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利亚尼展:焦躁的生活,纯粹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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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
本文评论的是伦敦泰特美术馆的“莫迪利亚尼”展和纽约犹太美术馆的“脱去面具的莫迪利亚尼”展这两次展览。原文为Jenny Uglow, “Modigliani: Fevered Life, Pure Line”,原载NYR Daily, December 13, 2017,链接为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7/12/13/modigliani-fevered-life-pure-line/。翻译时我补出了原文没有提供、泰特收录条目但没有提供影像的几幅画。
莫迪利亚尼展尚未结束,在伦敦或者纽约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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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利亚尼展:焦躁的生活,纯粹的线条
珍妮·乌格洛 / 文
王立秋 / 译
“你用一只眼睛向外看世界,用另一只眼睛看自己。”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单独地看,莫迪利亚尼的每一幅肖像画或裸体画都惊人地美丽——拉长的脸,歪斜的头,优美柔软的姿势。然而,当一堆这样的画挤在一起的时候,就像眼下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的那样,莫迪利亚尼的画给人的最初的冲击,就被古怪地稀释了。在被他刚到巴黎那几年创造的肖像画包围的情况下,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总不能都是V形眉毛卵形眼吧?”这种过分独特的风格,展示了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要留下自己的印记,他要用一眼就可以认出的风格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我忍不住要引用让·科克托,他把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给他画的肖像画留在了对方的画室里,因为,他声称,他付不起把画运回家的计程车钱。“它看起来也不像我”,他说,“但它的确看起来像是莫迪利亚尼的画,这更好。”
不过,过分强调这些肖像画的相同性,也就忽视了莫迪利亚尼画中的微妙的调整、凸显人物的粗粝背景、急切的表达的要求,也许,也忽视了一种理解身份/认同本身的努力。有时,莫迪利亚尼把他画的主角的精神表达得如此精确,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在说话——就像他为他矮小利落而紧张的赞助人,保罗·纪尧姆画的肖像画那样。而在泰特的展览中,只有两个人完全逃过了他的绘画公式,就好像他们的人格太过于巨大,而无法放入画框那样。一个是不可识别的,泡泡脸的毕加索,另一个则是惊人地有力的迪亚哥·里维拉,他用滚动的能量填满了画布。
莫迪利亚尼是西班牙系犹太人,出生在利沃诺的一个商人家庭,幼年多病,饱受结核病之苦。少年时,他研究艺术并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地游历,阅读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尼采、及柏格森的著作。不安分且在家乡深感无聊的他一直梦想着巴黎,那个勇敢的立体主义者和野兽派的故乡。1906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他,比毕加索、马蒂斯和布朗库西晚两年来到了巴黎,他径直来到传说中的蒙马特尔的波西米亚村。在这里,他得到了医生和收藏家保罗·亚历山大的赞助,并与戴尔塔街的其他艺术家共享工作空间。(莫迪利亚尼为保罗的兄弟,让·亚历山大画的一幅画布背面有一个面容姣好的裸体像的精美肖像画,就像是这个环境穿上衣服和不穿衣服的景象。)
(展览上)一个由相片和影片组成的,唤起记忆的蒙太奇把蒙马特尔带到了我们眼前,并展现了莫迪利亚尼在1909年的活动——他跟随布朗库西穿过城市来到了蒙巴拿斯。有着著名的圆顶咖啡馆、多磨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和蜂巢集体工作室的蒙巴拿斯,在当时是各种观念和美学运动的交汇之地,它有意识地保持着世界主义的姿态。莫迪利亚尼的早期作品,其粗糙的画法和明亮的色彩,表明他是如何研习塞尚和图卢兹-洛特雷克的,尽管面色苍白的女人透露了这些画继承的象征主义的遗产。
尽管不久之后,和他的许多同侪一样,莫迪利亚尼看起来更加向往远方,开始着迷原始主义、非洲的面具、埃及的雕像、和柬埔寨的“高棉”佛像。在布朗库西的鼓励下,他回归了先前所爱,雕塑,直接用巴黎建筑工地散布的石灰和砂石来雕塑。他的七尊石雕头像——依然是拉长的、简化的形式——出现在1912年秋季沙龙上,和立体主义的绘画放到了一起。这次泰特选择展出的石雕头像——它们不朽、优雅、怪异地平静——也在他探索力量的诗学、作为建筑的身体的女像柱素描,或者说,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温柔之柱”那里找到了平衡。
纽约犹太美术馆正在举行的“脱去面具的莫迪利亚尼”展览中,和一系列女像柱素描一起展示出的,是风格化的头像素描,这些头像的面部的几何构造,看起来几乎是强迫性地宁静、安详的,像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坚持,他们提供的,是对艺术家生活的神话——即,认为莫迪利亚尼的一生,是一次狂野、鲁莽、自毁的骑行——的纠正。但我们能把这二者,即生活与神话分开吗?如果有什么的话,泰特对展品的编年安排,强调的是传记,和它的线条的纯粹与他的生活的混乱之间的对照。这就引出了那个古老的问题,对艺术家的缺陷的认识,会不会贬损其艺术的价值呢?在莫迪利亚尼这里,我不认为会发生那样的情况。的确,他任性、骄傲、“作”出了现代主义的受苦的艺术家的样子;他以似阴茎的形式把女性的身体客体化了;他拥抱对“原始”艺术的文化挪用,而没有片刻的不安。他终日饮酒、吸食大麻:在喝醉的时候,他大吼但丁和维庸的狂言和迪加斯(即洛特雷阿蒙)的疯狂、狂暴的《马尔多罗之歌》(也是十年后超现实主义者们最爱的作品之一)。朋友们猛然陷入狂暴或绝望地向一堵墙撞去。但是,噢,他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可以激烈地作画,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一幅肖像画。纽约的展览上展出了一些素描展示了他在捕捉姿势上的急切——倚在乐器上的大提琴手;在画室里僵直地背光站立的保罗·亚历山大;在他的沙发上歇息的,高挑、美丽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她于1910年来到巴黎并成为他的情人)。另一段更加跌宕起伏的情事,是与作家比阿特丽斯·黑斯廷斯的邂逅,后者的肖像画,正是泰特展览的主要展品之一,画中黑斯廷斯一头黑发,撅起嘴唇,以一个优雅而独立的姿势傲然而立。但纽约展览上那一系列快速勾勒的、动态的裸体素描,和伦敦展览上这一系列非凡的裸体画,也表现出莫迪利亚尼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更加冷静的痴迷。这些刺激感官的倩影——这些用黑色线条勾勒出来的,曲线优美的肩膀、胸部和大腿,聪明地既致敬了以往的大师,也参照了同时代的风格——是一次大胆的,商业上的冒险。从1916年起开始帮莫迪利亚尼卖画的波兰诗人利奥波德·博罗夫斯基提出计划,提供材料,把自己的房间借给他当画室,帮他保存画好的画,每天付给艺术家十五法郎、给模特五法郎(与工厂女工的工资相比,这可是一份不薄的收入)。但这些裸体克服了对男性目光的一味的吸引。她们的身体被理想化了,是流畅的性的形状,但她们的脸却是作为个体的女人的脸:有的坦率地往外看,或从长长的睫毛下面挑逗地凝视;有的则闭上眼,或任脑袋懒洋洋地耷拉在那里,就好像对整件事情感到无聊那样。聪明的阿尔及利亚模特阿尔梅萨戴上了她的项链;正直的爱尔维拉有一种自立的尊严。这情况就好像是,莫迪利亚尼本人在她们泰然的静止中找到了安宁,从而远离了他那焦躁的生活,远离了战争带来的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
1917年12月,一名震惊于对阴毛的展示的片警,要求莫迪利亚尼撤展,并成功地终结了莫迪利亚尼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个展。四个月后,莫迪利亚尼离开了被炮火轰击的巴黎,前往法国南部。与他同行的朋友包括画家柴姆·苏丁和莫迪利亚尼年轻的伴侣,让娜·艾比戴尔娜。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她,画她红褐色的头发和苍白、空洞的眼眸;而在他们的女儿(也叫让娜)出生后,最终,这看起来是一个更加安稳的承诺了。
在正午的阳光下,莫迪利亚尼为朋友、当地的农民和女工及她们的孩子画着扁平、却充满表现力的肖像画,偶尔,他也会尝试画一些受塞尚启发的风景画。但巴黎又把他拉了回去。1919年,他在蒙巴纳斯的大茅屋街搞了一个画室:泰特展览中的一个巧妙的,戴耳机的虚拟现实装置使我们可以亲自走进这个空间,亲眼看到画室中的画板和窗外透入的阳光,烟灰缸和杯子以及尚未完成的画布。但这时,莫迪利亚尼已经生了重病;1920年1月,他死于结核性脑膜炎,年仅三十五岁。两天后,怀着他们第二个孩子的艾比戴尔娜也自杀了。死亡使神话变得神圣起来。然而,在痛苦之上,莫迪利亚尼的画翱翔着飞入了蜿蜒而充满恩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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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
本文评论的是伦敦泰特美术馆的“莫迪利亚尼”展和纽约犹太美术馆的“脱去面具的莫迪利亚尼”展这两次展览。原文为Jenny Uglow, “Modigliani: Fevered Life, Pure Line”,原载NYR Daily, December 13, 2017,链接为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7/12/13/modigliani-fevered-life-pure-line/。翻译时我补出了原文没有提供、泰特收录条目但没有提供影像的几幅画。
莫迪利亚尼展尚未结束,在伦敦或者纽约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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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知名摄影师拍摄的莫迪利亚尼 |
莫迪利亚尼展:焦躁的生活,纯粹的线条
珍妮·乌格洛 / 文
王立秋 / 译
“你用一只眼睛向外看世界,用另一只眼睛看自己。”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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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1917年 |
单独地看,莫迪利亚尼的每一幅肖像画或裸体画都惊人地美丽——拉长的脸,歪斜的头,优美柔软的姿势。然而,当一堆这样的画挤在一起的时候,就像眼下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的那样,莫迪利亚尼的画给人的最初的冲击,就被古怪地稀释了。在被他刚到巴黎那几年创造的肖像画包围的情况下,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总不能都是V形眉毛卵形眼吧?”这种过分独特的风格,展示了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要留下自己的印记,他要用一眼就可以认出的风格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我忍不住要引用让·科克托,他把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给他画的肖像画留在了对方的画室里,因为,他声称,他付不起把画运回家的计程车钱。“它看起来也不像我”,他说,“但它的确看起来像是莫迪利亚尼的画,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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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克托》,1916年 |
不过,过分强调这些肖像画的相同性,也就忽视了莫迪利亚尼画中的微妙的调整、凸显人物的粗粝背景、急切的表达的要求,也许,也忽视了一种理解身份/认同本身的努力。有时,莫迪利亚尼把他画的主角的精神表达得如此精确,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在说话——就像他为他矮小利落而紧张的赞助人,保罗·纪尧姆画的肖像画那样。而在泰特的展览中,只有两个人完全逃过了他的绘画公式,就好像他们的人格太过于巨大,而无法放入画框那样。一个是不可识别的,泡泡脸的毕加索,另一个则是惊人地有力的迪亚哥·里维拉,他用滚动的能量填满了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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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洛·毕加索》,191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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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哥·里维拉》,1914年 |
莫迪利亚尼是西班牙系犹太人,出生在利沃诺的一个商人家庭,幼年多病,饱受结核病之苦。少年时,他研究艺术并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地游历,阅读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尼采、及柏格森的著作。不安分且在家乡深感无聊的他一直梦想着巴黎,那个勇敢的立体主义者和野兽派的故乡。1906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他,比毕加索、马蒂斯和布朗库西晚两年来到了巴黎,他径直来到传说中的蒙马特尔的波西米亚村。在这里,他得到了医生和收藏家保罗·亚历山大的赞助,并与戴尔塔街的其他艺术家共享工作空间。(莫迪利亚尼为保罗的兄弟,让·亚历山大画的一幅画布背面有一个面容姣好的裸体像的精美肖像画,就像是这个环境穿上衣服和不穿衣服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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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亚历山大》,1909年 |
(展览上)一个由相片和影片组成的,唤起记忆的蒙太奇把蒙马特尔带到了我们眼前,并展现了莫迪利亚尼在1909年的活动——他跟随布朗库西穿过城市来到了蒙巴拿斯。有着著名的圆顶咖啡馆、多磨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和蜂巢集体工作室的蒙巴拿斯,在当时是各种观念和美学运动的交汇之地,它有意识地保持着世界主义的姿态。莫迪利亚尼的早期作品,其粗糙的画法和明亮的色彩,表明他是如何研习塞尚和图卢兹-洛特雷克的,尽管面色苍白的女人透露了这些画继承的象征主义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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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亮的蜡烛和吊灯的女人裸体像》,约1911年 |
尽管不久之后,和他的许多同侪一样,莫迪利亚尼看起来更加向往远方,开始着迷原始主义、非洲的面具、埃及的雕像、和柬埔寨的“高棉”佛像。在布朗库西的鼓励下,他回归了先前所爱,雕塑,直接用巴黎建筑工地散布的石灰和砂石来雕塑。他的七尊石雕头像——依然是拉长的、简化的形式——出现在1912年秋季沙龙上,和立体主义的绘画放到了一起。这次泰特选择展出的石雕头像——它们不朽、优雅、怪异地平静——也在他探索力量的诗学、作为建筑的身体的女像柱素描,或者说,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温柔之柱”那里找到了平衡。
纽约犹太美术馆正在举行的“脱去面具的莫迪利亚尼”展览中,和一系列女像柱素描一起展示出的,是风格化的头像素描,这些头像的面部的几何构造,看起来几乎是强迫性地宁静、安详的,像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坚持,他们提供的,是对艺术家生活的神话——即,认为莫迪利亚尼的一生,是一次狂野、鲁莽、自毁的骑行——的纠正。但我们能把这二者,即生活与神话分开吗?如果有什么的话,泰特对展品的编年安排,强调的是传记,和它的线条的纯粹与他的生活的混乱之间的对照。这就引出了那个古老的问题,对艺术家的缺陷的认识,会不会贬损其艺术的价值呢?在莫迪利亚尼这里,我不认为会发生那样的情况。的确,他任性、骄傲、“作”出了现代主义的受苦的艺术家的样子;他以似阴茎的形式把女性的身体客体化了;他拥抱对“原始”艺术的文化挪用,而没有片刻的不安。他终日饮酒、吸食大麻:在喝醉的时候,他大吼但丁和维庸的狂言和迪加斯(即洛特雷阿蒙)的疯狂、狂暴的《马尔多罗之歌》(也是十年后超现实主义者们最爱的作品之一)。朋友们猛然陷入狂暴或绝望地向一堵墙撞去。但是,噢,他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可以激烈地作画,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一幅肖像画。纽约的展览上展出了一些素描展示了他在捕捉姿势上的急切——倚在乐器上的大提琴手;在画室里僵直地背光站立的保罗·亚历山大;在他的沙发上歇息的,高挑、美丽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她于1910年来到巴黎并成为他的情人)。另一段更加跌宕起伏的情事,是与作家比阿特丽斯·黑斯廷斯的邂逅,后者的肖像画,正是泰特展览的主要展品之一,画中黑斯廷斯一头黑发,撅起嘴唇,以一个优雅而独立的姿势傲然而立。但纽约展览上那一系列快速勾勒的、动态的裸体素描,和伦敦展览上这一系列非凡的裸体画,也表现出莫迪利亚尼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更加冷静的痴迷。这些刺激感官的倩影——这些用黑色线条勾勒出来的,曲线优美的肩膀、胸部和大腿,聪明地既致敬了以往的大师,也参照了同时代的风格——是一次大胆的,商业上的冒险。从1916年起开始帮莫迪利亚尼卖画的波兰诗人利奥波德·博罗夫斯基提出计划,提供材料,把自己的房间借给他当画室,帮他保存画好的画,每天付给艺术家十五法郎、给模特五法郎(与工厂女工的工资相比,这可是一份不薄的收入)。但这些裸体克服了对男性目光的一味的吸引。她们的身体被理想化了,是流畅的性的形状,但她们的脸却是作为个体的女人的脸:有的坦率地往外看,或从长长的睫毛下面挑逗地凝视;有的则闭上眼,或任脑袋懒洋洋地耷拉在那里,就好像对整件事情感到无聊那样。聪明的阿尔及利亚模特阿尔梅萨戴上了她的项链;正直的爱尔维拉有一种自立的尊严。这情况就好像是,莫迪利亚尼本人在她们泰然的静止中找到了安宁,从而远离了他那焦躁的生活,远离了战争带来的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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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阿赫玛托娃》,19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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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黑斯廷斯》,1915年 |
1917年12月,一名震惊于对阴毛的展示的片警,要求莫迪利亚尼撤展,并成功地终结了莫迪利亚尼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个展。四个月后,莫迪利亚尼离开了被炮火轰击的巴黎,前往法国南部。与他同行的朋友包括画家柴姆·苏丁和莫迪利亚尼年轻的伴侣,让娜·艾比戴尔娜。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她,画她红褐色的头发和苍白、空洞的眼眸;而在他们的女儿(也叫让娜)出生后,最终,这看起来是一个更加安稳的承诺了。
在正午的阳光下,莫迪利亚尼为朋友、当地的农民和女工及她们的孩子画着扁平、却充满表现力的肖像画,偶尔,他也会尝试画一些受塞尚启发的风景画。但巴黎又把他拉了回去。1919年,他在蒙巴纳斯的大茅屋街搞了一个画室:泰特展览中的一个巧妙的,戴耳机的虚拟现实装置使我们可以亲自走进这个空间,亲眼看到画室中的画板和窗外透入的阳光,烟灰缸和杯子以及尚未完成的画布。但这时,莫迪利亚尼已经生了重病;1920年1月,他死于结核性脑膜炎,年仅三十五岁。两天后,怀着他们第二个孩子的艾比戴尔娜也自杀了。死亡使神话变得神圣起来。然而,在痛苦之上,莫迪利亚尼的画翱翔着飞入了蜿蜒而充满恩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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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与降灵会的女子的肖像》,约19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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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头像》,1910-19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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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民》,约19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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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床与壁炉的大提琴手画像》,190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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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尼娅·捷克沃斯卡》,19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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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倚的裸体》,19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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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舵手保罗·纪尧姆的肖像》,191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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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工作室1966—1978:没有建筑的传奇建筑团体》众筹出版ing,点此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