处。无论对方多么年轻，李老都口称对方为老师，虚心向对方请教。这种谦逊的态度使高人们深受感动。李老见多识广，没有人敢在李老面前弄虚作假，所现所传皆为真招。所以李老得到不少绝秘真传。加上自己以前投过十几位高师传的真功，他需要一个静心吸收消化整理提高的过程。为了避免众多的追随者和找他的人，李老改名李谨伯，应邀转居在苏州一个姓陆的弟子处潜心研究，这一去就是六年。

这六年，是李老一生中最为清闲舒心的日子。弟子为自己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除了偶尔论道旅行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功和读书。闭关式的修炼使李老有机会阅读大量的佛道古籍，整理验证了许多功法。在博览通晓前提下，集中向道家南派和佛家秘宗方面精进并取得相当高的告诣，使自己的修炼证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还对《易经》、风水、姓名学、相学等领域得到的真传进行全面验证钻研，把间接经验转化成直接经验。另外还把超能力和宇宙人天科学方面的经验、知识进行梳理。六年时光不但使他的知识更加系统化，实修功夫更加坚牢，也使他完成了由人体科学领导者向一个国宝级专家的转变。

出山弘道

2007年应北京方面弟子强烈邀请，李老为重兴人体科学再度出山。以紫泉会馆为根据地，开始接受安排四处讲学弘道。

仍然象以前讲话一样，李老从来不拿讲稿。86岁的人了讲起课来声音宏亮逻辑清晰，有条不紊神采飞扬，真知灼见时时闪现，要害秘诀震撼人心！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那精力、那风采，让很多年轻人自愧不如。

李老私下说，他也有功能。他的功能就是到了要讲课的时候，不知为怎么搞的很多资料自然而然涌了出来，讲起来每每云中出月，超越事先想象。这也许是他精心准备和多年的学养所致吧。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尤其在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造诣，远非现代科学所能认识和理解。“五四”以后，社会进步昌明，现代科学逐渐成为主流，中医曾一度几乎难以生存，相关的修炼等提高人体素质的方法，更是被视为封建迷信列为不齿。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被重新估价和认识本是好现象，很多人又急于功利，拼凑资料，动不动就发明各种新方法并嘲笑传统，国外一些人则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换上西方的新标签，标新立异出口转内销。眼看着一些中华绝学面临消失的危险，李老一再倡导“继承也是贡献！”这对于挽救那些一对一口心相授、濒于失传秘法的传承，无疑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一些绝学失传现象仍在不断上演。

近年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人们不得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金钱、效益上。虽然听课的人不少，求学者不少，只有几个亲传弟子时李老还是急得大喊：这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就没有几个真心好好学的呢？我是真的想把这些东西教给人的！可是你看看，有谁能定下心来学呢？是的，很多人是抱着三分求生四分钓誉，五分猎奇十分商业的目的而来，三天打渔十二天晒网，真心向道探索真理献身人体科学的又有几人？

李老的心情弟子们最能理解。得来不易，不能轻传匪人，古来都是师傅找徒弟呵。

即便如此，李老还是几乎每周都要讲课，足迹遍及名山大川，江河湖海；还是不厌其烦，有问必答。同时尽力发掘周围资源帮助弟子们。上周二三北大养生中心王镜铭老师去见李老，缘遇两位拜访李老的客人。李老马上介绍给他，一位任医生，一位是著名无极针灸、心意拳大师胡耀贞的女儿胡丽娟老师。胡丽娟老师前些年在国外传道，近年回国，要把无极针灸、太极静动功、六合心意拳、华佗五禽戏及太极内丹功等国术精粹传承国人。李老向王镜铭推荐说，将来让她代替我讲课！她一定行的！经李老推荐，王镜铭和胡丽娟老师已经长谈四天，把课程全都安排好了。很多弟子都是在李老处互结的机缘。

远瞩厚望

人所共知的原因使近年国内气功一词已几乎成了忌语，气功组织更是早已解体。为了让人体科学者有一个新的聚集机会。2007年初，李老拿出自己的积蓄，组织人马准备兴办红螺文化研究会。

红螺寺原名“邺宫寺”， 始建于315年，为西域高僧（竺）佛图澄所建。红螺寺首倡儒释道并重，将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又是禅净并修起始的地方，地位特殊无可替代。最兴盛时有七十二座寺府，教徒多达万人，是国际佛教博士“格西”进修之处，名扬海内外。

这段历史并不是人人都了解。1991年李老看到这座千年古刹除少数殿堂尚存外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两人合抱粗的大树被伐掉盖礼堂，殊为惋惜。他召集当时怀柔县的干部在电影院作报告，讲述红螺寺的辉煌历史，感叹如能复兴当年之盛功莫大焉。时为怀柔文化局长的刘智元先生为之所动遂发愿立志为复兴红螺寺而努力，从此开始了十八年漫长的复兴红螺寺历程，才有了今天的红螺寺。

李老认为，现今普陀山为观世音菩萨道场，峨嵋山为普贤菩萨道场，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惟独信众最多净土宗的阿弥陀佛没有专门的道场。红螺寺原本就是净土宗创史始人慧远学佛之地，又是两代净土祖师所出之地，现第十四代净土祖师智海发明的红螺山念佛法已遍传世界，将红螺山建成阿弥陀佛道场是众望所归。阿弥陀佛是观世音的师父，在中国影响巨大，在全世界有十几亿信徒。未来中国将不再是四大佛教道场而是五大佛教道场，红螺山必将成为众多禅净信徒的朝拜之地。兴办红螺文化研究会，既为将红螺寺建成第五大佛教道场，也为人体科学研究者找到一方净土，可以建立培训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的基地。为此，多次往返于北京和怀柔，促成成立了红螺文化研究会。特别是今年以来，为了红螺文化研究会能有一个活动基地，他多次找有关领导，领导看李老这么急就说李老您别急，咱们慢慢商量行吗？李老急得拍着桌子说，再不急就来不及了！

这话语让人心头一震。联想到今年以来李老已分别写过几份遗嘱给弟子和家人，一丝不安悄然笼罩弟子心头。

红螺文化研究会本来是李老一手发起的，会长理所应当是李老。李老说，我年事已高，发展中国人体科学的重任已经历史的落在你们肩上！你们年轻人应该挑起这付担子！

谆谆之言，犹然在耳。然而2012年10月26日李老却突然离我们而去。

李老走了。他带着一个革命家的献身，人体科学界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带着生命科学探索者的艰辛，带着得道者的悲悯和洒脱，带着传道者的宏爱，带着对人体科学的无限热爱和遗憾，带着一颗无愧人生、充满自豪的心，淡化出伟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