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黄国峻的内在风景
采访/蔡逸君
阅读黄国峻的小说是一种奇特的经验，在于他演练小说的方式与众不同。他经常用类似电影慢动作的节奏将所欲展现的风景，清清楚楚静静地划过你眼前，然而你若是耐不住性子，急欲将阅读转速提高，那风景将变得模糊难辨。读他的小说，第二次要比第一次放更慢的速度，如此第二次又会比第一次看见更多，更多属于黄国峻用文字雕塑出来独特的小说景观。
从《留白》得到小说新人奖以后，黄国峻陆续于本刊（指《联合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此次新作《度外》算是篇幅较长的小说。在电话里黄国峻说他不喜欢谈自己的作品，等到与他面对面坐定下来，他却流露着率真且自然的神采。
蔡逸君（以下简称蔡）：先请你说说你的成长背景。
黄国峻（以下简称黄）：我一直住台北，童年时在北投，青少年时代在士林，这些地方不算是市中心，对于生活的节奏和情调还留有一点点空间舒展。家里基本上也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关于学业的压力几乎没有，可以很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本能，大胆地去接触生活中好奇的事物，这点我觉得我比同龄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从个人出发，唤醒自己的原始本能，去认识你接触到的一切，而不是经由别人的教导或奉劝来理解生活，这样在本质上的认知会比较深刻。我觉得自己认识的东西比较少，但能进入得较深。
蔡：有没有比较深刻的阅读经验。
黄：我喜欢简·奥斯汀，对乔伊斯、D.H劳伦斯也有好印象。不过，另一部分我比较喜欢图像、音乐；文字在这个时代的确是吃亏的，坦白说，我对文字的经验比较薄弱，对文字的情感也比较浅。我一直到二十五岁才接触到伍尔芙这个名字，那时候对女性主义还是懵懵懂懂，但觉得一些想法是温和的。伍尔芙有一个短篇《墙上的记号》（即《墙上的斑点》）是突出的，从一个“墙上的记号”就可以观察到整个景观，梦幻式的想象，这是她整个女性主义的特质。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切片，还有个人经验很美的浓缩，读来令人难忘。我觉得女性主义应该是一个线索而不是终点，许多人停留在某个阶段，是因为有想要达成的权力欲望，但我想我可以跨过去了吧。
蔡：回到你的小说，可不可以稍微谈一谈。
黄：我写的东西通常现实色彩比较单薄，我试着把人从社会文化条件中抽离出来，让他可以适合任一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比较老式的，但很有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文化符号过度鲜明，人常常制约在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环境，往往同一个事物，有时候觉得很严重，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位差很大的生活形态比较难以适应，所以宁愿用一种艺术化，理想化的角度来作描摹。
蔡：可是如果写小说时把一个人物的背景模糊化，相对的，他某些深刻的东西会不会被排除在外。
黄：当然会，但我对写作并不是抱持这样的态度——觉得它能完成生活上某一个缺陷的补足，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模仿者，对于形式胜过对于内容的好奇。比方说，你在过一条溪流的时候，你会看到溪流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分布，你走的时候，会东一步西一步，一小步一大步踩着石头过河，感觉像跳舞一样，我并不是走在平坦的道路，我也不是要利用这样的空间走到某一个创作目标上。我只是要在石头上跳舞，我觉得我的舞蹈纯粹只是对空间的一种咏叹！所以我珍惜这些人物，他们不必为剧情负责，他们不必为某些生活观念牺牲自己的情感，我让他们在有限的小说环境里舞蹈，静态的舞蹈，坐在桌旁用思想沟通的那种舞蹈。
蔡：你是很自觉地选择这样的路径吗？
黄：如果我能写很标准的小说，我很乐意，但既然那不是我的能力，另外，我觉得风格是很难勉强去造作的，这只是性格的一种流露，我比较怯弱一点，但我试着让小说的纹理丰富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它，像拍电影时摄像机自不同机位对一个物体的观察。这些并不是刻意的，而是很自然的。
蔡：包括文字的叙述节奏和小说内在的韵律，这些你有什么想法。
黄：这是很自然的，卡夫卡的抒发就是这样，乔伊斯的抒发就是这样，你的抒发又是一个样，每个人都有一个样，我把它说是文字的「景观」，文字有一种景观，像你只要打开乔伊斯，你会看到他的景观是属于没有前与后之分，而是同时并列的，或跳跃的感觉。
蔡：那《度外》这篇小说呢？
黄：它就像一个吉普赛女郎的水晶球一样，它的体积永远是这么小，但是你要在里面看到什么你就可能看得到与你接近的那个部分，也许其他部分对你是无意义的，但你如果能够拣选其中一两个段落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共同经验，那我们就算是「握手」了，我们就可以继续一起走下去。
采访结束，我和黄国峻握手道别，在脑海中浮现的是他过河时踩着石头舞蹈的姿态，他那样专心的舞蹈，溪流上激起了阵阵水花，那景观着实有趣且令人侧目。
（本文原发表于《联合文学》2000年5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