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预售 | 布迪厄 × 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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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本书第2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回顾、修正和拓展我们对于皮埃尔·布迪厄著作的理解。其中的每一章都经过了本书参与者们的重新思考，并以一种传记结合具体材料的视角，对第1版的诸多论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与澄清。不过，我们还必须要加入一个全新的部分，题为“应用”。在完成了第1版的诸多章节之后，我感到我们还需要将这些概念的具体应用纳入其中，因此，我加入了一些关于方法论原则的后续章节。在这里，从布迪厄的视角出发，我给出了一种能够指导研究的实践框架，对于那些即将成为研究者的人来说，这为他们在研究中运用布迪厄的那些基本要素提供了依据。在新的版本中，这一后续部分被拓展成了一个完整章节，并且加入了“社会空间”与“政治”两个章节作为补充。前一章节是对方法论的进一步讨论，当我们建构与表征社会语境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必由之途，并且我们还提供了相应的实例与导引，这些实例与导引将引导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术语来思考空间问题。而关于政治的章节则提醒我们，在布迪厄的大多数著作背后都潜藏着激进的政治意图，以这种途径来思考他的诸多思想，就可以将这些思想最大限度地带到政治舞台之上，带入社会。
推出这样一个新版本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应一些批评。总的说来，本书已经获得了评论界的认可，而且在那些对布迪厄的工作感兴趣的学生与研究者当中，本书也颇受欢迎。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此一章接一章来处理这些概念是一个很冒险的工程。在我的大部分的写作中，我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所有这些概念必须以一种整体的形式来看待，而不是割裂的、被孤立的使用。而且，我也确实感到通过一个接一个地审视这些概念，我们仍然能够进一步获得某些启示，并且通过某种方式，我们也能够以个人的视角来透视他人。有一些评论者确实已经指出了这样一部著作所要冒的风险。比如，有些人就指出，甚至谈论主观性与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缄默地朝向某种割裂的二元对立的方式。而另外一些人则谈到，在场域与习性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逻辑优先性，或者坚持说你无法在完全脱离一者的情况下谈论另一者。布迪厄的认识论总是要求一种辩证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思考一者的同时把另一者带入其中。因此，我还是很乐于提供这种张力，当你一个接一个地阅读这些概念的时候，你也必须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图像———当这些概念全部被动员起来时，如何就能构成一种认识论的整体面貌。我同样也感到我们需要在本书中创造出更丰满的叙事结构，因此才采用了你将会看到的各个章节的标题与引介方式。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些做法是为了让我们更便捷地消化这些主要概念，而不是要暗示任何实质上的理论倾向。这个新版本在保留了原版本基本结构的同时，既能够提高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敏锐度，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细致地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
当然，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归根结底还是仰仗布迪厄自己著作的价值和影响，在他去世将近十年之后仍然如此。 在为数众多的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对于布迪厄思想的热衷俯拾即是，而至今也没有减退的迹象。当然，应用领域越广泛，误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布迪厄将自己的方法称为“结构性的建构主义”，而在当今的研究中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即研究者往往会提供一种羸弱的建构主义模式，在其中研究者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所进行的描述是非常泛泛的，其中对布迪厄概念的使用可以说是一知半解的。这样的方法对材料进行了过于隐喻性的处理，而非提供一种真正的“场域分析”。如何来研究，又要如何表征，我们始终处于这样的挑战之中。布迪厄运用了多种形式的几何学分析，而其中大多数的形式已经成为研究者们所效仿的一般性方法。不过，他们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训练与支持，并且也需要民族志分析的补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捕捉到一种场域的实践逻辑。多元对应分析就其自身来说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布迪厄的洞见在社会系统工作中所展现出的潜力既具有启发性，也会令人望而却步。他自己就经常声称，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发布自己“年轻时候的工作”。而且，事实上一种充分且必要的场域工作模式需要日积月累且一丝不苟地分析，并且需要纯熟的材料处理技术提供支持。我们不应该以一种过于死板的教条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概念。相反，我们应当在对概念的谨慎使用中获得一种更进一步的术语，需要牢记的是，在武器库中添加任何新的东西都必须基于材料与问题需求之上的逻辑必要性，因此，一旦脱离这些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切实可用的术语了。而与此同时，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布迪厄在他的主要研究中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甚至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世界就已然如此。比如，过去的场域分析是对于真实的社会空间的分析，而如今我们又怎样将这种分析运用于互联网提供的无限可能之中呢？有评论就指出，站在今天的世界来看，布迪厄的工作是如此地接近人类学；我们需要思考一种“自然资本”，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下被不断摧毁的存在者与生态系统。经济世界如今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信贷体系越来越趋向失控，而这又是货币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所在，当今的世界就处于这种自我掣肘的悖论之中。 在这一意义上，布迪厄的学术也需要“升级”，但这种升级当然也要建立在保留其原初视野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最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我们必须记住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确实有着一个目的。一方面，重中之重的是对于真理自身的追求；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真理也就意味着一种普遍性的视角，一种旨在“恢复人们行动之意义”的人道主义工程——并且由此更好地改善他们的境遇！反思就是这一工程的核心，对于研究者们来说，无论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还是对我们的发现加以建构，这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精神。要认识这种反思性要素在布迪厄理论中的潜能，这仍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来理解它。
新版对于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多思考，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信心，让我们以布迪厄的原则来对布迪厄的关键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发展和运用吧。
《导读阿伦特》
无论是谁，若想要弄明白20世纪欧洲那段伤痕累累的历史，甚或认为思考的目的就在于阐明我们身处其中的周遭世界，那么汉娜·阿伦特（1906—1975）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思想家。她是政治理论、哲学、现代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得到公认的重要人物，也是新兴的大屠杀研究和犹太研究的精神向导。除了阐明阿伦特的关键政治观念和哲学观念之外，本书还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申论阿伦特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将会考量阿伦特著作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的作用，尤其是文学叙事在理解历史和我们的文化、政治身份上的作用。阿伦特重视讲故事（story-telling）甚于哲学思考，因为前者注意到了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她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在质疑霸道的、绝对的“真理”观念，推崇一种理解人的独特自我、这一自我在其中得以存身的共同体以及更宽广的世界之间关系的新方式。文学为阿伦特远离这一哲学传统提供了一个关键资源。她在晚期的一篇文章中说，“没有什么哲学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比得上一个叙述得当的故事”（MDT：22）。
或许，与这套丛书里的许多其他批判思想家相比，阿伦特没那么为人所知。在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学生提供的各种模块的批判理论和文学理论书目中，也很难找到阿伦特的作品。倘若阿伦特的作品真如本书宣称的那样对文学专业的学生大有裨益，那真是可惜了。情形反倒是，英语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有关批判思考和“理论”的主流观念常常是由法国人而且是法国男人给出的，他们在阿伦特去世的1975年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在英语系所中引发了争议。因此，我们可以说，阿伦特是一位先于理论革命的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她恰好是在英语世界高等教育机构的理论出场之际去世。
在过去的数年里，这种主流的“理论” 观念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最近出版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以一种很戏谑的方式说到了这一挑战。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那些开创性作品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其中一些人都已经倒下了。无常的命运让巴特倒在了巴黎的洗衣车下，让福柯染上了艾滋病；打发了拉康、威廉斯（Williams）和布迪厄（Bourdieu），并把杀害了妻子的阿尔都塞囚禁在精神病院。看来，上帝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Eagleton 2004：1）
然而，伊格尔顿之所以断定我们当前所处的乃是一个“理论之后”的境况，绝不只是因为大多数理论开创者已然不在人世，而在于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多数当代评论家看来，这些大牌理论家的观念业已被证明无法适应21世纪初全球形势中的一些激烈变化。尤其是在今天“反恐战争”的年代，这些观念日益显得过时或不得要领。比如，杰出的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49—）在她最近出版的著作《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中，就提出了另一个框架来理解9.11恐怖袭击的暴力。她并没有把这次袭击当成一次战争行为，而主张我们要把对双子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袭击理解为“全球政治共同体之［……］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性”的证据。尽管巴特勒提出了这一主张，但她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对这一相互依赖性加以理论化”（Butler 2004：xii-xiii）。这里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像9.11这样的事件似乎耗尽了“理论”去理解它们的能力，或者说对它们加以“理论化”的能力。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针对日益在我们世界横行的种种新原教旨主义所给出的与众不同的批判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阿伦特。
本书的目标就是向大家介绍阿伦特那些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政治困境相呼应的重要观念，与此同时，也对阿伦特的作品如何受限于她对规定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化、政治和思想危机之回应，提供了一个清晰明了的说明。阿伦特是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有近20年的无国籍经历，而且是一个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着复杂感情且时而抱持惹人争议之态度的犹太知识分子。她是最早一批持续反思纳粹死亡营之恐怖的批判思想家之一，在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她是热心介入这个给予她庇护所之国公共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阿伦特自己的一生与20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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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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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猫老师译 |
本书第2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回顾、修正和拓展我们对于皮埃尔·布迪厄著作的理解。其中的每一章都经过了本书参与者们的重新思考，并以一种传记结合具体材料的视角，对第1版的诸多论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与澄清。不过，我们还必须要加入一个全新的部分，题为“应用”。在完成了第1版的诸多章节之后，我感到我们还需要将这些概念的具体应用纳入其中，因此，我加入了一些关于方法论原则的后续章节。在这里，从布迪厄的视角出发，我给出了一种能够指导研究的实践框架，对于那些即将成为研究者的人来说，这为他们在研究中运用布迪厄的那些基本要素提供了依据。在新的版本中，这一后续部分被拓展成了一个完整章节，并且加入了“社会空间”与“政治”两个章节作为补充。前一章节是对方法论的进一步讨论，当我们建构与表征社会语境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必由之途，并且我们还提供了相应的实例与导引，这些实例与导引将引导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术语来思考空间问题。而关于政治的章节则提醒我们，在布迪厄的大多数著作背后都潜藏着激进的政治意图，以这种途径来思考他的诸多思想，就可以将这些思想最大限度地带到政治舞台之上，带入社会。
推出这样一个新版本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应一些批评。总的说来，本书已经获得了评论界的认可，而且在那些对布迪厄的工作感兴趣的学生与研究者当中，本书也颇受欢迎。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此一章接一章来处理这些概念是一个很冒险的工程。在我的大部分的写作中，我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所有这些概念必须以一种整体的形式来看待，而不是割裂的、被孤立的使用。而且，我也确实感到通过一个接一个地审视这些概念，我们仍然能够进一步获得某些启示，并且通过某种方式，我们也能够以个人的视角来透视他人。有一些评论者确实已经指出了这样一部著作所要冒的风险。比如，有些人就指出，甚至谈论主观性与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缄默地朝向某种割裂的二元对立的方式。而另外一些人则谈到，在场域与习性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逻辑优先性，或者坚持说你无法在完全脱离一者的情况下谈论另一者。布迪厄的认识论总是要求一种辩证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思考一者的同时把另一者带入其中。因此，我还是很乐于提供这种张力，当你一个接一个地阅读这些概念的时候，你也必须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图像———当这些概念全部被动员起来时，如何就能构成一种认识论的整体面貌。我同样也感到我们需要在本书中创造出更丰满的叙事结构，因此才采用了你将会看到的各个章节的标题与引介方式。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些做法是为了让我们更便捷地消化这些主要概念，而不是要暗示任何实质上的理论倾向。这个新版本在保留了原版本基本结构的同时，既能够提高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敏锐度，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细致地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
当然，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归根结底还是仰仗布迪厄自己著作的价值和影响，在他去世将近十年之后仍然如此。 在为数众多的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对于布迪厄思想的热衷俯拾即是，而至今也没有减退的迹象。当然，应用领域越广泛，误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布迪厄将自己的方法称为“结构性的建构主义”，而在当今的研究中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即研究者往往会提供一种羸弱的建构主义模式，在其中研究者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所进行的描述是非常泛泛的，其中对布迪厄概念的使用可以说是一知半解的。这样的方法对材料进行了过于隐喻性的处理，而非提供一种真正的“场域分析”。如何来研究，又要如何表征，我们始终处于这样的挑战之中。布迪厄运用了多种形式的几何学分析，而其中大多数的形式已经成为研究者们所效仿的一般性方法。不过，他们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训练与支持，并且也需要民族志分析的补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捕捉到一种场域的实践逻辑。多元对应分析就其自身来说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布迪厄的洞见在社会系统工作中所展现出的潜力既具有启发性，也会令人望而却步。他自己就经常声称，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发布自己“年轻时候的工作”。而且，事实上一种充分且必要的场域工作模式需要日积月累且一丝不苟地分析，并且需要纯熟的材料处理技术提供支持。我们不应该以一种过于死板的教条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概念。相反，我们应当在对概念的谨慎使用中获得一种更进一步的术语，需要牢记的是，在武器库中添加任何新的东西都必须基于材料与问题需求之上的逻辑必要性，因此，一旦脱离这些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切实可用的术语了。而与此同时，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布迪厄在他的主要研究中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甚至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世界就已然如此。比如，过去的场域分析是对于真实的社会空间的分析，而如今我们又怎样将这种分析运用于互联网提供的无限可能之中呢？有评论就指出，站在今天的世界来看，布迪厄的工作是如此地接近人类学；我们需要思考一种“自然资本”，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下被不断摧毁的存在者与生态系统。经济世界如今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信贷体系越来越趋向失控，而这又是货币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所在，当今的世界就处于这种自我掣肘的悖论之中。 在这一意义上，布迪厄的学术也需要“升级”，但这种升级当然也要建立在保留其原初视野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最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我们必须记住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确实有着一个目的。一方面，重中之重的是对于真理自身的追求；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真理也就意味着一种普遍性的视角，一种旨在“恢复人们行动之意义”的人道主义工程——并且由此更好地改善他们的境遇！反思就是这一工程的核心，对于研究者们来说，无论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还是对我们的发现加以建构，这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精神。要认识这种反思性要素在布迪厄理论中的潜能，这仍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来理解它。
新版对于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多思考，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信心，让我们以布迪厄的原则来对布迪厄的关键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发展和运用吧。
《导读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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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若想要弄明白20世纪欧洲那段伤痕累累的历史，甚或认为思考的目的就在于阐明我们身处其中的周遭世界，那么汉娜·阿伦特（1906—1975）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思想家。她是政治理论、哲学、现代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得到公认的重要人物，也是新兴的大屠杀研究和犹太研究的精神向导。除了阐明阿伦特的关键政治观念和哲学观念之外，本书还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申论阿伦特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将会考量阿伦特著作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的作用，尤其是文学叙事在理解历史和我们的文化、政治身份上的作用。阿伦特重视讲故事（story-telling）甚于哲学思考，因为前者注意到了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她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在质疑霸道的、绝对的“真理”观念，推崇一种理解人的独特自我、这一自我在其中得以存身的共同体以及更宽广的世界之间关系的新方式。文学为阿伦特远离这一哲学传统提供了一个关键资源。她在晚期的一篇文章中说，“没有什么哲学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比得上一个叙述得当的故事”（MDT：22）。
或许，与这套丛书里的许多其他批判思想家相比，阿伦特没那么为人所知。在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学生提供的各种模块的批判理论和文学理论书目中，也很难找到阿伦特的作品。倘若阿伦特的作品真如本书宣称的那样对文学专业的学生大有裨益，那真是可惜了。情形反倒是，英语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有关批判思考和“理论”的主流观念常常是由法国人而且是法国男人给出的，他们在阿伦特去世的1975年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在英语系所中引发了争议。因此，我们可以说，阿伦特是一位先于理论革命的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她恰好是在英语世界高等教育机构的理论出场之际去世。
在过去的数年里，这种主流的“理论” 观念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最近出版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以一种很戏谑的方式说到了这一挑战。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那些开创性作品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其中一些人都已经倒下了。无常的命运让巴特倒在了巴黎的洗衣车下，让福柯染上了艾滋病；打发了拉康、威廉斯（Williams）和布迪厄（Bourdieu），并把杀害了妻子的阿尔都塞囚禁在精神病院。看来，上帝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Eagleton 2004：1）
然而，伊格尔顿之所以断定我们当前所处的乃是一个“理论之后”的境况，绝不只是因为大多数理论开创者已然不在人世，而在于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多数当代评论家看来，这些大牌理论家的观念业已被证明无法适应21世纪初全球形势中的一些激烈变化。尤其是在今天“反恐战争”的年代，这些观念日益显得过时或不得要领。比如，杰出的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49—）在她最近出版的著作《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中，就提出了另一个框架来理解9.11恐怖袭击的暴力。她并没有把这次袭击当成一次战争行为，而主张我们要把对双子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袭击理解为“全球政治共同体之［……］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性”的证据。尽管巴特勒提出了这一主张，但她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对这一相互依赖性加以理论化”（Butler 2004：xii-xiii）。这里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像9.11这样的事件似乎耗尽了“理论”去理解它们的能力，或者说对它们加以“理论化”的能力。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针对日益在我们世界横行的种种新原教旨主义所给出的与众不同的批判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阿伦特。
本书的目标就是向大家介绍阿伦特那些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政治困境相呼应的重要观念，与此同时，也对阿伦特的作品如何受限于她对规定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化、政治和思想危机之回应，提供了一个清晰明了的说明。阿伦特是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有近20年的无国籍经历，而且是一个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着复杂感情且时而抱持惹人争议之态度的犹太知识分子。她是最早一批持续反思纳粹死亡营之恐怖的批判思想家之一，在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她是热心介入这个给予她庇护所之国公共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阿伦特自己的一生与20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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