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黑暗》第二章（试译稿）

小记：此书之译本虽未花去我很多时日，但它的未能如愿出版，依旧在我心头是一撇抹不去的遗憾，倘今后有哪位编辑或哪家出版社「舍身」而意愿出版此译本，咱家也就心安了。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子，加缪几乎塑造了我全部的人生观和历史观，而要胜过其他所有当代作家。他的那本《局外人》（The Stranger），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在还没到读它的年纪的时候，就读完了它。那时，我才三十刚出头。我被这部作品里洋溢的道德激情与壮美文风给深深地震撼住了，而加缪那敏锐的洞察力，同样令我赞叹不已。默尔索（Meursault）——这部小说中的英雄式人物，——他那没有尽头的孤独，久久地徘徊在我心头。以至于，在我自己要开始起草我那部《奈特·特纳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时候，我不得不效仿加缪的做法，让一名临刑者在羁押他的监牢里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奈特·特纳比默尔索早出生了一百多年，可对我来说，默尔索的孤独与奈特·特纳的反叛之间确实有着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他们同样都被人民所谴责，他们也同样都被上帝所弃绝。而加缪的另一篇文章《思索断头台》（Reflections on the Guillotine）同样是精彩绝伦的。这篇文章里充斥着可怕的逻辑与炽烈的思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以怎样的激情，又是以怎样的精确，来拷问这种种关于死刑的真相的。我相信，在读过了这些残酷的真相之后，即便是死刑最坚定的拥护者，也会动摇他的想法的。而我自己的态度，当然了，是早就被他的这一作品给深刻地影响了。它不仅彻底地颠覆了我以往的观念，让我从根本上认识到了死刑的野蛮之处，更唤醒了我对于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良知。对我而言，加缪就像是位伟大的清道夫，清掉了我思想中的无数愚蠢想法，并且通过他那令人不安的悲观论调，让我再次意识到了，生活的未来总是怎样的缥缈。
我总是遗憾，自己不曾和加缪打过一次照面。当我回想起自己，甚至有次，几乎要见他了，最后却失之交臂，这种遗憾就更加是要翻倍了。1960年的时候，我曾计划，要动身去法国见他一面。罗曼·加里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说，他为我们在巴黎安排了一次晚宴，届时我可以认识认识加缪本人。加里实在是个大好人，但我当时和他还只是点头之交，我和他真正的友谊是到后来才慢慢建立起来的。加里告诉我说，他和加缪是经常见面的。他还透露给我，加缪在读过我的小说《在黑暗中躺下》（Un Lit de Ténèbres）之后，赞赏不已。听了他这些话，我心里自然是高兴坏了，想到要和加缪见面，这注定会成为一段美好无比的回忆。但就在我到巴黎前夕，意外却发生了，加缪遭遇车祸，在四十岁的年纪就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从未如此伤心过，还是为了一个我甚至连一次面都没见过的人。他的离开，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加缪当时没自己驾车，但他一定知道，坐在驾驶位子上的那个人，也就是他出版商的儿子，是个飙车族。所以，在这起车祸里，有某种鲁莽的因素在其中作祟，这也就让加缪的死近乎成了一场自杀，或是对死神的挑衅。而这种种推测又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加缪他自己在其作品中一次又一次谈到的自杀问题。加缪曾经写下一句话，而这句话后来也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宣言之一，话是这么说的：“自杀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要谈论活着的意义，终究要先回答好自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句话出自《西西福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卷首。在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震撼甚至贯穿了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章节中。尽管这本书逻辑上很清晰，也很雄辩，但我仍旧不时地会遇到理解上的困难。这时候，我就只好回过头来，从头开始，重新理解开篇这句话，这一作为一切阅读的起点的命题。可我知道，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我依旧无法理解加缪对于自杀先于其他一切的这一断言。后来，我还读到加缪写的另一篇小说，名字叫《堕落》（The Fall）。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律师，他同时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在一间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他闷闷寡欢地做着他的自我告白，啰嗦得很，话语里满是愧疚与自责。对于这篇小说，我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但当时，我压根没意识到，我们的主人公，这名律师，他的所作所为不是像极了一名抑郁症患者吗？他所做的那些告白，仿佛抑郁症正扼住了他的喉咙。可我那时对于抑郁症的了解，实在是少得可怜。
罗曼曾经告诉我说，加缪偶尔总会谈起他自己心里的落寞，而且也曾谈到过自杀。有时候，他说这些话时，就像是在开玩笑，可玩笑却酸得很，让罗曼很是揪心。显然，加缪从未真的尝试过自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他那本《西西福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里，虽然字里行间都是阴沉的忧郁，可他终究是相信，生莫不大于死，生莫不胜于死。正如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哪怕没有一点点希望了，我们也要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而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里，也正是这么坚强地活下去的，我们都是刀刃上的舞者。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加缪那些关于自杀的论点，既有他对于伦理学与认识论的沉思的部分，也同样包含了他自己最真实的情绪体验。1978年八月，加里再次同我谈起了加缪，他告诉我说，从某某几点上，他可以大胆地推测，加缪生前是有抑郁症的。当时，他正借住在我康涅狄格州的别墅里，而我也花了一个周末的时候，从我夏天度假的地方——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出发，前去拜访了一下他。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罗曼谈到了他自己的推测。他猜想，加缪生前应该发过不止一次的抑郁症，而且都不轻。要是想到罗曼他自己也有过抑郁症的经历，并且还对外公开了这一点，那么他的这一推测，无疑分量就更足了。罗曼曾坚称，我们在抑郁症的治疗上并不总是那么无能为力的，他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它的存在总还是隐隐绰绰，就像是新英格兰葱绿夏日里的一抹铜绿，不怎么协调，可他终究是控制住了这一沉郁而戕人的情绪。罗曼出生在立陶宛，是名俄罗斯裔的犹太人，而东欧人那种独特的忧郁气质，总是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很难分清，这种忧郁，还有抑郁症的那种忧郁，两者究竟不同在哪里。然而，后者的痛苦总是能确实地体验到的。他说，有一种绝望感，若隐若现，总是在他心田里偷偷地出没，他能够捕捉到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加缪曾经讲给他听过的。
加里当时的惨淡心境，不见得就因为他妻子的到来而亮堂了起来。他的妻子是出生于爱荷华州的著名演员——珍·茜宝（Jean Seber）。那时候，他们早就离婚了，而且估计是很长时间都没见过面了。我是后来才了解到，她当时之所以会出现在加里身边，是因为他们的儿子迭戈（Diego）正在附近的一所网球夏令营里参加训练。但当初，在我刚发现她正和罗曼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惊讶得很，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们已经分开很久了。同样令我惊讶的，——不，应该说是惊吓才对，同时还带着些许悲哀的——还有珍的容颜。回想起她从前的容颜是怎样的娇柔而又俊美，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然消逝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张臃肿而丑陋的面孔。此外，她走起路来，就像是在梦游。同时，她的话少得可怜，神情又很木讷。这都让我联想到，那些用了镇静剂的病人，几乎是到了木僵的边缘了。我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他们依旧如此恩爱，罗曼对于珍的关心都像是父亲对于女儿的爱一样温柔体贴，深深触动了我。罗曼告诉我说，珍正在接受治疗，而她生的病就是曾经折磨过他的。他谈及了一些关于抗抑郁药的事情，这些药对于珍的病情，都没能起到什么特别好的效果。可当时的我对于他说的这些事情，总体上是相对冷漠的，而这种冷漠，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现了，作为局外人，要想理解这一疾病有多大困难。加缪的抑郁症，罗曼·加里的抑郁症，当然还有珍的抑郁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过于抽象，尽管我并不乏同情心，可我对于这一疾病的真实轮廓却没有半点认识，更别提它所带来的痛苦了，而这一痛苦正煎熬着许许多多抑郁症的患者，他们虽然实在地活着，可他们的心灵却在一点点地崩塌，一点点地走向瓦解。
那年十月，在巴黎的那个晚上，就在我们从酒店出来，坐在回旅店的车上，我自己才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我当时的心灵也正这样地一点点在瓦解着。睡眠对于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太过于重要，可是，这一身体的韵律，却在不少抑郁症患者身上，乱了套。为什么抑郁症患者总是失眠？为什么抑郁症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发作与缓解周期？也许睡眠规律的紊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到了晚上，一般是在吃过晚饭到午夜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情绪会稍微好一点，我的思路也会清晰一些，注意力也会好很多，而这种种改善，虽然不是很完全，但终究是确实的，就像是一场瓢泼大雨正渐渐小下来，让我有了放松的机会，能够逃离那让我的大脑几近崩溃的抑郁状态，甚至有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理智。不必说，我对于这一时刻的到来是满怀期待的。所以，那天晚上，坐在回旅店的车里，我意识到自己的理智思考能力恢复了一些，我能够去追忆加缪，追忆罗曼·加里告诉我的种种事情，可总是有些追忆，不那么令人欣慰。
关于珍·茜宝，我的回忆里多的远不是欣慰，而是悲伤。在康涅狄格州那次相逢过后大概一年，珍被人发现死在了一辆轿车里，原因是服药过量。当时，这辆车正停在一个死胡同里，是从巴黎的大马路叉出去的。在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在珍过世后一年，我和罗曼在巴黎利普啤酒馆（Brasserie Lipp）共进午餐，就是那时候，他把珍的这些情况告诉给我听的。他说，尽管在他和珍之间发生过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珍的离去对于他来讲仍旧是极大的悲伤，无助、无力以及阴沉的抑郁，总是时不时地裹挟住他。但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仍旧无法理解他的这些痛苦。我还记得，当时，他的手不住地颤抖着。尽管他还不算太老，他那时候六十五岁的样子，可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发出那种老年人才会有的粗喘声。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的这种粗喘声，很有可能就是抑郁症患者的粗喘。在我自己深陷抑郁症的漩涡的时候，也曾经发出过那种古老的声音。自从那次午餐之后，我就再没见过罗曼。弗朗索瓦丝的父亲克劳德·伽利玛（Claude Gallimard）后来向我讲述了他的回忆，他和罗曼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跟我说，在1980年的一天，他和罗曼一起参加了一场午宴，在这场午宴上，他们聊天还聊得悠游自在，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愉快，你可以用任何能想到的词去形容当时他俩的交谈，但唯独用不上忧郁这类的词，可就是在这场午宴后没几个小时，罗曼·加里，这名两获龚古尔奖的作家（其中一个奖他是以假名得的，因为他想调戏调戏评论家），这位共和国的英雄，这位英勇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得主，这名外交家，这个锦衣玉食者（Bon Vivant），这个出了名的浪子（womanizer par excellence），在回到他巴克街（rue du Bac）的公寓之后，举枪自尽了。
也就是在这些回忆一个个地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时候，华盛顿旅店的那块霓虹标牌，突然地闪入了我的
视野。它把我又一下子拉扯回了我多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城市的那个时候，它让我重新记起了我当时对于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巴黎的这一固执想法。而这一想法的再次浮现，着实吓住了我，因为在我生病的那些年份里，死亡是个我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我一次次地要想到它，它一次次地要出现在我脑子里，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就像是一阵夹着雪粒吹打过来的狂风，它是厄运，是幽魂，是病人梦里的常客。我想，也许就在明天，或者明天的明天，或是某个不算太远的明天，当抑郁症的痛苦再次扑向我的时候，我不得不去思考活着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不得不去因此回答，至少是为我自己，加缪所说的那个“哲学的唯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