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论文中的真言假意

学位论文中的真言假意
 
六月是高校集中答辩的日子。承蒙信任，每年总是被邀请以读者的身份对一些学友和师弟妹们的硕博论文进行阅读评论，以求在过堂前把一些问题消灭。
在阅读中，除了一些诸如语法等个别问题之外，总是有一些共同性的问题让人感到费解。这些问题也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困扰着我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判断。这些问题可以用“假的真话”和“真的假话”来概括,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创新性。学位论文被要求清楚地交代理论创新点。但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哪里有那么多的“创新”啊？但为了应对形式要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情况：或是作者用“我认为……”的句式来把诸如研究视角的转变当做“创新”，或者是出现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大胆假设”乃至疯言疯语。
第二、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形式要求也被称为课题的“当代意义”。区分两类，在课题应用性较强的论文中还好，但是在那些所谓的学理取向的论文中（尤其是以西学脉络中的问题为题的论文），这确实难为了论文的作者，于是文字游戏再现。要知道理论的意义并非简单而即时性地应用于具体的实践。
第三、论文字数与研究方法。很多高校都对论文的最低字数有硬性要求，一篇硕士论文不能够少于三万，博士论文不能少于十万或二十万。于是为了凑够字数，论文中充斥着“假的真话”和“真的假话”。也不用说学位论文，我现在也发愁呢，出站报告须要十万字，其实我完全可以用六七万字就解释清楚。而关于研究方法，在很多论文都能够看到诸如“本文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等等，可笑的是，诸如“经济学方法”，“法学方法”，“跨学科研究”等也开始用来装点门面，请问有几个人能够真的理解这些方法或贯彻使用了这些方法？另外指出一点，这个“跨学科研究”也被用滥了。
暂时说这些，恐怕还有一些问题我没有涉及。
2008年，蒙邓正来师提携，我到复旦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就着这次机会，我对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思路和取向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反思和调整。我个人的判断，目前的法学研究领域中有一种很盛的自娱自乐或自言自语倾向，尤其是在规范性较强的法理学研究中，空泛虚妄的大词满天飞，艰涩玄奥的宏论遍地走。论文泡沫不少，着实让人虚火上升。此种情况借用汉学对宋学的诋毁，可谓“凿空”。当然，另一种情况也让人挠头，学生们不会恰当地组织和运用材料，尤其是考证类的文献，致使文路凌乱而逻辑不顺，所答非所问，借用宋学对汉学的诋毁，可谓“琐碎”。现在看来，过度使用文献，或过度依赖考证也属于“琐碎”，但是这种“琐碎”恐怕还有很大的意义。
基于对以上学术研究中的“假的真话”和“真的假话”问题的思考，我给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以规诫自己的研究和行文——宁遇“琐碎”之非，不著“凿空”之文。既不曲意逢迎“致用”，也不封闭起来以自娱闲情。借着传统经学中的一些评论性范畴，我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能够避免出现“假的真话”和“真的假话”情况。当然，我之宁遇“琐碎”之非中的“琐碎”更多地是指文章要用史实和逻辑说话，而不是妄言“宏词大论”，力求踏实和经得起推敲。这是一种追求，需要做艰苦卓绝的文案工作，即板凳坐得十年冷，并且能够抵制不良学术评价体系的诱惑和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