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科幻小说《化石》连载48

庭审第四天上午，呼延可呈现了伍克在上海的第三段经历，其中涉及到1946年9月30日，伍克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保密局阴损毒辣的‘锁喉计划’。下午，呼延可呈现了伍克在上海的第四段经历，其中涉及到1949年5月23日上午，伍克因头部受伤而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最终被解放军逮捕。

距离当天庭审结束还有45分钟。

呼延可望着原告律师席背后的大屏幕说：“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了这份宝贵的文件，请看大屏幕，这份牛皮纸文件上用钢笔写着‘今天国民党派遣保密局特务段云鹏（代号狸猫）由北平潜入上海，从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手中拿到β丸。这是日本细菌武器魔头石井四郎研究的害人药品，可以散发有毒气体，人只要少量吸入，就能神志不清，甚至精神错乱。据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说是由岗村宁次交到何应钦之手，最后转到保密局上海站。现在国民党想以此β丸毒害周公馆内我党高层领导人。段云鹏左侧大腿已被短刀刺伤逃窜，其随从及周边配合人员悉数被灭。β丸已经被销毁，这把手枪是从段云鹏身上缴获的。不久前，此段云鹏还曾想在北平刺杀“军调部”的叶剑英及其副手滕代远，幸未得逞。周公馆人员的安危事关重大，望加强戒备。此段云鹏主要在平津一带活动，擅长飞檐走壁，今年才进入军统及保密局，立功心切，极其危险，党组织应寻机铲除之。因事态紧急，不得已采取此等不合常规的联系方式。化石。1946年9月30日。’请注意，我们是拿着伍克先生陈述的文字记录来到中央档案馆的。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十分震惊，这份档案也是首次解封，上述文字居然同伍克先生的描述完全一致，一字不差。这张牛皮纸下端还有两行毛笔字：‘请潘汉年同志核实。如准确，当为化石同志记大功！周恩来1946年10月1日’这几个字显然是周恩来的批示。沉睡了66年，这份档案一直游离于历史视野之外，当它重见天日时，那段曾被尘封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指引着我们看清那些幽暗的历史角落。可以说，我的委托人伍克先生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更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说到这里，呼延可稍停片刻，法庭一片安静，人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大屏幕上显示的那份牛皮纸文件。

呼延可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正式这份宝贵文件的影印件，并加盖了中央档案馆的影印件专用章，请合议庭过目。”这时，一名法警小心翼翼从呼延可手中接过那张影印件，转身走过去，递给了审判长聂居正。

呼延可接着说“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勃朗宁M1935大威力手枪，是伍克先生从国民党特务段云鹏身上缴获的。1946年9月30日夜晚，伍克用刚才那张牛皮纸包着这把卸掉子弹的手枪扔进了周公馆，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向党组织做了及时的报告。当然，中央档案馆不可能允许我们把这把手枪带走，我们也没有制作这把手枪的模型。”旁听者一个个睁大眼睛盯着屏幕，有的张大嘴巴，有的手托下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还交头接耳。

呼延可接着说：“下午我曾讲到，1949年5月23号晚上，伍克曾在上海西康路救治了一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后制胜。今天，我把89岁高龄的军队离休干部后制胜将军也请来了，他正在法庭外的休息室等候。我请求现在让后制胜将军出庭作证。”呼延可话音一落，现场一片惊呼。

“请证人后制胜出庭作证。”审判长聂居正说完，人们都把目光投向法庭那个侧门。

一位穿着少将军服的老人缓缓步入法庭，有一名法警和两名解放军战士陪同，其中一名解放军战士搀扶着老将军，另一名解放军战士左手拎着一个大提包，右手拿着一个保温杯。老将军一脸严肃，胸前挂满了各式勋章，背有些驼，精神状态很好。老将军站到证人席上，冲呼延可招了招手，呼延可赶忙迎了上去。

“请说出你的姓名、性别、年龄和职业。”审判长聂居正说。

老将军整了整自己的军装，正了正自己的军帽，缓缓说道：“我叫后制胜，男，今年89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少将。我于1933年2月出生在山东枣庄斜屋村。1948年10月参军，没多久就随部队参加淮海战役，后来还参加了上海战役。解放后还随部队进入朝鲜作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来我还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南自卫反击战，1989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离休。”后将军一说完，旁边的解放军战士赶紧把保温杯递了过来，后将军摆了摆手。也许是故意，后制胜将军把自己那足以自豪的经历也顺带说了一遍。还好，占用时间不长，审判长聂居正没有打断

“你知道自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和义务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我知道。”后制胜将军这一次回答得很干脆。

“请向法庭宣誓。”审判长聂居正说。

“我向法庭宣誓：我将如实作证，毫无隐瞒，如违誓言，愿接受法律处罚。”后制胜将军谨慎地完成了宣誓。显然，他把誓词背诵了好多遍。

“这位证人可以开始作证了。”审判长聂居正说。

“后将军，您能给大家说说1949年5月23号到24号上午在上海发生的事吗？”呼延可问。

后制胜将军冲呼延可点了点头，缓缓说：“1949年5月23号，解放军部队对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我被编入一个18人的突击小分队，半路缴获一辆国民党的运输车，我们就开着车一路往上海市区冲。在一个哨卡遇到阻击，车被炸坏，我和两名战友杀出一条血路继续往市区里冲。冲到西康路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了，腿上还中了一枪，流了很多血。当时已经是晚上，我支持不住，就倒在路边。后来我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帮我包扎，还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拉去一家医院，后来我才知道是劳工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4号早上我苏醒了。护士告诉我，是一位上海市民把我送过来的，还帮我付了医药费，给我留了30个银元，我身上穿的夹克还是那位市民留给我的。护士说，那位市民留着小胡子，带着眼镜。大概早上9点多钟，我听到医院前面一声爆炸声。凭我的战斗经验，觉得那不想是炮弹的声音，很像是手榴弹的爆炸。过了几分钟，有个护士跑来告诉我，说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已经没事了。没过多久，跟我走散的那两名战友找到了我，说大部队已经攻进城区了。为了安全，他俩就把我转移了。”

这时审判长聂居正忽然插话：“呼延可律师，我可以问后将军几个问题吗？”

呼延可立即说：“我们随时欢迎审判长问话，请。”

“后将军，1949年5月23号晚上救您的那个人是谁？”审判长聂居正问。

“救我的人叫伍克，呼延可律师还告诉我，伍克先生也是本案的被告人。”后制胜将军回答。

“什么时候知道的？”审判长聂居正问。

“今年7月29号。”后制胜将军回答。

“您是怎么知道的？”审判长聂居正问。

“1949年5月24号上午，我离开劳工医院以后，一直都想着要找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可是一直没有找到。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我一个人击毙43名逃窜的美军后，还差一点儿冻死。当时我就想，在上海救我的那个恩人还没有找到，我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到最后，我被增员的部队发现，把我送到后方医院。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找寻我的救命恩人，多方打听，一直没有结果。2010年，我的孙子帮我在网上写了寻人启事。结果，寻人启事登出还不到一年，就有一个人给我孙子打电话，结果对方说的路名和医院都不对。后来好多年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我和我儿子、孙子、重孙子都说了，我死以后，他们还要接着找，一定要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今年7月25号，我孙子接到了呼延可律师的电话，她说出了西康路和劳工医院。我一听，非常激动。7月28号呼延可律师亲自来到上海接我，7月29号孙子陪着我，跟着呼延可律师又飞到广州，当天晚上，呼延可律师就带着我去见了伍克先生。”后制胜将军说到这里，咳了两声。旁边解放军战士立即把保温杯递了过来，这回后制胜将军喝了两口水。

“后制胜将军，仅凭‘西康路’和‘劳工医院’这两个地名，您就能确定伍克是您的救命恩人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当然不是。我问伍克老先生，是不是还记得，给我留了什么东西。他想了想，说给我留了一件夹克，还有30个银元。这两处都说对了。我又问，那件夹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又想了想，他说夹克的衣领上有编号，编号是1751。我又问他，那30个银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想了想，说30个银元里头可能有1个是墨西哥银元，银元正面有个展翅的鹰。我一听，立即全明白了，眼前这个伍克就是73年前救过我一命的恩人呐。夹克的编号只有我和我过世的老伴知道，可是，那个墨西哥银元，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30个银元，我把29个都交给组织了，我只留了那个墨西哥银元，一直留在身边。总算找到了救命恩人，我当时就哭了，这个恩人让我找的好苦啊！”后制胜将军说到这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站在一旁的解放军战士赶紧拿出纸巾帮着擦拭。

此时，呼延可不失时机地在5块大屏幕上都呈现出了伍克的巨幅头像。

“后制胜将军，被你认定为救命恩人的伍克是屏幕上的这个人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后制胜将军看了看大屏幕上的伍克头像。

“就是他，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伍克老先生。”后制胜将军冲屏幕点了点头。

“后将军，73年前伍克先生救过您，最后您也终于见到了伍克先生。现在有人宣称要剥夺伍克先生做人的资格，对此，您怎么看？”呼延可问。

“说实话，我特别希望能跟伍克先生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跟着这样一位大哥去杀敌人，那是很自豪的事。我是个粗人，不会咬文嚼字，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想剥夺别人做人的资格。”后制胜将军说。

这时后制胜将军冲拎大提包的解放军战士挥了挥手，解放军战士立即从大提包里拿出一件夹克递给了呼延可律师，同时，后制胜将军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枚银元也递给了呼延可。

呼延可说道：“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73年前，伍克先生留给后制胜将军的那件夹克和那枚墨西哥银元，请合议庭过目。”一名法警走过来，从呼延可手中接过夹克和墨西哥银元，转身走过去，递给了审判长聂居正。

“请看大屏幕，这件夹克是伍克先生1944年在芷江接受训练时统一发放的美式制服，衣领上的编号1751依然很清晰。”呼延可律师一边说，一边向后制胜将军投去感激的目光。

“后制胜将军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后制胜将军摇了摇头。

“双方律师还有什么要问后制胜将军的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呼延可摇了摇头，韦正也摇了摇头。

“请后制胜将军退庭。”审判长聂居正说完，一名法警上前指引着退庭的方向，一名解放军战士过来搀扶着后制胜将军，身后跟着另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左手拎着那个大皮包，右手端着保温杯。4个人缓缓走出法庭。

“后制胜将军是我们很早就确定下来的证人，他的证词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直到1949年5月23号晚上，伍克依然是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他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卧底。1949年5月23号意味这什么？这是解放军对上海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的日子，上海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及国民党特务惶惶不可终日，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想一想，5月23号依然潜伏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即将迎来胜利的日子，怎么可能会在以后的几天内突然成为死心塌地的国民党特务？5月24号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1948年4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中央临时全会的会务档案，请看大屏幕，在这份档案里我们查到了堵天成的名字，他是国民党上海保密局特务，被临时调来参与会议的安保工作。在这份档案里，我们还查到了沈琬同志的名字，她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速记员的身份担任会议速记，她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安插的卧底。上海解放前夕，沈琬及时回到组织的怀抱，改名叫沈安娜。我们在中央档案馆还查阅到这样一份文件，是沈琬同志的上级领导吴克坚同志发给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的一份情况说明，证明1949年5月24日上午沈琬同志的确带着她的孩子到西康路劳工医院看医生，听到医院外的爆炸声以后，就很快带着孩子撤离了劳工医院。这3份文件说明，伍克先生陈述的关于1949年5月24号上午发生在西康路劳工医院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一天伍克本想再去看望前一夜送来救治的后制胜，不曾想却在劳工医院门口遇到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堵天成。当伍克得知堵天成要袭击沈琬同志后，奋不顾身阻止了堵天成。不幸的是，伍克自己也受重伤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伍克先生人生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伍克头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生活。当然，有一个疑问直到现在我和伍克先生也没有弄明白，那就是，自从1945年8月戈木兰奉命撤离上海以后，一直到1949年5月，在长达3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为什么上级一直没有派‘长线’前来与伍克接洽呢？当然，我们认为，这个疑问最终是否能解开，不应该影响到本案的判决。我今天的陈述就这些。”说完，呼延可回到座位坐下。

“原告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韦正摇了摇头。

“本案第四天的庭审结束，明天继续。”审判长聂居正说完，就和审判员戎马威、人民陪审员龙斗丽以及书记员訾亚婵一同退庭。

第四天的庭审直播到此结束。

呼延可知道，走出法庭后，还要面对记者们的提问。

“呼延可律师，上班族已经在互联网上开始讨论‘伍克式领导’了，他们都希望自己能遇到伍克这样的领导，能培养下属、关心下属，对下属出手还很大方。您觉得，在当今社会，‘伍克式领导’是否值得推广？”第一个记者问。

“我不知道‘伍克式领导’是否值得推广，但我自己也希望遇到‘伍克式领导’。”呼延可一说完，大家都笑了。

“呼延可律师，您在法庭上也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上级在长达3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派来‘长线’与伍克联系，对于这个问题，您或者伍克先生，有什么猜测吗？”第二个记者问。

“首先，我相信，上级一定有过承诺，要派遣‘长线’这样一位同志与伍克先生联系，这是确定无疑的。可惜，在伍克丧失记忆之前的3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长线’一直没有出现。对此，我也很疑惑，没法猜测，只能等待，也许哪一天足以解释疑惑的客观证据会出现。”呼延可很清楚，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敏感，她必须旗帜鲜明地否认这样一种猜测：所谓‘长线’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呼延可不能容忍这种恶意猜测的蔓延。

连续4天的庭审已经让呼延可很累了，她很想尽快去睡一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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