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莲成一净念：记奇书《青泥莲花记》
作者简介：陆林（1957-2016），安徽望江人。元明清文学、戏曲戏剧学研究专家。生前为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出版著作有《元代戏剧学研究》《知非集——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论稿》《求是集——戏曲小说理论与文献丛稿》《金圣叹史实研究》等；主编《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等。发表论文百馀篇。这本《青泥莲花记》是陆林先生在1998年校点版的基础上增加注释而成。
壹
《青泥莲花记》十三卷，是明代学者、诗人、戏曲作家梅鼎祚辑纂的一部奇书。说它奇，是因为书中专记青楼妓女，即凡例所谓“专以娼论”；并以满腔热忱表示同情与敬意，认为她们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梅鼎祚，字禹金，号无求居士、胜乐道人，别署梅真子，宁国府宣城（今属安徽）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梅氏为宣城大族，宋代著名文学家梅尧臣后裔。鼎祚父梅守德，为嘉靖四十年（1561）进士，历任云南参政等职，后因严嵩威虐朝士，受到打击迫害，辞官归里，建书院讲学，世称“宛溪先生”。
梅鼎祚自幼勤奋好学，“年十六廪诸生”，试图走读书求仕道路，但九次参加秋试而不得一举。万历十九年（1591）北游京都，当时内阁大臣申时行等欲荐其为官，鼎祚辞不就，返乡归隐书带园，构天逸阁藏书，专志于聚书、读书、编书、著书的治学之路。
鼎祚一生与书相伴，饮食寝处不废书。幼时体弱多病，父甚怜爱，“欲其焚笔砚”，便“匿书帐中，时时默诵”（《宁国府志》）；晚年读书更“诵辄达曙”，书案旁白色的帷幕都被蜡烛熏成黑色。他曾自谓：“吾于书，若鱼之于水，一刻失之，即无以为生。”（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那么，在以“癖”为有“深情”、有“真气”（张岱《祁止祥癖》）的晚明文化语境中，在烟霞癖、奇石癖、梨园癖、茶癖等等癖嗜层出不穷之际，梅鼎祚可谓名副其实的“书癖”了。
聚书既众，涉猎又广，为梅鼎祚对古人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和专题编纂提供了思想和文献基础。现在所知，他编纂有历朝《文纪》《汉魏诗乘》《书记洞诠》《才鬼记》《古乐苑》等（此外创作有剧本《玉合记》《长命缕》《昆仑奴》及诗文《鹿裘石室全集》）。可以说， “书”成就了其名山事业。《青泥莲花记》就是这种大规模编纂活动的产物之一。其广辑汉魏、隋唐、宋元明间数百名妓女事迹。有关作品除少量为梅氏自撰，多录自前人记载，有正史、野史、方志、别集、诗话、笔记、传奇、佛经和道书。散落在诸多古籍中的佳作，被梅鼎祚发掘问世，汇于一编。
贰
从鼎祚撰写的序言看，本书的编纂具有非常严肃的道德和哲学的旨趣，即：“其命名受于鸠摩，其取义假诸女史。盖因权显实，即众生兼摄；缘机逗药，庶诸苦易瘳。”其体例的安排和选文的归类亦有明晰的逻辑支撑，即：“首以禅、玄，经以节、义，要以皈从；若忠若孝，则君臣父子之道备矣。”对此可以稍作说明。
梅鼎祚“命名受于鸠摩”，并“首列禅、玄”的编撰思想，是渊源有自的。
佛、道活动，在宣城所处的皖南地区颇为盛行，这里有道家宝地白岳（齐云山）和佛教名山九华。表示“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的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曾长期在宣城、南陵生活；明代大儒王阳明“溺于神仙”，又“溺于佛氏”（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曾两上九华，对当地士人有很深的影响。梅鼎祚既生长于斯，习气熏染，对二氏之学的接受也极为自然。此外，梅鼎祚与阳明心学偏于“狂”、“禅”一路的哲学家有很深的渊源。王阳明的入室弟子王畿，在年龄上是鼎祚的祖父辈，但很器重他，“引以小友”（《驾部郎山阴王公畿》）；泰州学派的哲学家罗汝芳，在梅氏十五岁时，将其“召置门下秀才，辄以圣域相期”（《大参旴郡罗公汝芳》）；鼎祚与罗汝芳的另一位弟子、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亦为至交好友，其咏汤氏之诗有“义少我辈人，狂鲜与世偶”之语，以“狂”论汤，且引为同类（《五君咏之临川汤孝廉显祖》）。由此不难看出其胸襟和思想倾向。
梅鼎祚以佛教象征圣洁的名花——莲花喻指娼妓，是在哲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她们的本性洁净，以及“皈（佛）从（良）”具有的涅槃重生的积极意义。其在禅、玄卷末云：“护咒散花之众，或本目挑心招之人；抑翅蜚骨锁之灵，权示跕屣挂缨之迹。盖一净念，则茶坊酒肆，即是道林；一回头，但脱械放刀，立成正果。”“一净念”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王畿“吾人终日应酬，不离见在，千绪万端，皆此一念为之主宰”（王畿《趋庭谩语付应斌儿》）的思想。“精进则性比丘尼，悔退则诵《法华》妓”（《王宝奴》“女史氏曰”），由比丘尼堕落为娼妓，只在“一念之误”而已，那么，从娼妓到比丘尼，也只须一念之净吧。这种“立地成佛”的思想，在明代中晚期文人生活中，表现为以“纵恣为乐地，情爱为仁体，因循为自然，混同为归一”（《明儒学案·同知刘师泉先生邦采》），是当时士子溷身世俗、充分享受欲望社会的种种好处，又自信于自身心性不灭、真种实存的道德哲学依据。鼎祚并由此推衍，认为娼妓在本质上亦与众生、大德平等，且由于终日浮沉于风尘欲海，反而成为最接近佛法真谛的群体，就如同《妙法莲花经》所喻妙法如莲花，花果同时，而“因权显实”、花落莲成，也是其当然的结果。这应该是其所谓“命名受于鸠摩”的涵义。
对梅鼎祚本人而言，狎妓游赏是其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他欣赏她们的姿色、才艺、品节，也同情她们不能自主的情感和命运。在卷帙浩繁的《鹿裘石室全集》中，收有不少赠妓之作。如《妾命薄》是为渴望从良却为正室所妒、仇家所构的张怜所作，诗前小序叙其人坎坷命运，本身就可作一部传奇看。《青楼怨》为遇人不淑、惨遭遗弃而再堕风尘的周氏女所作，《唁周玉如》为所从不终、髡发明志的周玉如所作。他也曾肯定一位出家为尼的歌伎募金建庵的行为，赞其为“识尽空花方得果，定来止水不生漪”（《芜江歌姬周华去伎为尼募建准提庵》）。如其所言，“首列禅玄，夫亦开方便之门”，劝谕娼妓舍欲成佛，也是一位封建士子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为其所同情的对象寻找的消极的人生之路吧。
至于“取义假诸女史”，则是梅鼎祚以“史鉴”自许是编的策略之一，即欲在世俗层面上，借娼妓之忠孝节义行为，达到为世之劝的目的。
叁
禅、玄二卷之外，此书所记娼妓多为世俗女子，虽身世卑贱，行为却令人赞叹。有的独具慧眼，敢担重任。如《韩蕲王梁夫人》写京口娼梁氏（后传其名为红玉），识英雄于行伍，担重任于军前。韩世忠尚是小卒时，梁氏便邀其至家，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后世忠为中兴名将，梁氏被封为夫人。当金兵入侵，世忠大战兀术时，“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宋史》韩世忠传）。其结局，小说中是这样写的：“蕲王尝邀兀术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其明智英伟如此。”所记虽与史实不甚相符，却正说明了出身青楼的梁夫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大义责亲的巾帼女杰。梁夫人的故事在民间有极强的生命力，直到现代抗日战争期间，还有人借助其光辉形象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一时间，《梁红玉》、《擂鼓战金山》频频演出于多种戏曲舞台。
有的无所畏惧，慷慨赴难。如《高三》写明前期一位妓女在忠奸斗争中的侠义之举。其背景是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于谦拥立监国朱祁钰为帝，并率部大挫来犯之敌，迫使瓦剌放回英宗。英宗复位，杀害于谦，又指使权臣石亨狂捕滥杀，高三的旧交昌平侯杨俊，亦为石亨“所构诛”。这篇作品，主要是写高三慷慨赴难，在刑场上的无畏表现：
（杨俊被押赴刑场）亲戚故吏，无一往者。俄有一妇人缟而来，乃娼也。杨顾谓曰:“若来何为?”娼曰:“来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观者骇然。杨止之曰:“已矣，无益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办矣。公先往，妾随至。”杨既丧元，娼恸哭，吮其颈血，以针线纽接，著于颈，顾杨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练，经于旁。
忠良被斩，唯一妓殉难，既是对权奸的抗争，也表达了对世态的针砭。而侠妓高三愤激凛然的绝决、视死如归的大义，仅用两句简短干脆的对话、一个触目惊心的细节，便已刻画得淋漓尽致。
与这些娼妓可歌可泣的行为相对照的，是统治阶层或士林的荒唐反复。如宋徽宗赵佶，可谓是最高贵的人物了。但在《李师师》中，他却在大敌当前、存亡危急之秋去寻娼宿妓，并设立专门管理此事的“行幸局”；如果夜游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赵佶当了金人俘虏之后，有京口倡女挺身而出，在抗敌前沿擂鼓助阵，大败金兵。皇帝与倡女孰贵孰贱，实际上已非常清楚。
《刘玉川娼》中，这位没有留下姓氏、只能以其所遇者姓名称之的薄命女子，与刘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刘及第授官后，却嫌其身份低贱，不愿携之赴任，于是欺骗她，表示要与她同死，置毒酒后，令娼先饮，“娼遂死，刘乃独去”。娼能死事，士流偷生。此事遂成士子德薄的一大典故。鼎祚于此文下另引文天祥一事，云临安将危，诸幕官表示要跟随文天祥，以身殉国：“文曰：‘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宋末士风凋零，当存亡之秋、慷慨赴难之时，文天祥突然作此戏谑之语，其口吻之辛辣、心境之悲凉可想而知。
梅鼎祚对《王翘儿》一文的处理，更可以视为其对官僚阶层一次有意识的批判。嘉靖间名妓翘儿豪爽有计谋，倭寇扰乱东南沿海时为徐海所得，极受宠信。翘为国诱杀徐海，而“捷至，督府供张辕门，以享诸参佐，令翘儿歌而遍行酒”，以致“席大乱”，明日大悔，将翘赐与永顺酋长，翘遂投江而死。梅鼎祚从徐学谟《海隅集》中选编此文，却不同意徐氏认为翘儿“死以殉海，其或可附于堕楼之义”的观点，将此篇列入记义卷，而自述其归类理由与原作者之别：“宗伯义翘儿以殉海，要其志专灭贼耳，不妇夷，生可也，余故置于忠义之介。督府大度人，握槊更衣何所足悔？而夷之，且安信赏哉！”认为翘以国事为念，则失身事贼，何足辱？倘若督府胡宗宪以忠臣处之，则其可以不死；而仍以娼妓待之，又何必不死？这种识见磊落通达，既惜翘死，更流露出对督府卑狭昏聩的不以为然。
梅鼎祚在序言中曾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他仅仅是“录烟花于南部，志狎游于北里”，为叙妓女而叙妓女。他意在通过描写她们的遭遇和人品，对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士风世俗予以褒贬。
除了思想性之外，《青泥莲花记》还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资料性，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提供了珍贵的专题文献。如唐代狎狭小说有游仙气，娼妓无论“李娃”之果敢，还是“霍小玉”之凄婉，作者对其形象的刻画都不离“神女”气息，而《楚儿》之狂逸倔强，更是唐代以后所未曾见。《温琬》写娼妓侍宴，“书《孟子》以寄其志”，道学气俨然，亦是宋代理学背景下的独特景观。在“性”成为时尚，且被重塑成一种文化关系的明代（[加]卜正明《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娼妓虽然未能改变自身命运，但其中一些佼佼者的确获得了在更高层面上介入重大生活的机会。明代娼妓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及其主动介入，在《高三》一篇中已有表现。高三之不惜一死，以与忠良相呼应，仿佛已见明末李香君、柳如是等人之刚烈。
鼎祚在外编中另立记藻、记用、记豪、记遇、记戒五门，保留了很多娼妓能文善诗、才华横溢的事迹。如唐代名妓薛涛的文采风流，早已传播人口，外编中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她的生前活动和死后逸闻。即使在历史上籍籍无名者，亦明辩慧黠，妙语解颐。《扬府倡》云：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试于扬府。既出院，赴郡集，帅命伎侑觞。教授者，儇子也，呼一倡歌于侧，怒其不如指，谓之曰：“大府乐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曰：“环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终席不复敢出一语。
这一回击，大雅从容而锋颖内藏，堪比名士风流。欧阳修泉下有知，对于他千锤百炼的经典名句作如此奇妙之解，恐怕也不以为忤吧。
总之，这部书并非梅鼎祚无可无不可的编书癖发作时的惯性产物，也不能仅仅视之为明代“性时尚”的跟风作品，而应当看到其“以娼设教”所表现出来的轻视传统、标新立异的深意和胆识。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不无幽默地指出，自周敦颐《爱莲说》出，以莲花喻君子，道学家遂庆幸此花陷于老佛几十载，自托根濂溪，始得侪于道，而梅鼎祚复以莲花喻娼妓，“道学家必谓莲花重‘陷’矣”（“黄山谷诗补注附论比喻”）。此莲花之重“陷”，是鼎祚对小人物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卑贱人生投以温暖关注之目光的结果，是晚明人留给我们的独特文化遗产。
肆
《青泥莲花记》卷首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自序，实刻成于万历三十年（卷十三末叶署“壬寅三月鹿角山房雕”，本书所据底本即此版本）。因为辑录者生活于明万历中叶，所据二百馀种典籍中，必多为宋元及当时的抄本、刻本，可供今人整理有关古籍时参校异文、改正错讹。如今人整理《青楼集》，即以梅氏所录同书为重要参校；再如书中《温琬》，即《青琐高议》之《甘棠遗事》，两者相校，有多处异文，仅“一见故如梦未曾见有，而知前书所闻且非妄誉”两句，即比通行本多出九字（遗憾的是《青琐高议》整理本未能参校《青泥莲花记》）。加之梅氏父子皆以富于藏书著称，鼎祚又好搜奇书逸典，博采众籍，以成专辑，经过四百馀年的历史变迁，其中有些古籍已不存世，唯赖此书可得残简佚篇了。此书传世者亦稀，入清后因四库馆臣评为“使倚门者得以藉口，狎邪者弥为倾心”（《四库全书总目》）而被打入冷宫。直至清末宣统二年（1910）方有石印插图本问世，出版者为北平自强书局。此本曾多次印刷，装帧有四册本与三册本之异，文字则完全相同。至于明刻本，因近年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问世，已经化秘为常，普通学者皆可读见了
梅鼎祚 纂辑
陆林 校注
谭凤嬛 绘图
《青泥莲花记》是明代学者、诗人、戏曲作家梅鼎祚辑纂的一部奇书。这部书将汉魏、隋唐、宋元明间数百名妓女事迹汇为一编，苏小小、李娃、霍小玉、薛涛、梁红玉、李师师……既有小说传奇中的角色，也有史料记载的真实人物，作者以满腔热忱表示同情与敬意，认为她们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书中除了悲叹娼妓的坎坷生活外，也颂扬她们表现出来的节操与才华。文笔细腻，情节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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