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练习曲

                
                
突然就没有了诗思。这种事便如在暗夜的火车中趴着冰冷的窗玻璃向外看，阴沉沉平芜的远端，灯火时而一大片浮现若萤火，时而全然消失，很常见。
流浪这个词，不能轻易启用。要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至少物质上的牵挂几乎泯灭，并且真的不知道下一站要去何方，然后可以言之。而且，就连精神也是几乎如此，如浮萍在水，并不沉没，然亦无所根。然后可以言之。
那些年常是颠簸在夜行的火车上，定定地看窗外的黑色世界。那时火车很慢，慢车更慢，夜遂更深广。将进城市，灯光渐多渐密，渐近渐盛，然后楼房屋舍、桥梁街道乃至寥寥的行人影子像瓷碗中热药汤一样暖涌到了嗓子眼。然后吞咽，远离，消失，重新回到只有单调轮轨声可以倾听的的封闭的活动空间里。
现在再坐火车，已不能找回那种况味。因为不够慢，目标复太明确。
所以，今天上午当凤鸣兄把《空白练习曲·〈今天〉十年诗选》交到我手里时，脑中忽然就冒出了一个词：“偶然”。他给这本出版了近十年的牛津汉字版诗集仔细地包上了薄薄的白书皮，干净得没有瑕疵。
真是偶然。恍惚二十多年前，我背着书包，走进宿州路文联的灰楼，登上灰暗的楼道，敲开《诗歌报》半掩的办公室木门，紧张而又不逊地听着老编辑对自己那些手写的高中生习作下判决。门口、屋内以及凌乱的办公桌旁的上下左右，都是成麻袋的信和拆开的诗稿……我的偶然闯入，不起一点涟漪。
我已不再记得那些善意的鼓励和批评的具体内容了。在那个圣殿前，我还太小，还没到行割礼的年龄。我想上车。检票员说，这小孩可以免票，但也没有独立的座位。大概就是如此。
这个小孩偶然生在合肥。合肥偶然有家《诗歌报》，86年办了个诗歌群体大展，让人眼花缭乱。这个小孩偶然在那时已知道了北岛的名字。但并不学北岛，而是学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王独清。
前天中午，偶然碰到坐在黄桥小学路口小卖部前歇凉的凤鸣兄。十年未见，但一眼总认得出来。他提着摄像机，是来给双年展拍记录片的。小卖部家的女人抱着个胖小子坐在离他一两米的地方，几只芦黄的母鸡在阳光下闲逸踱步。年青的母亲不知道旁边这个长发散乱的壮硕汉子是个诗人，《诗歌报》九十年代初的编辑。她也不需要知道诗歌和现实生活有何关联。
那时，我已在岭南的一个寺院里。托钵浪迹告一段落，稍稍安定下来，一个夏日蝉鸣不休的闷热午后，坐在僧寮里，我忽然觉得自己能写出点自己的东西了。不久，有了一个仅二十来页的打印的册子，而又复印了几十份，用订书机令它像点样。其中一册寄给合肥的一个朋友，被凤鸣兄偶然看到，旋及刊用了几首。这离我初次闯入《诗歌报》的破旧编辑部已隔了五六年。
同时看到这个复印小册子的，还有广州的杨克和厦大的俞兆平。他们或者还记得那个写现代诗的奇怪的和尚？
很多面孔都是一闪既逝。但它们未必远离，而是等在原地，等待重新审视。就像这次双年展，我只是一个临时客串的参予者，但多年后看，也许竟是个烙印鲜明的画面。至少，当久违的凤鸣兄坐在小卖部前，说他手里存着本《空白练习曲》，里面选有我的两首诗，我的感觉是一种神秘。我似乎听说过有这个选本，但从未留心，更不知居然会与我有关。虽然我现在与“今天”已结深缘。
同时我又有些怆然——编者之一的张枣，我刚在“今天”网站上参予了为他送行，就在整整两个月前。并且，还写了一首感兴的小诗。
那首小诗写得并不很好。然我那几天总是无法摆脱莫名的悲哀，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诗人。我觉得他的死和我是有联系的，诗人间是有着巨大的业缘交感的，我无以名之，在一句最终未用的句子里，我写道：“死去一个诗人，就是死去一个神”。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到底是张枣还是宋琳兄青眼有加，让我在《空白练习曲》里成为了一个小音符。但单单这个偶然的因缘，已然不可思议。
我隐约知道《今天》在95年左右刊用过我的习作。也是因为编者看到了我自己打印的小册子。那时我在北大进修，五四文学社的一个小兄弟告诉我的消息，并说因我居无定所，一直联系不上。那期《今天》，我从未见到，故也很快淡忘了此事。在夜行的车上，外面灯火时隐时现，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足令我下车探访。在流浪的时候，别人投来的目光，本也是不足记挂的。
凤鸣兄慨然把这本不可思议的诗集送给了我。我看到了，自己二十年前写下的诗句在十年前被印成的墨字。“释弘悯”，这个连我自己都已觉有些陌生的名字，令夜行车窗外的无边黑暗里又浮起了渐近渐盛的灯光，暖烫的药汁的气味又回到了喉间。唯一的不同，是这次相逢，竟如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