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民族

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定会转化为集体意识。而集体意识又会外化于集体行动。对于某些民族来说，最深重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身为“受害者”的体验。身为受害者的一大困境就是无法与自身取得和解，必须通过一个外在对象来对此种情感的折磨进行化解。受害者意识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因其无法以常规方式摆脱，因而又容易流为一种“历史的滥用”。受害者心理往往无法通过战胜“加害者”敌手之后的快感得以完全消除，而通过歧视或迫害某些比自己更弱小的群体，其缺失感反而有时能够获得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受害者缺乏的是对自身责任和独立的确认感，这种确认感的缺失，有时又可以通过向权威寻求保障来得到弥补。受害者心理与权威主义人格非常类似，但并非基于、或不只基于个体早年的家庭、学校经历。

对于文明/野蛮这一对范畴而言，它们往往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加以利用的话语工具，是受害者心理的成因之一。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文明意识恰恰具有某种自我通过自身完全实现的指向性。因此，受害者往往缺乏一种可以将自我确立为文明的能力，而处于一种自我意识始终无法确立、永远在过程中的循环往复感。具有受害者心理的民族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水火不容的。马克思主义颠倒了黑格尔的精神秩序，将劳动者自我意识、劳动过程、劳动成果相统一的绝对整全性作为自我完全确立的基本条件。但受害者心理因为无法与自身取得和解，因此，无法完成这种自我实现：在自我意识和劳动过程、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统一间形成了一些心理障碍，它们令个体与自身外化的劳动成果的统一无法以心安理得的方式得以享受，或者说受害者并不具有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其原因并不是生产方式和所有权，而是精神的与心理的——受害者不能理解也无法掌握没有他者的自我的权力。因此，吊诡的是，受害者往往通过失败而非胜利才能获得一种解脱，这是因为从源头而非从过程中消灭了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从而可以发现，消除受害者意识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通过某种彻底失败导致的心理摧毁，将自我绑缚的责任与义务一笔勾销。另一种是通过某种集体宗教，通过一个绝对外在的他者的介入，来消融个体的存在困境，同化于一个大他者。因此我们看到，受害者民族往往有转移为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以集体宗教的积极方式实现了个体情感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极的、趋向于自我毁灭的方式实现了个体责任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