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陋儒”之学，就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思想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杭州较为著名的学校仅有敷文书院、紫阳书院、崇文书院、东城讲舍等。但这些书院与讲舍，往往为一般士子设立，专习举子业，目的是应付科考，书院完全沦为朝廷科举制度的附庸。鉴于此，阮元希望创办一所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级书院。
嘉庆六年（1801），阮元挑选了地处杭州西湖白沙堤清行宫之东的一块地方建立了一座新的书院。这里原本是两年前阮元担任浙江学政时，召集学生共同编写《经籍籑诂》一书的地方，现在阮元则将其改造为培养学生的学舍，取名“诂经精舍”。“精舍”一名，来自佛教，它本来是指从事佛学修行者的住处。如释牟尼迦时就有竹林精舍、祗园精舍、祗树给孤独园、鹿野苑等等精舍。精舍的面积不分大小，不一定是小的地方才称为精舍。“精舍”起初是指汉代的一些隐士或僧人修行德性的地方，后来汉代儒生也纷纷仿效，建立精舍，招募学生，传播儒家思想，所以“精舍”也就成为书院的代称了。阮元非常崇尚汉代的学问，所以将书院取名为“精舍”。所谓“诂经”，即用当时通用的语言来解释古代的语言或文字和方言字义。为了突出诂经精舍传承古代优秀文化的办学宗旨，阮元在精舍门上写有“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十六个字的楹联，而这十六个字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和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四部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著作。
为了让诂经精舍的学生进一步了解读书的目的，阮元还在精舍内奉祀东汉学者许慎、郑玄两位学者。许慎和郑玄都是汉代的著名经学家。许慎著有《说文解字》，他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别归入五百四十部。五百四十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十四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十四大类分为十四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十五篇。《说文解字》共十五卷，其中包括序目一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提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所谓“六书”学说。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阮元的前辈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郑玄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的五经了。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 “占候”“风角”“隐”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郑玄遍注儒家经典，使中国传统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当作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的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阮元将许慎与郑玄作为诂经精舍学生的楷模，也就表明阮元办学宗旨是崇尚汉学，着意培养优秀的经史学术人才。
诂经精舍设有掌教，亦称主讲、山长或院长、讲教，一般都由巡抚聘任。下设监院，职长教课，亦称学长，一般也是由巡抚委任。诂经精舍开创之初，阮元约请王昶、孙星衍等为讲席。王昶和孙星衍都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汉学家。王昶(1725～1087)，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他曾经主持娄东书院和敷文书院，对培养学生很有经验。他认为要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必须改变现行的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体的制度，而以熟读经书为主。他被阮元聘为诂经精舍主讲时，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他的著作有《春融堂集》《天下书院总志》等。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江苏阳湖人。他比阮元大十一岁，又早阮元一科成进士，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会试中的榜眼。他博通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又工诗文，他与同乡洪亮吉、黄景仁齐名。他也反对学生学习八股文，提倡书院应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的著作很多，有《尚书今古注疏》《续古文苑》《平津馆藏书记》等三十余种。阮元在山东初任学政时，孙星衍则任兖沂曹道。在王、孙的主持下，诂经精舍的授课内容主要以经史为主，废除八股文，不习八韵诗。为了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在教育方法上则以研究为主，实行教师轮流命题和开卷考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广取博搜，反对死记硬背，这些措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阮元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年轻有为的学者。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记载，当时讲学之人达九十一人，其中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选拔之士六十三人，纂述经诂之友五人，一时文风独盛，诂经精舍也因此成为当时读书人最为向慕的学校和东南地区的学术研究中心。
阮元创立诂经精舍，目的当然是为朝廷培养与输送治理国家的合格人才。然而通过办学培养优秀的朴学人才，也是阮元的主要学术理念。清代的书院，就其教育内容而言，都以理学为主，并且重视八股制艺与八韵诗。然而在乾嘉时期，由于经典考证学的盛行，一些书院都聘请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担任主讲或院长，在他们的带动下，教学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南京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扬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等都以讲习经史为主。王昶、钱大昕、王鸣盛等都肄业于紫阳书院，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洪亮吉、孙星衍、任大椿、刘台拱、顾九苞等都肄业于梅花、安定两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自杨绳武重视经学的讲授后，就不断抨击八股文之失：“枯槁其面目，钝置其心思，开卷索然，了无意味，假先辈之病也；臃肿其文体，痴肥其肠胃，捲卷茫然，不知何语，烂时文之病也。”沈德潜主持苏州紫阳书院时，曾经奏请朝廷书院应重经术，不习八股之业，认为“国家取士，期其湛深经术，明体达用，以收赞襄辅理之效，非徒取制艺之士，工于鞶帨绣错已也”。这些书院虽然有重古之学的倾向，也仅仅是增加了讲习的内容而已，整个书院总体上还是按照旧有习惯，变化不大。直到阮元的诂经精舍，才真正敢于力矫积习，提出摒弃宋学恢复汉学的理想，成为培养青年汉学家专门学堂。
正是在崇尚汉学的思想指导下，阮元主张诂经精舍还肩负着培养笃信好古、实事求是、能够会通诠释圣人思想的“通儒”，而不是“陋儒”的使命。阮元认为“陋儒”之学，就是人云亦云，只知道跟在老师的背后，老师说什么，自己也说什么，没有自己的思想，唯以学习八股文为荣，这种鹦鹉学舌式的学问，其实就是一种等而下之的学问，对社会一点也没有帮助。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通儒”的境界呢？阮元认为必须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研究上应该遵循孔子强调“当仁不让于师”的遗训，学问应该为现实社会服务，积极投身到当时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中去。
摘自陈居渊《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