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倒》書評——一九六九，香港的某一天

（一九六九为根据徐蚌會戰后二〇年所杜撰，並無考究）
 
先從《對倒》本身來說吧，一九七二年連載與《星島晚報》，但是反響平平，直到千禧年后才迎來了轉機，相繼被出版與改編搬上熒幕，劉以鬯這個名字才慢慢被國人所知曉，《對倒》才不至於明珠暗藏，我們才有機會能夠閱讀到這部文學作品，這樣看來我們多少是幸運的。
 
不只是文學，任何一類的藝術作品都是由內容與形式組成的，因此，許多文學作品的成敗就取決於在這兩者之間的均衡與否，過於注重形式則易使文本淪為形而上的空架，但只注重內容則會讓作品成為了‘故事’。對於《對倒》而言其本身不但是部著名的意識流小說，同樣是部將結構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的文學作品，同於書名，書的內容更是將‘對倒’進行了最徹底的闡釋。多層空間結構的的對倒、人物造型的對倒、人物及其身份的對倒、情節的對倒、性別與年齡的對倒....但是這種極端的結構設置卻沒有讓作品本身失真，這就要歸功于與其高度統一與配對的內容了，並且兩者組合還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繼而催生出了一種奇特的文字美感。
 
並且這種美感不是來自于詞句之間的華麗，而是從每個文字營造出的社會氛圍中來的，而這種‘氛圍’是每部傑出的文學作品所必備的，無論是像Marquez般注重宏大歷史的史詩敘事，還是如Dino至終關注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都是需要依靠這種‘氛圍’來進行細緻刻畫的。而這種‘氛圍’通俗而言就是人物所在的‘景’，一部小說可以沒有具體的人物，但‘景’是不可或缺的，而這正是許多文本作者所輕視的，一味的追求著豐滿的人物形象，卻忘記了人物的生動是需要‘景’來塑造的，沒了這個‘景’一切都如空中筑樓般，是為妄談。
 
《對倒》在‘景’這方面便是個中高手，但是很讀者卻因此忽視了作者對於人物的精心設定，因為亞杏與淳于白在文本之中就像個帶領者般，是對讀者進行引導的線索，所以就輕視了他們的作用，但這種人物形象在諸多藝術領域都是及其特殊的存在。在文學範疇他們叫‘浪蕩子’、在電影之中則被命名為‘行走的攝像機’....並且《對倒》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因為許多旅居或定居在香港的作家，都會受到粵語的影響，進而創作出許多‘白話’類型的文學作品。所以對於不懂的粵語的讀者，文本中過多出現的俚語與人物對話的語序不同，是會感到煩惱的。而這種特殊性的延伸在亞杏這一形象上尤為明顯，首先在粵語中‘亞’與‘阿’同音同意，那麼在人物上的對倒也就成立了，阿杏與淳于白，有姓之人與無姓之人。同時他們在時間的線性上也是對倒的，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回憶，幻想，過去，未來....
 
那麼回到最重要的‘氛圍’來，《對倒》中所表現出的‘氣氛’是具有內外之分的。其中作者著重的的呈現的是外；在一九六九年的香港，亞杏與淳于白在任意的一天中，從彌頓道到花園街，從旺角到星島，從平房到大廈，從舊人到新人，從明星到劫匪...從他們的眼睛中我們能看到充斥著消费文化烙印的香港，戰後對自身前途未知的香港，一個被結構了的香港，這個香港就像那積在玻璃另一面的灰塵看得見抓不著。就如學者為這段時間的別注一樣：“一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借來的終究不是自己的，到了某一天終究要還的。這就是文本表現在外的‘氣氛’，在內就是淳于白那斷斷續續的回憶，回憶在新加坡，在山城，在上海的過去，這就是內在的‘氣氛’，雖然零散卻不可或缺，正是這內外‘氣氛’的佈景，才讓《對倒》具有了對個體生命困境的展現。
 
他們在街道上漫無目的的閒散，他們被迫與時代齒輪的滾動，他們經歷著承受香港人生活中的總和，他們展現出了一九六九年香港市民生活的縮影，他們在享受著快速發展的經濟生活，同時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物質負擔與精神困境。因為亞杏是個沒過去的人（無姓），所以她只能終日終日的幻想，幻想成為歌星，幻想影星，幻想嫁給一個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蘭德龍的男人；因為淳于白是個沒有未來的人，所以他只有永無終止的回憶，回憶他的親人，回憶他的故鄉，回憶他所牢記的一切。
 
而最為明顯的便是在結尾時，亞杏與淳于白都做了個夢，都與‘性’有關。就如自古而來人們所愛搬弄的那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而食，色，性作為人類永存的三大生存困境，在這裡同樣有了體現，當亞杏與淳于白不在為基本的溫飽（食）所愁惱時，當然亞杏連‘食’都無法完全滿足的，畢竟她吃不到魚翅。那麼色與性其實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色可以歸類為精神上的欲念需求，而性則是生理上的需求了。在色上需求看似每個人都能通過意淫來滿足，其實不然，就像亞杏不斷幻想自己未來的男人、淳于白不停的回憶自己過去的女人一樣，他們的需求並不能通過這種方式得到解決。那更別談性了，一個年方十五，而另一個以年過花甲，年齡成為了他們需求的最大障礙，作者為了破除這一障礙，很偷巧的搬用了夢境，並且在夢境給出了很明確的指向。淳于白在夢中被蛇所纏繞，畢竟蛇性本淫是都認同的，而亞杏則因過多的幻想性愛而夢見狼人，被狼人追趕逼至懸崖。這就是他們的精神困境，一種無法根治的矛盾。
 
這便是劉以鬯對香港記憶的致敬與回溯，這一切同樣都包含著它的政治性，畢竟政治無法超脫與物外，這對於其他任何事物都是相同的，他們可以用同一種方式去思考，更是可以用同一種語言與形式來表達，或許那排骨茶與黑狗在燈柱上撒的尿的味道並無兩樣。
 
（PS；以上的評論是基於長篇《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