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产到来！五十年前的这本书，映出了中国的当下！
傅高义（Ezra F. Vogel），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东亚研究专家，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著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邓小平时代》等名著。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了傅高义先生另一本研究日本的经典之作《日本新中产阶级》。高大上的新书宣传语是这样写的：
解读邻国经验，应对转型阵痛
深度解读日本社会快速变化之际的新中产阶级
成为“光明新生活”标杆后，新中产阶级对重塑社会的贡献何在？
有趣的是，后面还有一句似乎完全走另一个平民路线的介绍段落：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盼望孩子闯过重重考试、出人头地的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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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社会学领域的转型之作，从此以后开启了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研究生涯。1963 年，本书以《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Japan's new middle class：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为书名出版，直到 2013 年第三版才去掉了副标题，名为《日本新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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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中产阶级”是指什么
傅高义关于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受到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一书的影响，他将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中产阶级，而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称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所以本书中的“新中产阶级”并非我们现在日常概念里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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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为什么选择携妻带子去日本
攻读博士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1957 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并建议傅高义去日本。第二年，28 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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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可能写了份关于城市居民心理健康情况的报告
傅高义和苏珊娜一开始是对心理健康感兴趣，苏珊娜有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学位。他们在居住地——市川市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职员的帮助下，请当地小学校长配合挑选了六个家庭，然后和傅高义、苏珊娜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
在快要完成这项“似无新意的”田野调查工作时，傅高义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 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来，原先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不过，多年后傅高义得知，当时的研究对象，都是校长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
看来日本人也有搞任务摊派的时候……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和交流的增多，双方超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个研究对象家庭的主妇组成了“傅高义会”，而傅高义与苏珊娜只要去日本则必定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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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町”是哪里
“ M 町”是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郭沫若和他的日裔妻儿也在此居住过，现建有郭沫若纪念馆。
为了保护当时田野研究对象的隐私，书中将田野地“真间町”（Mama-cho）的真实名称隐去，改为“ M 町”（Ma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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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军功章应有她的一半
傅高义当时的妻子苏珊娜，当之无愧是《日本新中产阶级》背后的女人。她是该书田野工作的全程合作者，并在此后三十年中对 M 町的六户家庭保持跟踪随访，但是最后决定不参加写作，于是傅高义成了唯一作者。
苏珊娜也是著名的学者，出版有《The Japa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 From the Professional Housewife Ideal to the Dilemmas of Choice》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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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M 町”能代表整个日本社会吗
傅高义在后记中提到，“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就这点来说《日本新中产阶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仅仅通过 M 町这一个社区便准确捕捉了战后日本追赶西方之际的社会变迁：自该书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傅高义，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这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日本社会的同质性非常强，对于理解日本社会来说，长期观察记录一个社区居民的生活状态并加以分析，就能帮助学者了解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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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后，是中国
1963 年，几乎在《日本新中产阶级》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 1949 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对手，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1969 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 - 1968）》出版。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中日两个历史积怨深厚但又开始热络起来的国家，一度争抢傅高义这个“香饽饽”。
1975 年，傅高义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突然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
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
上海译文 2016 年出版
傅高义曾兴致勃勃地回忆过，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带队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听众里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答道：“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去问傅高义啊！”言毕，众生喧哗。朱镕基十分迷惑，忙问大家为什么笑，他人回答：“这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啊！”
1980 年傅高义在中山大学做过三个月的访问，熟悉那里的一切，制度、组织、环境、政策和人头……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
1987 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和20年前的《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2011 年，傅高义发表《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2013）一书。傅高义耗费了 10 年时间撰写该书，并且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年逾七十的时候再度学习汉语。
《邓》一书 60 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受傅高义委托主持《日本新中产阶级》译事的周晓虹教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重磅新书推荐
（傅高义作品系列）
[美] 傅高义｜著
周晓虹 周海燕 吕 斌｜译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经历重塑，虽缺乏绝对的价值体系，但却有基本的共识；传统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观念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分工、权威和育儿。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如今，新中产阶级成功的兴奋为某些焦虑所取代，他们渴望新活动、新生活、新乐趣和新意义，寻找更宏大的目标。
《日本新中产阶级》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从学术角度看，该书的研究方法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拥有了解当代生活的独特的立体视角和纵深感。有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也成为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