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故事

我爷爷家是个四合院。一进大门有个过道，对着一面影壁，一拐就到了院子里，有两间北屋，两间南屋，两间东屋和三间西屋。听说，以前影壁旁边还有个朝西的二门，二门旁边有个小门。进了二门是一条胡同，在胡同北墙上，北屋和南屋中间，还有一道三门。那时候南屋是会客厅，地上铺的方砖显示其地位不同。客人由二门经胡同进入南屋，家里不便见人的女眷们就从小门直接进院子了，不打照面。三门——用我奶奶的话来说——像戏台一样，朝后院那边有两个石柱，刻着一副对联——同室无私追陈氏，举家能耐效张公。谁是陈氏，谁是张公？爷爷也不知道。朝外的那边也有一副木对联——青山绿水风光好，福禄祯祥幸福多。
二门三门皆在破四旧时拆除，影壁也刷上了石灰，用来写毛主席语录。仅剩大门，和那些遗留的门槛石、石鼓和石凳，提示着这个院子当年的繁荣。会客厅如今地砖残破，光线昏黑，成了我爷爷的棋牌室，每天中午都要打上几局麻将。问今年怎么不打了？答没人了。人呢？老啦。
我爷爷家有兄弟四个。我姥爷家有兄弟三个。50年，我爷爷和姥爷一起从高小毕业，随后爷爷去济南城考中学，也不太懂得各个学校那些招生信息，就去考最好的实验中学，托一个在那里做买卖的同乡帮忙看榜。到底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一直没来个信，大概是没考上吧。后来教师人才紧缺，兴起了速成师范学校，爷爷就去读了一年师范，随后分配到高官寨教书，工资是一百八十斤小米。我姥爷呢，高小毕业后参了军，随部队到了朝鲜战场上，当了一名通信兵。大概56年复原，回家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一直没能转正，待遇比正式教师低了一大截。直到退休后几年，姥爷才转了正，但没一两年，就患病去世了。今年是第十二个年头了。
我大爷爷，当年和一个同乡一起，带着他弟弟我三爷爷，去上海投奔一个复旦毕业的，我叫年爷爷的亲戚。当时内陆交通断绝，就先到了青岛，打算走水路去上海。刚好我大姥爷那时候也在青岛。大姥爷是国军，最后一期黄埔军校毕业，当时驻军在青岛附近的一个海岛上。三爷爷年纪小，给他留了点钱托付给了一家药铺子，大爷爷和同乡就上了岛，去军队蹭饭吃。后来解放了，国军慌忙逃往台湾，大爷爷和同乡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姥爷军队走了，一走就是这许多年。
大爷爷原本已有家室，有一儿一女。大奶奶是命苦的人，丈夫远走台湾，儿子后来生病夭亡，女儿有一次被狼叼了去，所幸从狼嘴里夺了回来，没死，脖子上留下一道疤。大姥爷呢，在家时也娶了亲，但他对这个家里包办的媳妇不满意，也是呢，一个是军校毕业的有志青年，一个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于是在外从军时又另娶，把这一房家室带到了台湾。但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家里媳妇已孕有一子，或许是因为感情不好，或许是羞涩，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姥爷。大姥姥孤身一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又有了两个孙子，两个重孙子。大奶奶也是一个人，把女儿抚养长大，子孙满堂。后来人们说我大爷爷和大姥爷:有儿子的没了儿子，没儿子的有了儿子。
大爷爷呢，一开始还惦着家里的妻小，存着回家的希望，后来眼看着没什么希望了，得有人养老送终啊，于是五十几岁上另娶了一个比家里女儿还小两岁的媳妇，后来生下两个儿子，有一个孙女。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恢复三通，因为大爷爷在大陆在台湾都是教书的，没有军队身背景，就让他先来探探路。刚准备动身，查出胃癌，为治疗耽搁了几年，回来时是九十年代初。我大奶奶，性格很直爽:“等他回来，我得狠狠地打他两拳”。大奶奶常年有点咳嗽的毛病，想着赶在丈夫回来之前治好吧，清清爽爽地见他。住进了县医院，没能出来。那积攒了多年爱怨痴嗔的拳头，最终是没能落在大爷爷身上。
如今大姥爷早已入了宝岛的土，没敢告诉大姥姥，之后的那一年除夕，大姥姥也葬在了家乡，九十岁了。大爷爷身体倒还英朗，前两年又回来一次，带着两个儿子来寻根，顺便找媳妇。每年过年爷爷会给大哥打电话，两个耳背的老头，对着电话大喊，幸好海峡上的风啊，没有吹散了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