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三位开国君主

奥斯曼帝国的创始人，奥斯曼

怎么说呢，他炮制了两个君权神授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将其本人的权力来源神圣化，并且给当时并非穆斯林的奥斯曼人引入了伊斯兰教信仰。奥斯曼本人满怀宗教热忱，但是在与外界打交道的时候，并不像从前的阿拉伯征服者一样给人宗教狂的印象，事实上他身边的希腊人比土耳其人更多。奥斯曼境内并没有残酷的强制改信出现，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税赋差异、背景与生活习惯的接近和显而易见的穆斯林在体系内拥有的机遇，使许多在亚洲定居的希腊基督徒也改信了伊斯兰。

奥斯曼统治的初期并未急于开疆扩土，而是大量吸纳邻国以及拜占庭帝国的流亡战士，将军队从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人发展到了四千人……我要说作为中国人，看到这个数字……我也产生了很多疑惑，是他们体系里的军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定义吗，比如只计算高级军官？还是说小国的军队构成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中国历史上就算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时期，多国林立时，每个小朝廷的军队也不应该是这个规模吧……

不论如何，奥斯曼本人在登基十二年后终于开始进攻拜占庭帝国，同时期的拜占庭两位共治皇帝忙于皇室内斗无暇东顾，于是在富饶的奥林匹斯山上，奥斯曼在布尔萨建立了第一个首都，后来奥斯曼帝国版图扩展后，布尔萨丢掉了首都的位置，却作为伊斯兰的乌理玛聚积的中心，乌理玛既伊斯兰教学者，与作为武士的加齐互为补充，感觉比欧洲的学者与骑士更像是奇幻小说里骑士与魔法师的雏形……当然也有可能是本身闪族一神教内部的文化相似性就更大吧。

奥斯曼建国极其依赖加齐战士的传统，加齐传统在商人和工匠中，催生出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有军事性质的兄弟会，不知道这个东西跟现在的穆兄会有没有关联……不过书中说这跟基督教的骑士团非常非常相似，也崇尚豪侠精神，成员之间互相负有义务，并且定期举行聚会。

第二代，奥斯曼的幼子奥尔汗

奥斯曼的长子阿拉丁据说是一个醉心法律与宗教的人，拒绝了奥尔汗分享家业的邀请，但是后来作为帝国的维齐尔，我猜是类似丞相，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军队组织和新法案起草。

奥斯曼帝国在当时的横向比较下，被认为是对异教徒非常宽容的国家，我猜这个比较对象只能是欧洲的基督徒们……这个宽容体现如下，穆斯林和基督徒能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和平共处，但是他们在体系内仍然是被区别对待的，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权拥有土地，这种土地在我的理解上更像是一种使用权上的奖励，因为这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与欧洲相似的是，这也是一种军事封地，这些封地被免除了纳税的义务，也同时成为了兵员募集地。这个土地制度帮助苏丹构建起了一支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职业军人常备军，这一点欧洲人在两个世纪后才终于做到。

奥斯曼进入欧洲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内部的斗争，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抗，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战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拉丁国家的骑士们甚至没有按约定去攻击穆斯林，而是背信弃义的直接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占据了拜占庭在欧洲的领土，并建立了拉丁帝国。半个多世纪后，希腊人以拜占庭在亚洲的领土为据点，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个时候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是虚弱苟延残喘的幽灵了。

小亚细亚半岛各公国的土耳其人开始不断袭扰以及作为希腊人的雇佣兵出现在了拜占庭欧洲地区的战场上，然而奥斯曼没有参与对拜占庭的敌对行为，而是精明的等待其他土耳其邻邦在这类战争中被削弱。奥斯曼人进入欧洲，非常有趣……是在当时拜占庭的篡位者邀请下，作为军事外援去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说到这个我又想感叹一下，对真正的统治阶级谈宗教信仰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啊。

为了换取奥斯曼人的军事援助，篡位者坎塔库尊将信仰基督教的女儿拜占庭公主以穆斯林的仪式嫁给了苏丹也就是奥斯曼第二位君主，奥尔汗。随后坎塔库尊又多次召唤奥斯曼骑兵，并许诺了一座城堡作为报酬。奥斯曼接收城堡时，在沿路被逃亡基督徒抛弃的土地上又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由单独的穆斯林贝伊统治，以此为起点，奥斯曼人在欧洲的版图开始西扩。在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地区时，甚至因为农民受到的剥削与虐待太过深重，农民很快就对穆斯林入侵者持欢迎态度。奥斯曼化反而给巴尔干地区带来了法律与秩序的重建。

坎塔库尊自然由此感到了局面的不稳，但是他向同属基督教国家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要求帮助均被拒绝，保加利亚沙皇挖苦说这就是这就是与异教徒结盟的罪有应得。坎塔库尊退位在修道院中度过余生，但是拜占庭的新皇也无力抵抗奥斯曼继续深入的建立殖民地，后来的拜占庭皇帝基本等同于奥尔汗的附庸。

第三代，穆拉德一世

奥尔汗的长子苏莱曼因为狩猎坠马身亡，因此穆拉德一世即位。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了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幼子继承制是不是就是因为开国即位的即位都是幼子。

奥斯曼帝国的法律是土耳其士兵对俘虏拥有所有权，除非俘虏宣布自己改宗伊斯兰，或者花赎金赎买自己，这条法律使得大量基督徒改信。

理论上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是没有服兵役义务的，但是穆拉德一世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产物，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军事奴隶，帝国在各个地区征募年幼的基督教家庭男孩，让他们离开家庭，在成长过程中改信。他们会拥有比普通军人更高的待遇，但是如僧侣一样，既不准拥有财产或其他工作也不许结婚。这个说起来真的很像冰与火之歌的守夜人了吧。军事奴隶在欧洲基督徒里引发了极大的震惊，但是在穆斯林世界里其实并不算创新。对希腊人来说沦为奴隶是奇耻大辱，他们经常会宁愿改信也不愿失去自由，但是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自己本身也并不会过于抵触成为奴隶，而且在穆斯林世界里，奴隶是有等级的，军事奴隶高于家政奴隶，也时常会有沦为奴隶的土耳其人晋升为高级军官或者行政人员，甚至有奴隶推翻旧统治阶级建立新王朝的例子。

游牧民族在统治农耕民族的时候时常会非常短命，因为农耕民族仍然是生产者，而牧民们如果不也定居下来被农耕文明同化，就会成为纯粹的寄生虫，被被统治者很快推翻。奥斯曼走了一条比较独特的道路，通过代理人管理百姓，在基督教地区选择的管理代理人绝大多数也是基督徒。

穆拉德时代同期，保加利亚沙皇去世，剩下三子内战，将国家一分为三；同时匈牙利人在教皇的支持下对保加利亚西部发动十字军远征，迫使二十万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改信天主教，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欢迎穆斯林入侵者，认为这样反而能重获信仰自由，而保加利亚长子同拜占庭的篡位者一样，企图借助奥斯曼军事外援来赶走匈牙利人以及赢得内战，也将女儿嫁给了穆拉德，自己沦为了苏丹的附庸，并在最后反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中输掉了国土。

马其顿与塞尔维亚的内讧比保加利亚更严重，导致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大大部分领土也成为了奥斯曼的殖民地。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穆拉德的长子与拜占庭皇帝的长子结盟，共同造反来反对他们各自的父亲。造反最终以失败告终，穆拉德挖出了儿子的双眼，并砍下了他的头颅，并要求拜占庭皇帝也弄瞎他叛乱的儿子，这一刑法是由滚烫的醋来执行的，但是效果不好，最后皇帝的长子恢复了视力。穆拉德害怕自己的长子叛乱，但是认为拜占庭的皇子能继续与他的父亲作对是有益的，就留下了皇子的姓名。

后来拜占庭长子果然逃出来囚禁之地，联合热那亚人和奥斯曼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囚禁了父亲和弟弟，自行加冕为皇帝，三年后他的父亲和弟弟又出逃，向奥斯曼人求助，最后恢复了皇位。穆拉德利用拜占庭皇室内斗取得了巴尔干地区大量的土地与拜占庭士兵。

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穆拉德一世播撒下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种子，这个帝国在广阔的地域里实现了Pax Ottomanica（奥斯曼和平），堪比Pax Roman（罗马和平）。东正教大牧首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提到，苏丹给以东正教教会完全的行动自由。西方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样兼容并蓄的政策，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继承者，外邦人同样有权活的公民权，出身基督教的国民和穆斯林家庭的国民一样有望成为帝国的高官，这是了不起的包容。

但是吧，我个人对这种包容是非常疑惑的，大概西方历史学家能比较的对象也就是同时期的欧洲了。我觉得在中国，好像一直就没有针对信仰和种族上的歧视性政策过，唐宋时期的异族高官就不说了，哪怕是明代算是刚从北方蛮族统治下走出来的朝代，明帝国体系内的蒙古军官也不在少数。当然了，如果要说语言文化的不包容，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建立在字母书写体系下的语言文字是极易发生异化的，而且由于地缘关系各民族之间人口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了。而中文书写体系就保障了语言的可沟通性和难以异化，而我朝主体民族的人口压倒性优势也基本让语言包容性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

最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好像所有国家或者说文明在繁盛时期都是开放包容的面貌，你看甚至包括现在网上谈之色变人人嗤之以鼻的伊斯兰世界。但是这到底是因还是果呢？到底是因为包容并蓄所以得以繁荣昌盛，还是因为繁荣所以有足够的自信来对整个世界开放大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