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一直都是别人。”

从伯顿的例子看来，高度敏感的孩子往往是人生要比其他人更辛苦的不幸者。这种辛苦不是说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这是与生俱来的纤细敏感易碎的神经，是很需要得到家庭的温暖和周围人的关爱的。

这样的人不能因为你觉得他脆弱黏人，就刻意去“锻炼”他，试图用刺激和打击的方式让他学会勇敢坚强。

伯顿在襁褓里因为惹恼了母亲，被她抽耳光，扔在地上，不管不顾地离开。从小到大饱受了很多家暴的“锻炼”。

他是“勇敢”了，“坚强”了，哭的也少了，然而伤痕就像晚上的月亮到了白昼，虽然看不到，却仍然真实存在的。

随着岁月推移，伤害积累太多，只会伤得更深，更狠。

从他75年10月在约翰内斯堡的酒店里养病期间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还是好爱好爱泰勒。

一大早，她还在睡觉，他就颤抖着身体，扶着墙去酒店大堂的酒吧门口敲门，让经理给他拿伏特加。

他不想抖得太厉害，只能用酒精来压制。 他之所以一大早空腹喝伏特加，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在给她早安吻的时候，口腔气味稍微好一些。

为了安抚她，他还是在经济情况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给她买110万美元的粉钻戒指，作为结婚礼物。

在约翰内斯堡，他还给她买了一只30几克拉的蓝宝石戒指，强撑病体出来把它展示给摄影记者看，以维持他们的婚姻稳定。 他最难过的，大概是明明心中这么多伤，就因为表面上看不出来，不能以身体疾病的方式被检查出来，他就不被理解，不被信任，连他唯一一个依赖的人都认为他是在装病，他还能怎么办呢？

没有多少人愿意关爱他这种矫情的作精。他在74年时曾经流着泪向一位朋友求助，“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他大概直到最后两年，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必须做一个勇敢坚强的人，虽然他实际上做不到，但他必须假装能做到。

因为无论是谁，都不喜欢给自己找太多麻烦的人。母亲尚且没办法长年累月地忍受患有疯病的子女呢，更何况妻子？

所以，他对最后一任妻子萨莉特别温柔，特别客气。从来不会发火，甚至不会有任何愁绪在她面前暴露。他的身体上即使痛得再厉害，他也是一声不响的。

如果不是最后问她要那几片阿司匹林，他根本不会把他的头痛告诉她；如果不是他当时痛得连起身都困难，他完全可以自己悄悄吃药，而不是要麻烦到她。

更何况，一旦她在将来知道是这几粒药导致了他的死亡，那么她将会是多么的自责啊。

在她把药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有说话，只是对她羞涩地笑了笑，用眼神告诉她，“我很抱歉。”

然后把药吃了下去，就再也没有和她说过什么话了。 他的助理布鲁克，既是他的教子，也是他没有通过法律文件正式收养的养子。从68年到84年，布鲁克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把他视为父亲。

“八岁起，我父亲（埃姆林）就将我放在了他的羽翼之下。在我眼里，他总是无所不能的，他什么都能做到。即使他做不到，他也会假装做到。”

没有人喜欢真实的可憎的他，他做不到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却也只能假装做到。毕竟，他的职业就是演员。

曾经有个妇女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邮局里，看到一个男人正弯腰背对着她，朝邮筒里塞信，背影很像她的一个朋友。

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嗨，约翰。”

他转过身来，她一下子愣住了，认出了这位大明星。她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我，我以为你是别人呢。”

伯顿微笑着回答，“没错，我一直都是别人。” 图为75年11月10日，刚刚从约翰内斯堡飞回伦敦，在多切斯特酒店里举办的伯顿50岁生日派对上的伯顿夫妇。

泰勒脖子上挂着的宝格丽蓝宝石项链，是他在72年时送给她的40岁生日礼物。

实际上在这个派对上，外人都看出来伯顿的精神状态很糟，说看到他“非常安静，非常病态”，“脸色坏极了，就好像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