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大街

从御码头下了运河堤，走尽一条漫长的巷子，遇见一片菜场，拐个弯，就到了北门大街。

　　这条街上保留着县城里最古旧的房屋。“古旧”，要比“破旧”好听一些。这里比不得江南的粉墙黛瓦——砌房用的都是黑砖，乌乌一片，加之年代久远，视觉上只余得失落，不容期待有访古的惊奇。县城要发展，往东拓了几倍，迁出了所有的机关单位，修盖了无数光鲜的楼宇，带走了几乎全部的年青人——占的都是农田——想来要比旧城改造容易些，只立不破，索性就弃了这里。另一方面，累代的长官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顾及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面子。县城原也有四四方方一围城墙，墙早拆了，一些名目却还在，于是在这路口生生竖起一座水泥牌坊，柱础上雕些复古纹饰，正匾刻上几个烫金简体隶书大字——“北门大街”，不知是变洋气还是俗气了，权且充副古城气派。

　　北门大街原也真的气派过。小说《受戒》里，说小和尚眼中的县城，大约就是这一带。前朝之事，我亦不详，说它繁华，是可以在一些褪色掉漆的门头牌匾上证得的，比如——“县糖烟酒公司”、“县第二百货商店”、“人民剧场”等等等等，我爸爸妈妈谈对象，就是在这条街上走了无数个来回。

　　我们来走走看吧，像我父母当年那样，由南向北走一遍（这种文章真是痛苦，大段落间都会隔行，写的看的都不会太辛苦，并且便于大家调换情绪）。

　　头一家是个面铺，开在半间平房里（也不是我刻意要写吃，事实如此，绕不过去，虽然现在“美食”写作已经成了近乎哗众取宠的消遣，且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看头）。做事的是个胖大女人，脸皮油晃晃的，坠着两只金耳环子，围裙乌黑发亮。这县的阳春面似乎有点名气，在周边几个城市都有口碑。做法无甚稀奇，只是面好（都是自家擀切出来的），一团一团堆在竹匾里，湿沉沉的。面铺早晨午后开两趟工，食客来了，大叫，“下面下面”，胖女人摊开白瓷碗，泼进乌黑的虾子酱油，撒把嫩葱花，挑几筷子味精胡椒（力道之劲，好像佐料不要钱似的），猪油来一勺，拿热水冲开，顺手抓起一团面条丢进沸腾的大锅，白腾腾的蒸汽立刻扑到她脸上结成汗珠。就是一碗光面，没有浇头，然而汤鲜面韧，进得口中，百般撩拨。吃得带劲，只是很咸，就着一碗面要喝尽一开水瓶。很多人早一顿晚一顿上了瘾，吃了几十年，成了高血压（外地人怀疑是不是放了罂粟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她每天卖出的碗摞起来不知有多高，听说已经给两个儿子在上海买好了房。

　　其实县城里每条街上都有这样的面铺，各自早已划分开“势力范围”，食客都是片区的熟人，这儿自不例外——一个个吃得鼻涕直淌，还一边骂——张家偷人李家爬灰，哪个干部得了什么什么好处睡了谁家谁家女人。多有些老骚胡子，骂得尤荤，也想顺便揩揩这胖大女人的嘴荤——

　　“你们几点关门？六点？”

　　“噫，这叫什么话？我哪天六点关过门？你怎地老惦记个‘六’哒？这么大岁数了，家去不怕你儿媳妇笑啊？”（乡言里“六”音，疑为北方话“日”的变音，表“肏”义也）

　　呵，你说得荤，老娘的嘴也不素呢。

　　笑骂完，食客把料汤吃尽，抽了卷纸，擤了鼻涕，使劲揉揉，恨恨往地上一丢，付钱走人。人多的时候，来不及收拾，桌上尽是空碗，地上全是纸团，新来的食客照样心安理得地往板凳上一坐，也不嫌脏——脏才有食欲，干净了哪吃得下。这里的人，吃面不就蒜，光吃，要不就切点熏烧就着。

　　面铺旁边一般都有熏烧摊子，安在齐腰的推车上。一展齐的玻璃柜里，铺着大片的卤味。叫红曲浸得红彤彤的五香牛肉。粉耷耷的香肠。熏得油滴滴的猪头。黄澄澄的猪耳朵，猪尾巴。蒲包肉像土制的火腿肠，切了片，很香。车上配个脸盆大的砧板，要什么，抓过来，噔噔噔切好，扁下刀，刮了刮木头板上的肉末，抹到塑料袋里，丝毫不叫你吃亏。素菜也有，拌花生米卤素鸡，焦黄的煮豆腐干称个半斤，拿剪刀绞碎，撒上葱蒜，淋几勺咸卤子，辣油要不要随你，就算是街上人家下粥的晚饭菜了。

　　北门大街上的熏烧摊有两三家，下午四点钟推出来。天色渐暗，便挂上蜜黄色的灯泡，直到各家晚饭吃妥了才收工。这里的小孩，吃晚饭都很乖。与熏烧配套的，必有松香铺子。大块的松香如同琥珀，也有成片的，像肥猪皮（小时候没见过黄油，曾疑心黄油就该是这个样子）。据说，松香烧化了，糊在猪皮上，待冷下揭开，猪毛就没有了。这家也做白碱，卖给面铺发面，兼卖些扎了红绿花纸的斗香。

　　面铺斜对过，是间 “红星理发店”（是个真剃头的），面积缩成了十几年前的四分之一。剃头的王师傅（我并不知道他姓什么，只是无端觉得他姓王，或许他的脸上写了个“王”字）留着精心修理过的小胡子，一头烫发常年梳得油光水滑。他的头发与胡须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浓黑。这浓黑，蕴着他青春的梦。他年青时想是风流过的，领口冒出的刺青挣扎着吼出当年雅马哈摩托的马达声，突突突，只可惜生了一副鞋拔子脸。店里的设备都已老旧不堪，镜子缺了角，旋转座椅都长出锈来，墙面斑驳，蛛网遍结，美人画中的人物竟还是龚雪。在我印象里，他只会推“平顶”和剪“分头”，最多带个烫的，花式并不复杂，以致引不来许多年青人——他家连发廊常备的柱状花灯也没有。理发店每日午后开门，除了应付老客，平时所见，也就是王师傅戴副老花镜抠鼻读报了。

　　街上的老人们，严格遵守着“饿剪头饱洗澡”的生活规则。下午三点半，饿得瘪瘪的，到红星理发店推个头，然后躺倒，脸上捂条热毛巾把子，胡茬子烫软才好刮。待弄净了，叫碗阳春面。接着，是每天的第一等大事。

　　“红星理发店”北边临街有间大澡堂子，全县西北角的住户都来用，美其名曰“华清池”。

　　男浴内有一口汉白玉砌成的浑汤，十来平方，正午放水，下午三点过后就没了下脚地方。水极烫，若不是常年泡熟的，很难忍受。老男人们在池塘里或坐或躺，任由热水浸漫过膝盖胸口，等浑身的毛孔全烫开了，便扥直毛巾在瘦皮肥肉间扯呀蹭的，用力之猛，似要将这副皮囊磨穿。他们搓澡时的表情欲仙欲死，动作近乎手舞足蹈，且契合节奏，像在进行一种宗教的狂欢仪式。一池清水，就被体垢和肥皂沫染得碧绿荤腥。另有一口更烫的池塘，不能下水，用木头架盖住，老头子们泡够了，撑着爬过去，睡下，享用“蒸刑”。且看这一身身老皮老肉粘粘挂挂的，俯仰之间，怡然自处，快活得哼起戏来——他们每天这一把澡，能蒸上两个钟头（到底是什么体格，为什么不闷晕过去呢）。

　　等垢都蒸得浮起来了，到外间叫擦背师傅拿粗毛巾浑身上下地剐一遍。擦背师傅下手重，浴客被搓到要害，杀猪也似地叫，弄不清是极度的痛苦还是无上的通泰。

　　澡堂的休息间摆放了二三十张木头躺椅，铺着脏兮兮的毛巾，毛巾上零落散落着干瘪的皮屑，浴客们不嫌脏。另有雅室一间，加两块钱，泡茶。

　　没有小姐。

　　每日一澡的，多是老人，另有一个呆子。我不知道他多大岁数，只觉他不晓得怎么老去。他似乎是我外婆家的邻居（九九年外婆去世，他倚在院墙上看了三天的白事）。他的两眼分得很开，目光好奇，执着，温暖，赤条条地蹲在躺椅上看人脱衣，看人说话，看人抽烟，看人穿衣，时不时呓出一声“好”。他浑身雪白，毛发稀疏，坠着一副卵蛋，阳物奇大。有人笑骂他的活儿，他也晓得人在说自己，便咧嘴一笑，“好——”。打热毛巾把子的师傅此刻必阴起剑（听说他年青时候曾搞大过一个女呆子的肚皮）：

　　“好，好你妈个屄。”

　　又听说这呆子有时也会在街上撩打年青女人。不知真假。

　　穿衣走人，北行四五十米，同一纬度上，街两边曾各开着一家“发廊”。铝合金拉门上都嵌着粉色玻璃，且都竖着发廊常备的柱状花灯。这回真不是剃头的了。

　　平日里，两家早上十点营业，只开半扇门，门口各坐一个值班女人，眉毛扯得细细的，假睫毛卷得齐眉，脸颊搽得雪白。她们身体很好，不怕冷，夏天自不用说，大冬天的竟也只穿了短皮裙，下边套着黑色或肉色的长丝袜（隐约可见原是衬了层棉毛裤的，但换做一般人，那也扛不住），坐姿很奇特，能同时把想要抬高突出翘起的地方显摆得恰如其分。她们的嘴一时也闲不得，坐一会儿地上就能浮起一堆花生衣瓜子壳。见各色男人来了，辄抬眼骚骚地淡淡一笑，并不讨人嫌地站起拉客。男人若有兴趣，斜过头四下看看，女人便收起一条腿，教他进去。事毕账清，提裤出门，女人会再朝他笑笑，道声常来。老头子们动静小，弄得快，晓得里边干上了，也不关门。

她们经常跟路边的老人聊聊天，时不时笑得前翻后仰的，其间，不会嫌那些枯手间或地往自己身上掐两下，抹一抹。她们多是些半老徐娘，岁数都不算小了，当然，都不是本地人。两间发廊曾打过架，相互叫骂着“婊子”，砸碎了对方的门脸，惹得一群男人伸直了脖子朝玻璃洞里看。

当然，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不知什么时候，这条街的风气被下力气整顿了一下，两间发廊一夜之间不见了，乌乌的街道上仅剩的两点粉色也就没有了。

　　往北，过三元桥。

　　三元桥，连中三元，没有的事，但这一带倒还真出过一个举人。他家门楼还在，明显高出别人家许多，成为北门大街的制高点（街上没有高过两层的楼房）。山墙上的马蹄钉依然健硕，两副门板却早已烂得不像样子。听说门后原有几进院子，建国后被隔成了许多户人家，八十年代落实政策，他家后人接了房子，见被搞得乱七八糟，索性在大门上挂了锁。透过门缝望进去，梁柱已经塌光，满庭尽是碎瓦杂树。这样的院子，天黑一定会有鬼。不对，鬼不会来的，鬼见了也会伤心吧。只剩一条肥壮的黄猫不时扒在残存的墙头，眯眼望人。

举人家隔壁是间杂货店，门头上依稀可认出这里曾叫过“第二百货商店”的（爸爸说这里曾是县城的副商业中心）。柜台里摆着的不过是一些热水瓶胆，塑料水瓶壳子，电器插座，印花搪瓷脸盆，搪瓷罐子，钢铜锅，白铁热水吊子，通红的塑料痰盂，塑料便盆，等等对于大城市人来说根本用不到的东西以及落了灰的红的绿的雪碧可乐。天窗把黄黄的阳光接下来，映在污了泥土的砖头地上，算是又添了一种颜色。这里曾有个女售货员，货真价实地生了一个“连中三元”的儿子。那儿子我见过，生得白白净净一表人才，高我六届，成绩异常地好，每天清晨挎个单肩包走四五里路去县中上学，走起路来低着头，身子略微前倾，一步带一步，两腿生风。是走，不是跑（他的形影颇能激起我辈后学者拼命念书的热情）。后来他得了全县文科状元，去了北大，又在美国拿了博士，没多久他母亲就死了，清苦了一辈子没享到儿子的福。他没有父亲。有说他是通奸生出来的（父亲是运河堤上的一个瘸子，早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再往北。

　　可见一间竹匠铺。常年蹲着两位老人，编竹匾，编蒸笼。那是两个哑巴，一对兄弟。看他俩手上来来回回地动，没有一点声音，教人害怕。他们喂了一条黄狗，一到下午，三个活物齐坐着路边晒太阳，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

可见一间酱园子。不见人，只剩一条木桌子摆在门前，铺着各式酱油香醋，芝麻油，辣椒酱和大坨的大头菜——这种大头菜似是本乡特有，不清楚是用什么菜根腌成的，绿得发黑，切成丁可佐粥，口感略似榨菜，除了咸，还是咸。

可见一间铁匠铺子。内有直通屋顶的烟囱炉子。老铁匠早不打铁了，熄了炉子，却依旧开着门，倚墙镇日长坐，守着个大喇叭的收录机，嘶嘶啦啦地放音乐。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老是喜欢放柴可夫斯基的东西，这个小县城里理应不会有人喜欢古典音乐的。他偶尔也拿副錾子闲凿着玩，叮叮，叮叮叮，火星子从铁影交接处落下来。

可见一间钟表修理店。巴掌大小的门面，斑驳油污的玻璃柜台现出“钟表修理”阴文字形（宋体加粗美术字）的四块明净地方。柜台最上层墩着一台不再走字的老式石英钟，似乎严肃且骄傲地证明着老板最杰出的修复技术，下方的每一层堆满了各式手表零件，落满灰尘，甚至淤起了泥。老板是个瘸子，每日准时中午十二点开门，七点收摊，若有其事地在橘色台灯的光晕里捣鼓一下午，忙得好像这条街上的每一个活人都有一块坏手表似的。

可见一片被改成厂房的老屋子。都是些缝衣服的小工厂，连名目也没有，最大的不过十几挂缝纫机。女工们多是苏北和安徽乡下的中年妇女，在亮到晃眼的白色灯光里埋头做到深夜。她们每天往布料里塞进棉絮、羽绒或者其他东西，每月换到两千块钱，没有其他任何保障，没有工会，没有想法，没有言语，没有笑容，没有多余的休息。没人知道她们缝出的衣服会卖到哪里，或许也会漂洋过海运到亚非拉吧，这么一想，就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意思了。

太阳渐渐走低，半条街被映成紫色，原本冷清的街上更难见到人影。老人们缩进屋里煮面烫汤饭，或有开门吃饭的，端着碗窸窸窣窣地吸溜着，老脸艰难地缩作一团。很多屋子再无灯光亮起。风一吹，满街的木头椽子们嘎嘎地响。

　　这便到头了。

　　然后，我们可以叫个出租车或者电动三轮车，穿过东大街，再朝东开个二十分钟，到得县城新区。新区一路歌舞喧嚣，抖擞振奋，楼宇蹭亮，人物洋气，那种旋律，是从西洋圆号里吹出来的，说是上海南京有些夸张，放作苏锡常的开发区一点都不过分。至于闯世界的年轻人，带回来外地媳妇，终于可以指指点点，不用自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