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历史也要反抗
或许我们不能立马推翻“线性历史”和“民族国家”,但我们有机会能重新思考民族历史,重新让已散失、被压制、被利用的历史对我们产生新的更多向度的意义,世界从一枝独占走向百花齐放总是更美丽些。
读完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中间停了大半个月,不忍卒读。究其原因就在于翻译之后的书稿语言、逻辑增加或隐藏了很多细节,导致对句子的完整理解、文章段落的逻辑连贯出现了困难,尤其是头两章。所以有的朋友劝我弃疗,有的朋友说直接读英文原版吧,于是这本书我是对照英文版,将翻译版读完的。
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困扰是杜赞奇使用了大量的材料和观点,各种著作、报刊、村志等达300多种,其中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学等诸多学科成果,著者也是中、日、欧、美、印都有。但如果不执着于作者的名字而留意其观点确实可以省去不少力气和纠结。

为什么要拯救:历史也有反抗
所谓“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就意味着“民族国家”掩盖、压制或者利用了历史的事实和意义。在文本中,“民族国家”是与“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相伴而生且以后者为话语背景的。这里的“线性历史”与“历史事实”(笔者按:此概念的使用也有局限性,在此文中兼指历史事实、意义与历史叙述而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是基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话语体系、叙述结构,随着西方经济军事实力对东方世界的冲击、渗透,全球性的历史被安排在一条线性时间轴上,形成前现代与现代,蒙昧与文明的文化、民族、国家、社会的等级差别,而且形成了一种前现代必然走向现代,蒙昧必须启蒙,最终实现个体人性自觉、国家自由的普遍历史主义执念,其中“国家自由”的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确立。
正是在这样的潮流里中国从张南皮的“中体西用”一步步走向“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走向“社会主义”,印度也才会出现孟加拉青年运动,世界也步入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的体制革命。这种强大的线性历史叙述结构反过来对于历史采取的却是压抑、利用的态度。毕竟历史会告诉我们,即使传统社会,我们个体未必就没有人性自觉,国家就没有“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形态;同时线性历史极力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合二为一,并将“民族主义”“置于表述网络中的特权地位,自视为一个囊括或维系其他认同的主身份认同”(《导论》P6),而历史与现实都存在大量的,如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含神话),甚至女性、阶级等替代性叙述与之相抵牾对抗。
虽然这样的对抗和镇压从“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结合之后一直存在,但如石投水,中国和印度大量的替代性叙述,如民间宗教、会党民族主义、封建话语、儒家大同等不断被线性历史话语用自己的逻辑消化、利用、压制下去。直到现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导论》P1)”。
如何拯救:复线历史
杜赞奇并不期望用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替代性叙述”打败“线性历史”,所谓拯救,就像从暴徒手中夺回人质,并不一定能解救人质的同时消灭强大的暴徒。“拯救”行动的意义并不在消灭,而在于让对历史的解读走向多元,历史对今天的意义走向丰富。杜赞奇所使用的方法,他称之为“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
所谓“复线历史”,并不像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单线历史”(线性历史)的反动,是一条线与两条线的区别。bifurcated history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分叉的历史”其实更能体现杜赞奇使用这一概念的初衷,以此来揭示历史事实与叙述并不是线性的,而是还有很多支流,对于线性历史叙述话语的建构存在多替代性叙述话语的挑战,而“复线历史”更强调出二者针锋相对的角色感和立场。在笔者看来,通过上面对于线性历史和历史本身的比较叙述,“分叉的历史”无疑更具有合理性。
线性历史:建构与压制
(一)历史民族主体建构与复杂历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党人在线性历史叙述结构影响下,以启蒙姿态开始建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梁任公“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第一章》P34)。他从时间分期与民族主体两个方面来建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在时间上,类比西方上古、中世纪、现代,他将中国历史做了同样的划分,并以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对应三个历史分期,其中很明显有线性历史向前推进的痕迹;在民族主体上,他要处理的有夷夏之辨、王朝与国民对立、民族主体构成等话语,最终他建立的“中华民族”也是多民族联合的历史主体。在处理的过程中民族主体建构时面临的脆弱界限问题十分突出。汪精卫、傅斯年、雷海宗与梁启超“大民族主义”不同,而主张一贯的“汉族主体”,在强调夷夏之辨来确立这样一个主体的时候,又埋下了分裂主义的祸根。顾颉刚干脆连夷夏之辨也不讲,一概称之为“先民”,甚至诸夏的起源也是“夷狄”,这都是因为不能处理众多分叉的历史叙述而归于线性历史所致。毕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执念:“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将会很快被挤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们无法形成群体团结对付来犯之敌”(《第一章》P43)。
(二)民族国家建构与会党反清复明
当孙中山用汪精卫式的民族主义推翻帝制时,反帝制与建立民族主义历史主体结合起来,而反满成为了他们联系秘密会党的最大招牌。陶成章在秘密会党动员时,将秘密会党的兄弟义气、反清复明与儒家“革命”、“大同理想”联系起来,然后又将“共和”、“平等”与之类比,这样的做法本身体现了革命党人在线性历史启蒙逻辑之下重构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里面对的又是众多“开叉的历史”,旁枝斜出。
随着帝制被推翻,满清蜕变为满族,民族主义又面对“五族共和”的事实。哥老会成员可以穿着明朝服装庆祝满清倒台,从会党出身,以会党为重要实力来源的孙中山却开始担心将会党纳入“国史”,“(秘密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所以建议蔡元培“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于民国史中”(《第四章》P132-133)。本来会党的种族意识并不强烈,革命党将民族主义情绪引入会党之中,是一种线性历史逻辑下的一种建构历史民族主体的努力。他现在压制会党在民国史中的价值和贡献,同样也是这一逻辑的延伸,毕竟会党在国民眼中所代表的“价值”会让历史民族主体的建构增加阻力。晚年孙中山对会党提出了重新的评价,一方面将会党与士大夫阶层在民族主义意识层面做了“背叛-忠诚”的区分;另一方面,会党虽然是有意义的组织,但因其幼稚而不能完成民族革命,所以必须由更高价值占有者—革命党来领导才能实现其潜在的能力。对于会党所带有的价值和封建色彩已经从最初的实然描述变成了应然叙述,通过时间的流逝,建构民族主义的努力终于压制、利用了会党所代表的历史事实和叙述结构。
建构历史民族主体与建立民族国家是同步的。完成了民族革命之后的革命党面对的是“五族共和”的局面,孙中山和梁启超、汪精卫一样提出了同化策略。片冈一尹(Kataoka)指出,1912年8月,新成立的国名党领袖倡导同化政策,并创建了一个组织,鼓励汉人到“边地”定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也没提过“五族共和”,一心投身于边地殖民的计划之中(《第四章》P139),但是这样的主张背后仍然存在实然和应然的错位。五族共和的事实和同化为单一民族的愿望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容易填平,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在今天对单一民族主义的挑战仍有力量,这何尝不是“复线历史”,但它也是在线性历史的逻辑下产生的。
(三)市民社会与“封建”建国
建构民族国家,产生现代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线性历史逻辑下要走向的“历史终结”。因为线性历史意味着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觉醒两个方面。所以一方面要有历史民族主体的民族国家,另一个则要有市民社会。二者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杜赞奇认为市民社会是指“一种致力于公共问题的话语及捍卫其自治的团体生活的自制领域”(《第五章》P144)。国家与社会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博弈,不论是卢梭的社会优先于国家,还是孟德斯鸠的“社会和政治权威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并存的,同时社会强烈反对绝对主义”的,二者最终“共存于一个创造性的平衡体之中,谁也不能消灭对方”(《第五章》P144)。
杜赞奇认为中国自古存在着市民社会的萌芽,因为“帝制时代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并不是用个人的解放或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胜利之类的赐予来审视历史,因此市民社会的成分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历史而存在”(P145),这些萌芽又存在于自清中期以来的“封建”话语。沟口友三、闵斗基指出在古代,“封建”被用来对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到了清代又被用作“限制皇权的变法计划”,至此“封建”变成了“皇权下自治空间”的表达。在此基础之上,甚至提出了另外一种从地方到中央的建国方式,在民国时期又演变成联省自治进而建立国家政权。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两种建国方式和建国理念的不同引起的(《第六章》P183-194)。在中国,由于缺乏历史基础,市民社会的发展的渐进性与民族国家极强的干涉性产生了一个畸形的结果,“扩张的国家机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排斥、消灭了自治的社会创造性。与此同时,它也未能达到实现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因为它没有办法动员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的能量和资源”(《第五章》P164),用杜赞奇的话来说,这是孱弱的国家与强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梁启超在这个过程里也由一个“封建”主义逐渐转变为一个“国家主义”。“封建”也变成无害的政治表述,“作为历史主话语的‘他者’,丧失了批评的可能性,而这种丧失又进一步导致能调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所蕴藏的具有活力的社团生活的叙述结构的失落”(《第五章》P167),最后“封建”又在马克主义的强大话语下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封建”作为一种叙述结构和话语力量在整个过程中,意义不断散失、变异,进而被压抑、被利用,最后被抛弃,这恰恰是杜赞奇“复线历史”所致力于重现的。
在线性历史这一全球话语笼罩下,建构历史民族主体、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众多的非线性叙述,也看到了这些替代性叙述结构、历史事实和价值如何被抽象化、被压制、被利用。
拯救还不必你死我活
线性历史在就像山谷,上下落差造就势能,各种不同文化种族都纷纷冲向全球性民族国家话语;历史现实却像一条长河,经过雪峰、高原、黄土、森林、麦田、沙海,承载了太多纷杂的,甚至是可变异的替代性叙述结构,两种历史以“复线历史”的台本演示对抗,各种替代性叙述结构一个个被利用、变异、散失,但体量是历史现实所拥有的巨大实力,二者的较量旷日持久,战斗枪林弹雨,或许留下的是无处不在替代性叙述的尸体,但胜利者却未必就是“线性历史”。
虽然这些话语意义散失了,被利用,被压制了,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所努力揭示的“不同身份认同或替代性的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掩盖的事实”和强调的“民族是一种不稳定和偶然的关系”,都指向“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导论》P14),或许我们不能立马推翻“线性历史”和“民族国家”,但我们有机会能重新思考民族历史,重新让已散失、被压制、被利用的历史对我们产生新的更多向度的意义,世界从一枝独占走向百花齐放总是更美丽些。
于太极精舍
2017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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