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关系型社会到契约型社会？

有人总结说，中国社会亟需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关系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并进行了简单化对应：熟人社会就是关系型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就是契约型社会。

在“法制”社会呼声高涨，主流话语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造势的背景下，在“诚信”危机不断，各种公知都在极力呼换“契约精神”的大环境下，将社会分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并将其性质分别与“关系”和“契约”对应起来，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当然也包括现在，“关系”常常成为一件事情成败与否之关键，进而造成社会公平丧失的事实。以上那种定性就更显得“言之凿凿”，颇具说服力。

以前，我对此也深信不疑，不过最近听说的一件小事儿，虽不至于令我反思自身，以至榨出“皮袍下的小来”，却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下列问题：熟人社会真的一无是处吗？中国社会，应该说传统社会真的就是关系社会吗？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推动中国社会尽快走向陌生人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已经步入陌生人社会了吗？如果中国当下已经步入陌生人社会，我们的契约精神真的建立起来了吗？只要推动“法制”就能实现“契约型社会”之形成吗？

那件小事说到底也不过是一起交通事故，并不复杂：一男子骑一辆没闸的自行车，撞在同事停着的轿车上。走几步后，假装倒下，然后报警，警察来了以后，此男子装作无法走路。同事提出去附近医院，一家在本地相当不错的医院，该男子不同意，几乎穿过整座城市去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院，因为那家医院有该男子的熟人，可以开受伤证明——证明此“交通事故”造成了他本人的损伤。最后，该男子在医院中的熟人开据的鉴定结果是“肌肉轻微挫伤”。该男子医保刷卡，然后找我同事报销费用——这样就可以把医保卡中的钱置换出来，不然医保卡除了生病住院或买药，是无法置换成现金的。

本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整个事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该男子骑车过程中从衣袋里掏东西，且东张西望，没有看到停着的汽车；二、警察来了以后，有行车记录仪不看，有摄相头录像不看，直接要求我同事主动承担全责，理由是“你有车险，提担个全责怎么了！”不然不予结案，并在最后的处罚中写明同事系“实施违法行为”；三，该男子是我们同校教师，虽非同院系，但同住一个家属院。

由这件小事儿，不难发现当今社会性质演化、人际关系变化的一些端倪：

首先，我们正在走向陌生人社会，但却不是走向以“契约精神”为前提的陌生人社会，而是走向了一种没有人情，只有私利的社会。如果有人情，作为同校教师，该男子当不会如此厚颜无耻地讹诈自己的同事——这反而是在熟人社会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其次，“法制”规定中关系，应是最清楚、最基础性的，也是最不该有争议的“契约关系”。但在当今社会，因为“法制”和执法者本身的问题，使我们感到，我们离“法制社会”尚远，更别妄谈契约型社会了。如果警察真的尽职尽责，依法办事，同事哪怕赔钱，怕是也不会感到如此憋气。

再次，“诚信”并不是陌生人社会的专利，契约同样存在于熟人社会之中。中国传统并不缺乏“以诚为本，依信而立”的基因，只是被逐渐架空了——当我们呼唤诚信时，说明我们离诚信已越来越远；熟人社会中可能显在的契约不多，但“私约”却成了最有约束力的“契约”，只是私约是以道德约束为前提的，当道德被利益至上绑架后，“私约”也就不再有任务效力了。

最后，熟人社会讲究人情，人情只存在于有关系的人之间，因此人情当然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但人情社会起码还有“情”可言，而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成了冰冷的“利益”关系，早已“人情不再”。由此看来，熟人社会强调“关系”，常常造成“公平”丧失，却也常常让人感到“人情”仍在；而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确实变得陌生了，却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契约”关系，只是把“人情”完全弃置了。同事的愤怒，不是因为“赔了钱”，“担了全责”，而是因为被自己的同事（虽不熟识，但住在同一家属院）讹诈，更何况对方还是一名大学教师。我理解同事的愤怒，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愤怒，可能因为我们还都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人情”还在，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公平”还在，也还相信“教师群体的素质”是高的。

不妨作如下总结：

第一，我们确实在努力远离熟人社会，同时抛弃了所有熟人社会中不该抛弃的东西；

第二，我们确实在走向陌生人社会，却完全没有走向契约型社会，而是走向了利益型社会；

第三，我们确实在追求法制，但终究离法制还很远，相信我们还在路上！

第四，契约型社会不等于没有人情，更不能使人丧失人性，为了利益抛弃人情，无视人性，这样的契约型社会比关系型社会更可怕；

第五，不要给任务群体先入为主地贴上道德标签，任何群体都有败类，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孔子是教师，孔子是圣人，但并不是所有教师都是孔子，所以并不是所有教师都是圣人。何况孔子还去见过南子呢！

不妨作出如下思考：

是什么让我们生活的社会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人情不再、人性丧失、道德伦丧、利益至上、契约精神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