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理解国际危机：被创造的需求和不打不相识的机遇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尹继武

2018-05-16 14:48 来源：澎湃新闻

国关读书会｜《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启示：领导人偏好的危险性

【编者按】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平静，全球热点地区危机频发。近日，由美国迁移驻以色列大使馆引发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的冲突已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朝鲜则刚刚宣布中止原本预计于今天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并表示有必要考虑取消美朝首脑会谈，给本已缓和的半岛局势又带来新的变数。国际危机如何产生？又该如何化解？本期“国关读书会”继续刊出理查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一书的书评：国际危机源于被创造出来的需求，但同时也是“不打不相识”的机遇。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

国际危机是古今中外国际社会中的常态，比如朝核危机在美国新任政府上台后，持续升温，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而中东地区危机与战争不断，黎民饱受纷乱之苦。传统上，危机一般都认为反映了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很多国际危机都是由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战略竞争所导致。危机升级意味着战争的逼近，国家表态一再强硬，国内舆情高涨，备战如箭已上弦，危机导致冲突与战争，然而也有部分危机管控较为成功，甚至危机后国家间关系得以重塑，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纷繁复杂的国际危机乱象，需要理论的指导。近期，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经典著作《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本质》中译本得以出版，为理解当下的国际危机升级与缓和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勒博的这本经典著作，不仅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科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讨论情绪对于错误知觉乃至危机升级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一本极富理论创造性，兼具丰富案例实证的国际危机经典著作。其核心论点之一，即：国际危机起源于国家的内在需求，而需求不是客观的，是可以被创造的，但是危机意味着机遇，可以化危机为机遇，迎来国家间关系的新时代。 危机起源于国家的需求 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集大成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看来，国家的错误知觉包括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认知失调、阴谋论等，一般起源于与领导人的认知相符或相违的历史学习，意思就是领导人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认知结构，对特定事情已有自己的看法和成见，因此，跟这些固化的看法不相符的信息，都会被领导人自动过滤掉。这就是“你所看到的，其实就是你所预期的”，人会不断地自我证实和辩护，为自己的观念和偏见寻找证据。 然而，勒博进一步借鉴了1970年代末期心理学中关于“热认知”的成果，提出了人之所以会犯下错误知觉，出现过早的认知闭合，不愿意学习和吸纳新的信息，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人内心的愿望，即“我所看到的，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正如在古代波斯战争时期，如果战地前方的信息员带回战败的消息，那么他会面临被愤怒的民众和国王斩杀的命运，因为战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对胜利充满渴望的人们，极力不愿意看到负面的消息，规避并过滤掉这些消息，维持内心的荣誉感、对于胜利的祈求。同理，在二战中，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和战略准备工作，虽然保密极好，但仍有优秀的苏联特工捕捉到了相关的情报，然而，当特工将这重要的信息汇报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时，得到的回报却是以哗众取宠为名的逮捕。被希特勒突然袭击，遭受惨败，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极力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从内心极力否定这些负面消息出现的合理性。 总而言之，领导人内心的愿望思维，会导致他只希望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信息，而极力否认、避免不利消息的出现，影响他对时局的判断。这可能产生要么是将敌意合理化，要么是忽视对方的战略决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国际危机并不仅仅是来源于领导人的预期所引发的错误知觉，同时很多案例中，也是来源于他内心的情感和政治需求，这种需求往往会驱使他规避不利的消息，产生过早的认知闭合，而不是在充分的信息理性讨论中形成正确的时局判断。麦克阿瑟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心的低估，尼赫鲁对中国武力反击决心的低估，都是这些愿望思维所产生盲目乐观和自信的体现。 需求是客观的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的需求是客观的吗？是否特定时期内，国家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危机爆发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上，需求不是客观的，它不仅来源于领导人的内心情感需求和愿望思维，同时也是整个官僚政治弊病的彰显，更是某种意义上民族自我形象的需要。 其一，领导人的内心情感需求。犹如上文所述，中国对朝鲜战争以及印度在边界挑衅的消极退让，这是麦克阿瑟和尼赫鲁内心所希望的。当然，这种内心的愿望是有系列的证据支持，比如中国实力的不足、有利时机的错失、传统上对于中国行为的判断以及双边友谊等。领导人往往会将上述证据进一步用来证实自己内心的愿望，而排除其他各种不利的证据，比如中国的威慑信号、一再表态，都被认为是虚张声势。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这种愿望也是与他个人的个性相联系起来的，比如尼赫鲁在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积聚了极高的声望，乃至他自负地认为中国的国际生存都是靠他的大力“提携”。特朗普对于朝核问题的优先关照，也是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他想在外交上建功立业，打破常规，这样他就可以显摆“只有我才能做到”，以此改变其在国内政治上的被动，能加分，巩固在他国内政治中作为“弱势总统”的地位。 其二，认知的过早闭合也是国内政治的驱动。一旦领导人的内心情感和政治需求成为驱动他行事的理由，那么，在缺乏领导人的开明和开放文化的环境下，国内政治事实上对于错误知觉、认知过早闭合起到了催化的作用。比如，由于领导人“心意早已决定”，那么一般圆滑的团队成员，均是顺从领导的意愿，而非老是挑战他的意志。麦克阿瑟和尼赫鲁对于“不听话”下属的打压即是例证。同理，特朗普团队成员的辞职和“被开除”，也是家常便饭。前国务卿蒂勒森的相对温和对华态度，也是遭受到不得不离局的下场。所以，贾尼斯所说的“小集团思维”成为典型的官僚政治文化，也经常引发决策的大失败。 此外，一种国家与民族层面的自负与自信的形象，也是驱使领导人走向自负的因素。这一点在尼赫鲁时期的印度体现极为明显。正如上文所述，二战后印度的国际角色非常活跃，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沟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万隆会议的召开，进一步使印度以第三世界国家领袖自居。这种虚幻的国际地位和角色的烘托，加之印度自身悠久历史文化的自我优越感，以及尼赫鲁良好家世和教育的基础，凡此种种，导致印度领导人对于自身优越的绝对自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也是导致认知过早闭合，不愿意充分吸纳良言，积极调整自己的看法。乃至于尼赫鲁自中印边界战争后一直不能从自身的“认知崩塌”中走出来。 如上所述，国家和领导人的内心愿望和需求，被证明是很多国际危机的重要错误知觉起源。重要的是，需求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更进一步，需求也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领导人的需求受制于他的个性和情感，更多来源于政治需要。国家的需求更是一个政治塑造和生产的过程。商人可以贩卖焦虑，制造恐慌，引发普通民众对于商品稀缺的需求，同样国家也是如此，当人对于未来前景的预期变得更为焦虑，那么需求无疑大大提前，甚至无中生有。从地产中介的大忽悠，到国家贩卖战争与安全威胁，无不如此。 化危机为机遇，前途依然光明 当然，战争是危机的升级结果，而和平是甚为珍贵的。很多危机本可避免，但由于诸多心理和政治因素的激发，往往走向了冲突与战争。但仍有部分危机其实带来了“机遇”，经历过危机之后，反而给相关国家间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个中原由，最为重要的是在于领导人对于危机局势以及相互意图的判断。 比如，危机带来的战争风险及其评估让领导人认识到，战争风险实际上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因此要尽力进行危机管控，避免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同时，危机局面让领导人之间不得不面对最为危险的局面，需要找到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沟通方式，澄清双方的终极关注。在此意义上，危机为敌对双方的沟通提供了机遇，因为战争的风险使得双方不得不理性思考，需要清晰沟通，掌控风险。这可能会为先前的僵局打开了一些方便之门，也可能双方能够及时捕捉到对方的合作意图，认真思考双边关系和解的可能。历史上古巴导弹危机、法绍达危机（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苏丹引发危机，以双方达成妥协告终——编者注）以及近期的朝核危机均是很好的案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举行的第66期读书活动暨“勒博政治心理学思想”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审定，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责任编辑：朱郑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