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家物语》第四卷阅读笔记

关于神器
在第一节《严岛行幸》中提到了高仓天皇禅位时，“神镜、神玺、宝剑这三件神器照例是要传给新帝的”。根据注释可以知道，这三样神器都和天照大神的降临有关。“传说古时天照大神隐藏起来，世上没有阳光，因此诸神齐集，造作此串，歌舞大笑，诱她出来，并以镜照她，不让她再躲藏，这就是镜和玺的由来。宝剑则是天照大神的弟弟素戋鸣尊从八头大蛇身上取出的。”
在中国古代，王权的象征是九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大禹将夏分九州，制九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秦始皇曾经下令在泗水捞鼎，唐代武则天知九鼎难求，重铸九鼎，都是为了证明皇权神圣。
由此可见，日本的神器来自于天照大神的赐予，具有神秘和神圣的意味。而中国古代的神器则是贤明的君王所造，代代相传，承载的是上古圣人治世的理想。
日本武士与中国刺客
在第五节《信连》中，高仓宫谋反的阴谋破败，仓皇逃跑，信连拒绝跟随高仓宫一同逃跑，认为“作为手执弓矢的人这岂不有损声名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对于武士来说，他效忠的对象是他的主人，即使他的主人此时被冠以叛变之命。所以只要能帮助主人逃脱，就算是面对前来宣旨的使者，也不必遵命，甚至可以违抗。当信连被捕后，他说：“今天晚上突然有穿着铠甲的人闯进来，问他是什么人，说是什么宣旨的使者。那些山贼、海贼、强盗等，往往自称是公卿家的公子，要不就说是宣旨的使者。所以我就说什么叫宣旨，便砍杀起来。”这一层说明了他抗旨杀敌的正当性，表现了武士的智慧；又说“假如我认真准备，身穿铠甲，手持钢刀，那些所谓的官差怕是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这一层说明他现在之所以被捕，并非是自己的功夫不够好，表现了武士的勇猛；又说“亲王现在哪里我不知道，就是知道，身为武士我也绝不会说的，拷问审讯又有什么用呢!”这一层说明他对主人惟命是从，表现了武士的忠诚。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日本武士来说，智慧、勇猛和忠诚都是必不可少的素质。第六节里泷口竞所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应率先为主人效命”，乃是他的忠；他以反间计潜入平宗盛家，获得他的信任，最终获取宝马，乃是智；并且在第十二节的厮杀中自尽而死，乃是勇，也是同样的道理。
另外，在第十一节《高仓宫之死》中，跟随高仓宫的鬼佐渡、荒土佐、荒大夫、理智城坊的伊贺公、刑部俊秀、金光院的六天狗等人，看到高仓宫被斩首，仍然全力奋战，最后战死沙场，以生命为代价为死去的主人报仇。可见这种忠诚并不因主人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令人想到了《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三度为智伯报仇，曾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其忠诚的基础是知遇之恩，而在《平家物语》中，虽然对武士智勇多有描述，但并不清楚主人与武士之间是否也存在相似的情感基础。
延历寺和兴福寺
作者对于寺院和僧人少有褒贬之辞，但是在第七、八节接连引用了三井寺写给延历寺和兴福寺的两封信以及他们的回信，对比之意明显。三井寺与延历寺同属天台宗，信中言：“延历、园城两寺所修皆为天台法门，犹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但是山门的僧众却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们的忤逆，因先前已经获得了平清盛的赏赐，无助力之意。联系前文，山门僧众因立匾而引起纷争、攻打皇宫、抬神舆、以及本卷开头因高仓上皇行幸严岛而宣泄不满，无不是因其宗派的地位名声而起。另一边，是法相宗的兴福寺，称三井寺对高仓宫的保护是“义举”，并且承诺帮助它“尽除逆臣贼子”。但从后文可知他们并没有派出僧人来支援三井寺的行动。延历寺的僧人时时要维护山门的地位，兴福寺亦听从神灵的旨意指斥奸雄，但是关键时刻，他们却是不敢轻易和平清盛的军队相抗的。
第十六节《三井寺》被焚再一次证明，当寺庙的僧众和统治力量对立时，他们一定会成为剿灭的对象，佛堂、宝殿以及经卷皆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佛教对于入道相国来说，只是他提高声望的手段，尊奉神灵，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如果寺庙和僧人发展成为对抗的力量，则需要以现实世界的蛮力镇压这一宗教世界。
这一节还提到了唐武宗灭佛的故事，根据《资治通鉴·唐纪·会昌五年》的记载，天台山的僧人在会昌法难期间并没有直接对抗朝廷，而是奔亡至不受朝廷约束的幽州。李德裕使使者告诉幽州节度使曰：“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节度使张仲武于是下令：“有游僧入境则斩之。”由此可见，被三井寺视为模范的清凉寺和尚，事实上在唐武宗灭佛期间，四散零落，周游无依。
战争叙事中的双重视角
就我所阅读的《左传》中的战争叙事而言，《左传》的作者往往在战争前夕详细地描述两方的备战情况以及统帅的道德品行，根据其言语中的褒贬往往可以预知战争的结局，并且将其归因于道德。但是《平家物语》的战争叙事，对军队双方的战术、将领以及谋士均有侧重，在战争叙事结束以前，也很难预知战争的结局。
第十一节《桥头激战》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双重视角，战斗中的双方分别属于不同的势力。入道相国将高仓宫视为反叛者，高仓宫将入道相国视为逆臣贼子。但是作者在叙述中对于双方阵营中勇猛的武士施以浓重的笔墨，标示赞赏。三井寺一方，是五智院但马，“箭从上面射来就伏下身去，从下面射来就跳闪过去，从正面射来就用长刀拨落。无论是对面的敌人还是自己的伙伴，都看呆了。” 净妙明秀不仅箭法精准，而且第一个过桥，“人们都不敢走的架空的桁条，在妙净坊脚下就象走在京城的大路上一样。” 一来法师越过明秀的肩头，最终战死。而在平家的阵营中有足利又太郎忠纲，指挥军队过河，“在他的指挥下，三百多军兵，未失一骑，全都渡到对岸去了。”
赖政和桓温
第十二节《高仓宫之死》中讲到了三位入道赖政临死之前唱歌，歌曰：叹我如草木，终年土中埋；今生长已矣，花苞尚未开。感叹自己一生无所作为。在第十五节《怪鸟》中，作者追述了赖政的生平，虽然在保元和平治的叛乱中屡立奇功，但是少有封赏，因此多次吟诗：守护深山知人少，隐身树后赏月光；但觉已迟暮，伏枥叹骥老，终于获得了上殿的资格，他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建功立业，芳名不朽。至于他的叛乱，也是因为难以忍受平家的羞辱：“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等待以后的机会吧”，于是劝说高仓宫谋反。由此可见赖政对“名”的执着。这使我想到东晋大将桓温。《晋书·桓温传》记载：“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世说新语》有记载他有“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之狂言，虽心怀异志，亦不失为慷慨使气。可见对于中国和日本古代的豪雄之士来说，这种内心的不安和焦虑是相同的。